“去那个时代再活一次”,贾樟柯拍了22年的《风流一代》上映
乐活
2024-11-26 12:14
北京
“这部影片花了22年时间拍摄,我们就用22天,来告别这22年。我想我们用这22天,用一种最具仪式感的观影形式,跟这个世纪 ‘俱往矣’ 的20多年时光,跟 ‘风流一代’ 的风流过往,作个告别。”—— 贾樟柯11月22日,由贾樟柯执导,赵涛、李竺斌主演的电影《风流一代》正式在全国上映。影片延续了“贾樟柯宇宙”中关于巧巧和斌哥的叙事,在又一个平行时空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起伏流转。这是一部限时上映22天的电影。贾导在定档时曾表示,对于想看《风流一代》的观众来说,22天“足够相逢”。
前苏联电影大师大卫·考夫曼(David Kaufman)更为人知的是他的别名Dziga Vertov(吉加·维尔托夫),意为“旋转的陀螺”,也确实为电影界带来了最初期的眩晕。1929年,维尔托夫拍摄了《持摄影机的人》,影片在片头宣布自己是 “用电影传达可见事件的实验……没有字幕……没有剧本……没有布景、演员等”——换句话说,这是部纯粹的电影,维尔托夫并非自吹自擂。影片以万花筒般的手法描绘了几个城市的生活,莫斯科、基辅,尤其是阳光灿烂的敖德萨,从影片中可以看出,20 年代末苏联的生活似乎相当欢乐,尽管下一个十年开始后就不是这样了。片名自我反思地描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摄影师正在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一位摄影师扛着摄像机四处游走,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意记录城市生活,比如大胆地悬挂在有轨电车上拍摄。但这也是影片的主题:人与电影。维尔托夫展示了机器和工厂,并直觉地认为这就是电影:影像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内燃机给人类带来了速度的新体验;现在,电影摄影机给我们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感知和创造的新速度。2001年,数码摄影机刚刚开始流行,随手拍摄成为一种可能。在《持摄影机的人》的影响下,贾导开始着手拍摄一部电影,起名为《拿数码摄影机的人》。《风流一代》的讲述在贾导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悄然进行。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理论提到,电影设备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的记录生活实景,成为捕捉和构建现实边界的一个工具。数码摄影机打破了传统电影工业的规则,更解放了创作者的创作意识。在《拿数码摄影机的人》这个题目之下,贾导带着一个小团队开始了没有特定目的和形式的拍摄。他们只在喜欢的城市和喜欢的地点拍摄,有时是纯粹的纪录片,有时会有一个小剧本。贾导一开始对这部电影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只是知道自己想要记录下演员与空间和城市互动的瞬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只是一个拿着数码相机的人,我的想法是找到一种突破传统电影工业程序和制作模式的方法,摆脱从剧本直接到电影的过程。”巧合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正在经历重大变革: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还赢得了 2008 年奥运会的申办权。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那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年代,人人都是那么的蠢蠢欲动,这让我很想拍。”本以为两三年就应该完成了,但拍起来就发现没有终点。“我不知道这个收集过程何时结束,因为我希望它是大规模的、非线性的、印象派的。”“如果你看看过去拍摄的很多电影,它们往往遵循一种逻辑和因果的思维方式,几乎就像物理规则一样,是非常线性。这是我试图想要突破的,不是从传统的物理规则来思考电影制作,而是更像量子物理学。这更多地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情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互影响的因素,而这些事情表面上甚至可能互不相关。”在和Deadline的采访中贾导说。连续22年、横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1000多个小时记录,在疫情来临时,终于画下句点。疫情期间,贾导曾在一篇名为《步履不停》的文章中写道,“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两种:经历过战争的,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种经历的差异,代表着对人性和社会的不同理解视野。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也是在疫情期间,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电影的理解,他敏锐地感知到一些东西的落寞和终结,同时也意识到,他需要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开始。开始创作《风流一代》时,贾导的首要任务是将他的所有素材数字化。“我突然意识到,这 20 多年来我用胶片捕捉到的事物和素材,已经被我遗忘了太多。”创作《风流一代》也算是一种时间机器。“你会看到技术是如何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年代的人的外貌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最让我难忘的,也是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看到了社会的氛围和情感是如何转变的。”为了梳理出一条叙事主线,贾导和剪辑师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最终在千头万绪的线索中确立了巧巧和斌哥的感情故事,影片的支点由此确立。漫才的记录里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巧巧”和“斌哥”,他们都是贾导过去二十年作品中的碎片。“巧巧”和“斌哥”相爱,是《任逍遥》时候的激情萌动;“斌哥”的离去,是《三峡好人》里废墟下的阴郁;两人的再次重逢,是《江湖儿女》千帆过尽的唏嘘。我们看到《任逍遥》中的巧巧游走在破败的大同,在劲歌热舞中走秀、蹦迪、谈恋爱,后来又变换为《三峡好人》中的沈红,或者是《江湖儿女》中的巧巧,身穿那套熟悉的黄色衬衫和白色裤子,穿梭在三峡老城的废墟中茫然地寻找爱人,同时,从2001年众人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狂欢游行,到2006年为建设三峡大坝拆迁的奉节旧城,再到2022年疫情期间的城市生活,影片将视点扩散到更广阔的范围。在和Film Comment的采访中,贾导分享了关于故事的选择:“我有很多素材,很有可能创作出另一个故事。但如果我要怎么做,我必须找到一个情感上合适的时机。”“这个项目之所以如此令人生畏,是因为镜头提供了多种选择。它几乎就像天空中的云朵:你可以纵向或横向移动。这给了我很多思考,尤其是在如何安排影片结构方面:是在空间上,根据不同的地点和城市,还是在时间上,缩小到一个特定的时代,甚至是这些时期发生的变化。”最终贾导决定以赵涛为载体,带领观众进行一次情感之旅。通过她的视角,来体验一个个体是如何经历时代变迁的。在国内公映后的一次问答中,贾导也提到,“我也会想,如果我们只是拍一个爱情故事,为什么不像《江湖儿女》那样用两个月再造一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要拍22年?这样影像的价值是什么?我想,它们的价值正在于让人们找回体感,去那个时代再活一次。”贾导花了很多精力去构思影片的开头,试图找到能奠定整个影片基调的第一场戏。当他看到一群中年女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互相起哄唱歌时,心想就是它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甜蜜的关系,在今天可能不常见了,如今的城市对陌生人有足够的包容,但人与人之间也很难走近。”在和“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贾导说。变化是必然的,22年的时间,演员从20出头的青春年华到如今40多岁步入中年,我们能看到时间在他们脸上施展的魔力。20多年前我们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不一样,城市空间也不一样。所有这些用语言难于表达的变化,影像却能直接展现。而这些变化只是世界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中的一下部分。在和The Film Stage的采访中,贾导特别提到,“就我个人而言,在整个剪辑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最容易遗忘的元素就是特定时代的声音。通过剪辑,我得以重温和重听逝去世界的歌声。我认为,在我们的回忆中,用文字、图像和照片保留视觉记忆很容易,但声音记忆却很容易被抹去。我很幸运能够记录下不同时代的歌曲和声音。”“城市曾经充满了噪音。比如说我能听到摩托车的引擎声它们发出巨大的噪音。现在人们仍然骑摩托车,只是摩托车变成了电动的,没有噪音了。我也怀念噪音的震动,尤其是自行车的噪音。现在,自行车也变成了电动的—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样。用石油驱动的喧闹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进入了可再生能源时代;这是一个无噪音的时代。”作为70年代的人,巧巧和斌哥正是贾导镜头下的“风流一代”,“这一代年轻人处在社会变革的开始,一切都不成形,就的秩序在打破,在摸索的阶段,它呈现出一种生命力,野蛮生长的生命力。”比起《风流一代》,或许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更直观。在贾导看来,巧巧是被浪潮困住的人,而斌哥是被浪潮击碎的人。“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件特别让我着迷的事”。一开始,她是一个依赖感情的女人,远赴奉节千里寻人。等到30岁左右,她发现自己陷入的是一段非常虚妄的感情,于是决绝地提出分手。当她融入跑步的人群,她终于找到了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最终电影在巧巧的一声呐喊中戛然而止。《风流一代》中的巧巧,最大的变化是成为了一个沉默失语的人,偶尔的几句表达也是用字幕来代替。其实,最早的剪辑版本里,巧巧是有很多台词的。在和Film Comment的采访中,贾导提道让角色保持沉默的灵感来自于他在老素材中捕捉到的一个特别的瞬间:赵涛在三峡的船上试图买一个盒饭。在这些船上,机房通常是小贩们卖盒饭的地方。由于是机房,通常会非常嘈杂,人们会扯着嗓子嚎叫,希望能听到他们的叫卖声。“我在拍摄这段视频时,赵涛走过来问我,她可以用眼睛买盒饭,为什么还要大声说话?”她一开始怀疑小贩亏待了她,只给了她米饭,但当她开始吃饭时,她突然笑了,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小贩。“这真是太美了。我想这就是我想在影片的其余部分捕捉和表达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社会,有一种人不善言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这就是贾导想要捕捉的感觉——她有那么多话要说,她经历了那么多,但她都藏在心里。整体来讲,这部影片里,人物的对白都被降到了极致。这跟贾导以前的电影不同,比如《三峡好人》的情节性是很强的,你会跟着人物去解决问题。但是“《风流一代》是希望观众打开五感,更多地去感受和体验我们曾经经历但已经逝去的时代,感受当时的环境、空间、场景,尘土墙上的画和手里面的东西。”泡沫饭盒、键盘手机,我们都已经很多年都没用过了。“很多东西,拍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因为它是新出现的或让人很有感触的,我们就拍了下来。可能到今天,大家会说,你们拍了很多时代的符号,但当时我不知道那是符号,也不知道它到今天会成为一股那么强烈的情感力量。”在广州路演时贾导分享道。“很多事物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轰轰烈烈,但消失的时候悄无声息。电影中的那些人也是一样,他们来了,去了,谁在关注,谁又能说些什么。”旧的材料,过去的故事,跨越年代的讲述,这些都让《风流一代》看起来像是某种结束。但对贾导来说,它反而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我情愿拍一个有很多人讨厌,也有很多人喜欢的电影,但至少我的回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风流一代》在戛纳首映时贾导和“毒眸(id: Domoredumou)”分享道。“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二十多岁就稀里糊涂地拍了处女作,后来的一切也都很顺利,现在我五十多岁了,我希望能离电影工业远一点,离自我跟当代艺术近一点,来重新构建电影的可能性,做一些更活泼的、更实验性的、更自由的事情”。“拍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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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