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73岁学术权威梁漱溟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唇紧闭，没有衣服穿，只能拿一条没人要的毛巾系在腰间遮羞。
时代浩劫，他受到巨大冲击，一群人冲进他家里，一声令下，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字画，被付之一炬。
房子被占，小将们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给他留下 。
之后，他又被拉去批斗，被要求检举别人，他拒绝：“我没什么好揭发的。”
“啪”的一声，一个巴掌冲他而来，眼镜飞到地上，梁漱溟还是不肯低头，反而仰脸迎面，一字一句地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倔老头，他被称为“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马歇尔曾无比敬佩地评价：“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甘地。”
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家庭，是“皇族后裔”，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五子忽哥赤。
23岁，他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授学，仅中学学历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他上课不是用教室，用大讲堂，在北大能享受这种待遇的，除了蔡元培和胡适，也就只有他 。
梁漱溟一生直言不讳，敢公开指责胡适的观点；他一生致力于唤醒国人，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曾在基层进行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他也深爱自己的祖国，抗战爆发，他毅然奔赴前线，飞机从他头上掠过，他从来不躲避，他说“老天不会让我死那么快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也敢怒斥特务，1946年，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大呼：“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
然而，他的耿直令他在时代风暴中吃尽了苦头，1953年，在全国大会上梁漱溟听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之后表达了不满，他说：过去将近30年都是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多，而乡村的农民却依旧生活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高层听了很生气，认为梁漱溟的看法不对，谁知梁漱溟爆发了牛脾气，当众和高层吵了起来，当时因各种关系他没有为这事遭到磨难。
可是， 1966年之后，梁漱溟开始倒大霉，小将们秉持着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原则，对他进行非人折磨。
十年浩劫，他身心被摧残，但他从不低头，也不牵连别人。
当时代春天来临，他又第一个站出来，一针见血地说：那十年搞糟了！
在梁老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钢筋铁骨，一生求真，无畏生死。
1985年，梁漱溟92岁高龄，在和冯友兰的谈话中，他这样悲戚地说道：“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又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实际上，在时代风暴中像梁漱溟遭遇磨难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学者，比如当时的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权威，那时也是人人喊打的对象。在回忆录《牛棚杂忆》中，季羡林回顾了自己在那十年的经历，他在书中写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把我拦下，手里拿着一个砖头，命令我过来，‘让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祖国的花朵，我们可就罪孽更加深重了！
而在另一篇，季羡林这样写道：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血流如注……审讯的时候，那些坐在台上的法官们，过去都曾是我亲自请过来的教师或者我的学生……（书里的很多细节没法说太多）
时代浩劫，这是近代百年难掩的伤痕。季羡林的遭遇其实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的缩影，比季羡林更为凄惨的大学者还有很多很多。可惜如今这套《牛棚杂忆》仿佛成为了地摊文学，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看一眼。
季羡林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的蠢事，所以，用我的血和泪提醒下一代不要去重蹈覆辙！
这本书写于1992年，因为种种原因，时隔6年才能出版， 季羡林说：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有帮助
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去走进那段历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