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8岁鲁迅花3675大洋，买下京城八道湾的“三进大院子”，把母亲，朱安，二弟三弟及其家属接到北京，然而4年后，鲁迅却被一个日本女人赶出家门。
1923年，鲁迅看了二弟周作人塞给他的绝交信后，思绪万千，他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不言不语，身子斜靠在床上，悲凉感像烟圈一样绕之不去。
之后，他把八道湾的宅子让给周作人夫妻和他岳母、妻舅等人居住。
自己带上母亲、朱安搬出去，从此与周作人分道扬镳、兄弟情断。
回想多年兄弟之情，鲁迅大病一场。
因父亲去世早，他15岁当家，16岁时，几个叔叔要求分家，而给他们家的财务明显偏少，鲁迅不愿签字，为这，他挨祖父用家法伺候，几个叔叔更是责骂不断，此时周作人12岁，周建人9岁，周椿6岁因病早逝。
看着守寡的母亲，年幼的弟弟，累累负债，鲁迅暗暗发誓，要让他们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为此，他常年在外奔波，大量写稿，撰写杂文，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熬夜创作，身兼数职教。
1906年，他又把周作人带到日本留学， 当时他们租房住时，有一个服务员叫羽太信子为他们煮饭，不久，周作人和她恋爱，结成夫妻，之后一起回国返绍兴。
1919年，为了帮弟弟们成家立业，鲁迅不计较金钱，把一大家子安顿在八道湾，当时，周家三兄弟和鲁母、朱安、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及儿女、周建人妻羽太芳子及儿女共13口加上几个佣人一共将近20口，同住一个三进二十几间房屋的大四合院。
在这里，他们曾有过美好时光，著作丰厚，成绩卓著，他们一起去书店买书，一起深夜聊天。
然而生活总有一地鸡毛！
在八道湾住的时候，为了大家庭和睦，鲁迅把所有收入，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共有700余银圆 (合今人民币将近3万元)，交给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
谁知，羽太信子掌握家政后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
当时北洋军阀财政困难，屡屡拖欠公职人员工资，鲁迅月薪应得300多银圆，到手200，为支撑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巨大开销，鲁迅不得不委曲求全借债度日。
为此，矛盾不断产生，加上羽太信子有时歇斯底里症发作，谗言鲁迅，而周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 最后兄弟情断。
想起兄弟二人同游日本、合译小说、在八道湾同住时高朋满座，一起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手足情深近四十年，鲁迅割舍不了。
在他心里，二弟是他童年时代的玩伴、青年时代的同学，战斗中的伙伴。
他叹了一口气，之后，他发表三篇小说向弟弟示好。
谁知，周作人全部拒绝哥哥的好意。
此时， 鲁迅明白，其实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个为民众读书，拿起文章的武器，捍卫民众的利益；一个为读书而读书，不为民众，只为自己苟活，逃避现实，苟且于书房之中，失了民族气节。
然而，鲁迅心中仍然对这个二弟牵挂不已，凡是周作人作品他都一一细读，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读二弟的新书。
因为，在他心里，他明白有一种深情,叫手足情，剪不断，割不裂，血脉相连，长兄如父。
参考《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往昔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