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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发展战新产业的过程中，坎坷也不少。
有的企业主业发展成功、组织规模繁杂，但很多战新产业的小幼苗都长不大，或者提前夭折；
有的企业重“形”不重“神”，过于关注投资数字和进度指标，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实效；
有的企业则习惯用老办法管控新产业，制定一系列硬性规定和考核指标，却忽视了新兴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
国企发展战新产业的过程中呈现的所有矛盾，本质上都是出在政府与市场的界面关系上。表面看，这只是国内的国、民之间的拉扯，但事实上，攘外必先安内，若不解决内部的界面问题，国企又如何充当刺向外部的利剑？
与披荆斩棘而成长起来的民企不同，国企作为“温室里的花朵”，靠吃政策偏饭就能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出海之路势必更为艰难。
例如，与其他车企出海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入手不同，广汽出海却把重心放在“拿下北美”。从进驻北美车展，参加全美汽车经销商大会，到启动以硅谷、底特律和波士顿为中心的人才招聘计划，并建立硅谷、底特律研发中心，洛杉矶前瞻设计中心……北美市场曾一直是广汽弱水三千中的最爱。
后来的事情有目共睹，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的各大港口相当于挂上了“中国汽车勿入”的牌子。酝酿多年仍不成气候，广汽出海失利与其说是美国市场不讲武德或者时运不济，不如说是其战略自大与短视。
假设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发生，广汽本身在国内就难称佼佼者，即便出海，按照美国新能源销量才12%的占比、燃油市场又酷爱大排量跟皮卡的情况，广汽押注北美既不是那么符合自身新能源+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于竞争力上也难有十足把握。
当年苏联解体时，瓦良格号航母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68%，乌克兰有几吨重的图纸，但剩下这32%的进度却无法完成。正如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罗夫说的那样：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工。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尤其是中美竞争中，将围绕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展开，这场竞赛不只是科技竞赛、人才竞赛，也是产业竞赛、系统竞赛。就此而言，在未来的战新产业竞争中，单一的、线性的发展路径已经走不通。
于国企来说，在国企稳、产业新的张力下，可借鉴“三元递推模式”推动战新产业发展。例如，壳牌公司在能源转型中的组合策略，其中传统油气业务作为“现金引擎”，支持集团整体发展；将深水业务、化工业务作为“优先增长极”，撬动集团整体转型升级；将新能源和销售作为“新兴机遇”，借助传统业务的现金流，积极部署。
这种“三元递推模式”相当于在企业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之间，构筑了“1.5曲线”，更容易管理节奏，应对环境变化和各类突发事件，可以作为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参考。
于中国来说，在国企、民企界面清晰化的背景下，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经济将迈向新台阶。
一方面，当民企在重要行业做到头部之后，为了整个行业的稳定，为了资源整合，也为了更有力的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国家经济以某种形式介入。
比如，芯片行业作为市场竞争性行业，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博弈竞争后，也需要国家经济介入为之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在战新产业上，国企定位则更为明确，即补市场经济不足。
例如，发挥国企的长期投资优势，多布局“烧钱”的基础研究、原创技术攻关等领域，打好产业发展的“地基”。这些领域投入大、见效慢，民企难以大规模持续投入，正需要国企这样的“耐心资本”去填补市场空白。
又如，国企还可发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优势，领头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布局。
此外，国企还要充分发挥在资源、要素配置上的作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总之，无关乎企业的公私性质，优秀的战新产业一定是合作高手。从战新百强企业百强榜来看，2020—2021年的榜首企业是华为，最善于构筑联盟，强化网络竞争实力的企业；2022—2023年的榜首企业是中国移动，同样是借助“朋友圈”发展壮大战新产业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