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会上瘾”,阿莫多瓦早该拿奖了!

乐活   2024-09-09 09:34   北京  

‘Life needs fiction to make it bearable.’ 

-  Pedro Almodóvar


周六,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凭借新片《隔壁房间》赢得了威尼斯金狮奖——这是他的第23部电影作品,也是他的首部英语长片。上周早些时候,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时获得了18分钟的起立鼓掌。

这位 74 岁的导演在过去 40 年里一直是电影界的中流砥柱,备受赞誉和崇拜,他本人几乎就是一个行业。2019年,阿莫多瓦在威尼斯获得终生成就奖,1999年,他的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无缘那一年的戛纳金棕榈,而2019年半自传的《痛苦与荣耀》也最终败给了奉俊昊的《寄生虫》。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次竟然是阿莫多瓦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拿到最高奖项!但在影迷们心目中,阿莫多瓦的影史地位其实早已无需任何奖项来证明;换句话说,他早就该拿大奖。


《隔壁房间》改编自Sigrid Nunez的小说《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由蒂尔达·斯文顿和朱利安·摩尔饰演两位老朋友,涉及安乐死和气候变化。斯文顿饰演的战地记者已癌症晚期,她计划服用从网上获得的安乐死药片。她希望摩尔饰演的畅销书作家在她服药时陪伴在她身边,“我会开着门睡觉,如果哪天你发现门是关着的,说明事情已经发生了”。

《隔壁的房间》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但它同时也是一部阿莫多瓦的电影,这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部关于生命的电影。


阿莫多瓦是继路易斯·布努埃尔之后西班牙最著名的导演。他身材魁梧,面色苍白,因为患有光敏感症,戴着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头顶的白发像是鸟编织而成的。

阿莫多瓦于 70 年代末开始执导故事片。早期的电影涉及当时被视为禁忌的主题。他的故事模糊了同性恋和异性恋、喜剧与情节剧、高雅与低俗艺术之间的界限。他在电影中塑造的人物挑战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将有争议的内容与轻松愉快的氛围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激进而又平易近人的电影语言。这些电影摒弃了弗朗哥时代的压抑,象征着西班牙文化的重生。阿莫多瓦对这些题材的处理使他脱颖而出,成为西班牙电影界的开拓者和先驱。

近年来,阿莫多瓦拓宽了自己的题材和基调。他与弟弟奥古斯丁共同经营着自己的制片公司 El Deseo(欲望)。在 El Deseo 的保护伞下,阿莫多瓦想拍什么电影就拍什么电影。就像伍迪·艾伦一样,每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电影问世,但没有两部阿莫多瓦的电影是相同的。他的美学越来越难以确定。评论家们经常宣称,阿莫多瓦终于不再喜欢性别游戏和谋杀配偶的情节剧,但他的下一部电影却又证明他们错了。

los problemas reales
1949 年,阿莫多瓦出生在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地区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一名骡夫,带领一支由 20 头牲畜组成的队伍穿越莫雷纳山脉,向安达卢西亚的哈恩运送葡萄酒。“但那是一个有汽车和卡车的时代”。
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的父母实际上生活在 19 世纪,而他们生下的儿子却几乎像一个 21 世纪的孩子。”

他主要在女性的陪伴下长大,从小就开始崇拜女性。他认为女性是西班牙的秘密力量。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女性,西班牙才能在战后幸存下来”。在 1988 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将 “西班牙父亲” 描述为 “压迫、镇压、阉割”。当男人们外出工作时,女人们抚育孩子,处理生老病死——阿莫多瓦称之为los problemas reales。

《回归》2006年

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妇女们在镇上的墓地里聊天,为她们家族的死者扫墓。这基本就是我们在他2006年的电影《回归》中看到的景象。其中部分场景就发生在他出生的地方附近。“死亡消失了,因为重要的是鲜花和对话”。他说,拉曼恰的每栋房子都有巨大的室内庭院。女人们在那里做蕾丝花边,闲聊。

痛苦与荣耀》2019年

“榜上有名的是婚外生子和自杀,有人投井自尽,有人悬梁自尽”。他立刻感受到了故事的力量。“这是恐怖与活力的混合体,这是我最不想长大成人的地方。”

生活需要虚构来让它变得可以承受”
1958 年,9 岁的阿莫多瓦随家人搬到了西班牙最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临时搭建的土坯房、陡峭的石板路和尘土飞扬的贫瘠土地。

痛苦与荣耀》2019年

他的母亲靠给不识字的邻居读信和写信维持生计。阿莫多瓦在母亲肩上读信时,发现信纸上的字与母亲嘴上说的并不一致。
他说:“她会即兴发挥,说一些信里没有的东西。我妈妈认识所有的邻居,她认识奶奶和孙女,知道他们是如何相处的。于是她就编造了一些东西。例如,如果她发现没有人问候奶奶,她就会说:‘我希望奶奶一切都好,知道我很想她’。信里可没有这句话。”
1984年,阿莫多瓦和母亲弗朗西斯卡·卡瓦列罗在《我为什么命该如此》幕后
回到家后,他问母亲为什么要编造奶奶的事。他妈妈看着他回答说“你看到她有多高兴了吗?”
一开始,谎言让阿莫多瓦震惊。但是,随着长大,他开始用母亲在他 10 岁时送给他的 Olivetti 打字机写故事,他逐渐理解了母亲行为的意义。“我意识到她给我上了多么重要的一课:生活需要虚构来让它变得可以承受。我们需要小说,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好”。

阿莫多瓦和母亲

阿莫多瓦曾说过,他笔下的许多角色都是受他母亲的启发。他说:“她有通过能力虚构事情来解决问题。”他解释说,与家中的男性相比,女性 “会以最自然、最轻松的方式解决各种情况,她们会假装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以保护我们这些孩子,而且她们是以最坚定的信念这样做的。生活中充满了这些微缩的戏剧、场景,人们被迫表演或伪装,而女性是天生的演员”。

《不良教育》2004年

阿莫多瓦的父母把他送到天主教寄宿学校,打算培养他成为教会的一员。他的歌声很美,神父们都很欣赏他,但他讨厌这种专制的教育。还有一些神父对学生进行性虐待。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天主教的神秘和华丽所打动。“我会去做一年的弥撒,然后他就会现身”。但上帝一直隐身,阿莫多瓦很快就停止了忏悔。
他已经找到了其他崇拜的东西。Matías López 巧克力的包装中附带的演员插图被称为cromos。他说:“那些cromos的世界,就是我想要的归属。而不是一个年轻女性因为怀孕而被关在家里的世界。”

《不良教育》2004年

他和小他七岁的弟弟奥古斯丁成了电影的常客。在他们生活的小镇,观众需要自带椅子观看电影。“夏天,电影被放映在一栋建筑的墙壁上,而在其他时候,这堵墙则被男孩们用来撒尿。”大多数时候放的都是意大利西部片,但他们也看了布努埃尔的《被遗忘的人们》,伯格曼的《处女泉》,奥逊·威尔斯的《午夜钟声》,安东尼奥尼的《夜》,并两次爱上了让娜·莫罗。
那时,阿莫多瓦已经意识到,他不仅想看电影,还想拍电影。17 岁那年,他从天主教学校回家,告诉父母自己要搬去马德里。父亲威胁要把他交给国民警卫队。但阿莫多瓦还是走了。

马德里
1967年,阿莫多瓦带着令人生畏的活力来到首都马德里。很快,他就留起了墨西哥式的小胡子和长发。他做过各种零工,包括在一家舞厅当dj,以及在需要嬉皮士的电影中当临时演员。1969 年,他开始在西班牙电信公司 Telefónica 工作,他的雇主开始依赖他。“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每家公司都需要一个完美主义者”。在那里工作期间,他开始了自己第一部长片的剧本创作。

阿莫多。。瓦

当时弗朗哥将军仍在掌权,压迫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但当阿莫多瓦出现在马德里时,弗朗哥已年过七旬,对艺术表达的压制正在松动,至少在大城市和大学里是这样。
阿莫多瓦打算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但马德里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弗朗哥几乎将其关闭。
作为一个独立主义者,阿莫多瓦买了一台超8摄影机,开始独自拍摄短片。没有预算,没有钱,尽管摄影机无法录制声音,他还是写出了完整的剧本,并根据他的朋友中谁来参加拍摄而改变角色。

他在酒吧、迪斯科舞厅和美术馆为朋友放映这些影片。他即兴创作对白,有时对演员的表演进行评论,而跟随他来到马德里的奥古斯丁则用录制的音乐为影片配乐。
阿莫多瓦的早期电影受到马德里反文化场景的追捧,是当时马德里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 “La Movida” 的一部分,这场运动主要发生在马拉沙纳(Malasaña),一个由破旧的仓库和喧闹的俱乐部组成的街区。

“弗朗哥必须死,我才能活”
“La Movida”是一个松散的艺术家联盟,在弗朗哥去世后蓬勃发展。他们从英国朋克、美国新浪潮、60年代性革命、安迪·沃霍尔的工厂等几乎所有事物中汲取灵感,但它也是一种纯粹的西班牙现象,是创造力的大爆发,是对数十年压迫的反应。
视觉艺术家、音乐家、毒贩、同性恋者、易装癖者和学生们彻夜聚集在简陋的场所,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反常和日耳曼人的焦虑转化为西班牙人的活泼、激情和幽默。

阿莫多瓦形容 “La Movida” 的日子是 “梦想成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他指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他逃离了家乡,弗朗哥也下台了。“弗朗哥必须死,我才能活”。
晚上,他写连环画故事,表演边缘戏剧,在乐队中唱歌,在酒吧放映电影,白天,他在国家电话公司工作。在长达 12 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办公室管理员,负责处理被退回的故障电话,直到 80 年代他的电影事业起飞后才辞职。
尽管阿尔莫多瓦热衷于马拉沙纳的夜生活,但他的一只眼睛始终盯着出口。
“我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可以置身于洪流之中,而不会被冲走”。他不想成为一个pasota——当时这个词指的是懒鬼,也不想成为一个安迪·沃霍尔模式的实验电影制作人。他对电影感兴趣的是电影讲述故事的能力。

“muy punk"
他最初试图用散文的形式记录“La Movida”,但他认为自己不具备写小说的天赋(他至今仍称自己为 “受挫的小说家”)。因此,他在剧本上下功夫,使剧本充满曲折。

70 年代中期,他在当地演出了萨特的作品《Dirty Hands》,在剧中扮演了 “最小的角色”——只有三句台词。在剧院里,他与一位名叫卡门·毛拉(Carmen Maura)的知名女演员成了朋友,他喜欢看她化妆的样子。她后来为他主演了七部电影,成为他最著名的缪斯女神。
70 年代末,毛拉和另一位演员费利克斯·罗塔塔(Félix Rotaeta)帮助阿莫多瓦完成了从超 8 短片到 16 毫米长片的转变。他们在朋友中发起募捐活动,筹集到了八千美元。
与此同时,一家前卫杂志邀请阿尔莫多瓦写一些“muy punk”(更朋克)的作品。作为回应,他开始用连环画说明叙事:讲述的是一个夜总会关于生殖器大小的比赛。弗朗哥刚刚去世,这种下流幽默在当时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共鸣。许多年轻人怀疑新的政治自由的价值,但他们从不贬低自己的性自由。

阿莫多瓦没有发表这部叙事作品,而是决定将其作为一部影片的核心。阿莫多瓦的第一部长片电影《烈女传》(Pepi, Luci, Bom)在 13 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周末进行拍摄;由于没有钱,拍摄被迫中止。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都花在了食物和酒上。他在一档西班牙脱口秀节目中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人们必须满足”。

《烈女传》拍摄现场

《烈女传》虽是一部业余作品,但却是一部成功之作,它像阿莫多瓦的几乎每部电影一样,将重点放在了女性之间的关系上。男性只能充当配角,很少能起到支持作用。Luci 是一名受虐狂,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一名警官),爱上了 Bom(一名施虐女王)。

《烈女传》中的阿莫多瓦

《烈女传》于 1980 年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放映。一些影评人抨击影片制作水平低下,但也有人认为这证明了影片的紧迫性和文化真实性。谁会在意导演是否没有给演员正确地安装麦克风呢?El Periódico 敏锐地称赞阿莫多瓦是 “一位顽固而热情的次等电影捍卫者”。这部电影成了马德里深夜的主旋律——在马德里的阿尔法维尔剧院上演了三年,场场爆满。

"即使是斯科塞斯本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西班牙的电影制片人开始来找阿莫多瓦合作,但他在创作控制权问题上不断与制片人发生争执。比如投资方想要让自己的妻子出演,制片人想要删除某一个角色。
阿莫多瓦和弟弟奥古斯丁
1985 年,阿莫多瓦和弟弟奥古斯丁一起创办了 El Deseo,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阿莫多瓦免受此类争斗。奥古斯丁负责经营业务。他的职业是化学教师,他在 El Deseo 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佩德罗拍出他想要的电影”。他也在阿莫多瓦的电影中扮演过小角色。
兄弟俩商定了严格的规则,这些电影的预算不高,大约在 1000 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阿莫多瓦以后将永远拍摄人们在房间里进进出出交谈的电影,而不是在汽车里互相炸毁的电影。

《胡丽叶塔》2016年

创建自己的制片公司让阿莫多瓦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奢侈:他可以经常从第一页拍到最后一页,而不是按照最便宜的顺序。阿莫多瓦认为,按时间顺序拍摄的方式能产生更有说服力的表演。他说:“我作为导演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是奥古斯丁给我的。这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即使是斯科塞斯本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Muy muy underground"
《崩溃边缘的女人》是阿莫多瓦的第八部长片,也是他在 El Deseo 旗下的第二部作品,于 1988 年上映。这部电影的剧本改编自让·谷克多的戏剧《The Human Voice》,剧中一个女人在电话中与一个看不见的情人说着分手的话。

《崩溃边缘的女人》1988

阿莫多瓦在八年内拍摄了六部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预算和观众。他说他想回到过去,拍一部更地下的电影,只有一个场景。
但他觉得剧本太轻描淡写,于是提前 48 小时开始创作,将谷克多对处于危机中的女性的强烈描绘,变成了各种被男人背叛的女性和她们自己轻信爱情的天性的闹剧。故事疯狂到令人晕眩的地步,情节围绕着主角打算献给不忠男友的掺有安眠药的凉菜汤展开。

影片的紧张刺激部分来自于剧本,部分来自于它的外观——异常明亮的波普艺术布景,采用与电影胶片相呼应的超宽格式拍摄。电影中的一切——从马德里天际线的雄伟景观到凉菜汤,让一个又一个人进入梦乡,仿佛他们是歌剧中的人物,而非现实。
《崩溃边缘的女人》既是对西班牙解放的恶搞,也是对西班牙解放的颂歌。就像阿莫多瓦脱胎于电影界一样,该片乐观向上,热衷于取悦观众。当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并在国际票房上大获成功时,他的母亲说,这也许是打电话给西班牙电信公司要回他原来工作的好机会。

“我可以非常专制”
阿莫多瓦电影中的演员团队也随之声名鹊起。多年来,他亲手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基卡》1993年

他在酒吧招募了罗西·德·帕尔马。他在标志性的Café Gijón找到了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当时这位 19 岁的年轻人正在玛丽亚·格雷罗剧院看完演出后与朋友们一起休息。班德拉斯记得,当时有一个提着红色塑料公文包、快言快语的男人和他们坐在一起:“他对我说:‘你有一张浪漫的脸。你应该去拍电影。’然后他就离开了。”不久之后,班德拉斯接到了《激情迷宫》的片约。

《崩溃边缘的女人》1988

佩内洛普·克鲁兹在出演一部西班牙喜剧后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朋友说, ‘阿莫多瓦来电话了’。我还以为是个玩笑。能与他通话,她感到非常荣幸。”她回忆说:“他几乎是一个政治人物,是变革和民主的代表”。他答应她,“我会给你写一个小角色”。这就是 1997 年剧情片《活色生香》中的一个角色。此后,她又出演了他的四部长片。

《破碎的拥抱》2009年

特吕弗曾将导演定义为驾驶一列没有刹车的火车,并努力使其保持在轨道上的人。为了保证拍摄的顺利进行,阿莫多瓦会制定整个拍摄计划,然后精确地指导演员。“我不想说这是唯一的方法,但我主张编写严谨的剧本,反复推敲,在纸上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剧本里有问题,拍摄时就不可能解决”。

《不良教育》2004

他对演员进行大量排练,在他们面前扮演角色,向他们示范台词应该如何念。他经常对每个场景进行多次拍摄,有时甚至不给予反馈;与大多数导演不同,他边拍边剪辑。演员们则常常无法判断一个镜头何时成功。班德拉斯称这种经历为 “非常有创造力的地狱”。阿莫多瓦不喜欢自以为是的演员技巧——任何干扰他导演的东西。他说,“我可以非常专制”。
他的方法最终疏远了卡门·毛拉。八十年代末,他们的争吵成为西班牙的头版新闻。

《回归》2006

1990 年,阿莫多瓦带着一块柏林墙碎片出席戈雅奖颁奖典礼,并在台上宣布,如果柏林墙可以倒塌,那么他和毛拉之间的墙也可以倒塌。2006 年,她18年来在再一次出演了阿莫多瓦的电影《回归》,在片中饰演一位幽灵般重返女儿们生活的母亲。

“讲故事会上瘾”
在《崩溃边缘的女人》之后,阿莫多瓦收到了许多来自好莱坞的邀请。1992 年,他拒绝了讲述修女歌唱的喜剧片《修女也疯狂》,而在上世纪初,他几乎同意执导《断背山》。对于这些拒绝,他说:“也许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的英语。也可能是因为,尽管他们总是告诉我,我有艺术自由,但总有那么一刻我不是很相信。”
1989 年,阿莫多瓦和他的偶像比利·怀尔德见面了,怀尔德告诉阿莫多瓦“无论如何都不要来好莱坞”,他说在那一刻,他从怀尔德的眼中看到了 “妥协、失败和误解的回忆”。
最终阿莫多瓦还是留在了马德里。阿莫多瓦在马德里的寓所就在马拉沙纳区附近,这里曾是 “La Movida” 的艺术家们狂欢作乐的地方。如今,马拉沙纳区已被 “贫民窟化”,昔日的喧闹已被 “彻底消毒"。

他独自生活,除了他的书籍、3000 张 DVD 和他的猫 Pepito 和 Lucio。2010 年,在托莱多拍摄《吾栖之肤》期间,当地的孩子们将一只猫留给了片场的一名搬运工,并要求它的下一任主人叫它 “Lucía”,这只猫被转交给了阿莫多瓦。
他曾说:“对于一个自私的作家来说,养猫是最合适的宠物。如果你把一生都献给了电影、写作或绘画,那么你能提供给另一个人的生活是非常不稳定的。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人接受这种生活。” 据西班牙报纸报道,他与一位摄影师保持着长期关系,这位摄影师曾在他的电影中扮演过一些小角色,但阿尔莫多瓦坚定地表示自己没有伴侣。
阿莫多瓦的猫Petito。阿莫多瓦说他更喜欢“静物”在西班牙语中的直译“vida detenida", 而不是艺术研究中翻译的“naturaleza muerta"
相反,阿莫多瓦和他家人的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以支持他 “沉迷” 于讲故事。2019年,他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更多:
“讲故事会上瘾……也许这就是我没有发展生活其他方面的原因。我现在已经到了只有电影才能让我感觉完整的地步。电影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它既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的手段……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习惯了不需要其他人。我让他们离开我和他们断绝了关系,我想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把他们找回来,但我需要刺激,我需要一个理由。”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年

塞西莉亚·罗斯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了这部关于临时家庭、身份转变和陌生人慰藉的华丽情节剧。20 年后的今天,阿莫多瓦的这部中期狂野之作仍然是那些对他的作品还不熟悉的人的理想入门作品。

《对她说》2002年

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是阿尔莫多瓦最喜欢的一部影片,讲述了两个昏迷者和床边痴情的监护人之间的睡美人式浪漫爱情故事。如果换成其他导演,这部影片一定会让人感到不适。而阿莫多瓦却将其表现得活泼、流畅、悄然激进。

《回归》2006年

阿莫多瓦回到他的故乡拉曼恰,讲述了一个任性、令人陶醉的谋杀故事。佩内洛普·克鲁兹在片中饰演复仇天使,她是一位艰辛的母亲,脖子上沾满了鲜血。她解释说:“女人的麻烦”,这在技术上是正确的。

《吾栖之肤》2011年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从好莱坞历险归来,在阿莫多瓦执导的《弗兰肯斯坦》中饰演一名癫狂的整形外科医生,将强奸自己女儿的男人整形成了自己的女性情人。“有时我以为自己在演莎士比亚”,这位演员坦言。“有时,我对天发誓,我在演一部廉价的墨西哥肥皂剧”。


“我绝对害怕死亡”
阿莫多瓦非常反感传记电影,甚至在遗嘱中加入条款,禁止任何人拍摄关于他生平的电影。他认为,传记片往往会简化和扭曲一个人复杂的一生。阿莫多瓦重视叙事的创造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喜欢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塑造人物,而不是如实叙述。

所以当《痛苦与荣耀》2019年上映时,阿莫多瓦总是强调片中的核心人物萨尔瓦多·马洛真的不是他。即使班德拉斯穿着他的衣服出演角色,即使影片的内景是在阿莫多瓦的公寓拍摄。“我试图说服自己,我说的是一个角色。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在阿莫多瓦的母亲1999 年去世前,她曾坐下来规划自己的葬礼。她决定了葬礼的形式和她要穿的衣服。在创作《痛苦与荣耀》剧本时,阿莫多瓦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他说,他的母亲不怕死,他一直很钦佩她这一点。“但这是我的忧虑之一,我无法克服它。我的意思是,我甚至无法接受死亡是真实的这一事实。再加上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不相信来世,也没有信仰来帮助我。我认为整个事情都是不自然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是的,我绝对害怕死亡。”

在《痛苦与荣耀》里,阿莫多瓦从老年的视角俯瞰自己的一生。但是,如果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如果拉曼恰男孩能看到他的今天,并了解他走了有多远,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阿莫多瓦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作家Xan Brooks, “如果我能展望未来,看到现在的自己,我想我对自己的看法不会是正面的。我不会喜欢现在的自己。我看过去会想:那个孤独寂寞的老人是谁?”

“电影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它既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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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阿莫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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