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社会学坊｜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探索——崔延虎教授访谈录

崔延虎，冯燕：《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探索——崔延虎教授访谈录》，《环境社会学》2024年第1期，第195-229页。

导读：崔延虎教授成长于新疆乌鲁木齐,他的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崔延虎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围绕新疆草原游牧问题,特别是草原生态保护与生态文化做了比较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农耕农民存在互补交换以及身份的相互转换。崔延虎教授后期逐步转向了绿洲生态与社会的研究,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的概念。他指出,自然崇拜、萨满教和佛教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新疆绿洲社会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指导和规约着当地居民的环境行为。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 如何平衡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是新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在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和科学技术知识建构新的生态文化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受访者: 崔延虎,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为绿洲生态人类学、 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访谈者: 冯燕,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城乡社会学。

问:崔教授,您好!我的导师陈阿江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环境社会学》集刊很想找生态人类学家进行多学科的交流。恰好我最近在做关于西北荒漠绿洲人水关系的研究,所以,借此机会想跟您多请教学习。崔教授,您之前从事游牧、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化的研究,后来转去做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是1984年通过读书接触到生态人类学学科。后来开始对这个学科进行学习和研究。1990年,我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蒙古和内亚研究所(MIASU)参与了一个比较大的国际合作课题“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该课题涉及的研究区域包括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图瓦,蒙古国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北部。我在蒙古和内亚研究所待了三年半,接受了一年的研究培训,在新疆做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又返回剑桥大学做了一年多的研究。Caroline Humphrey 教授是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她是研究内亚地区游牧社会的著名人类学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我回国之前,Caroline Humphrey教授专门安排我去拜访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名誉会长雷蒙德·弗思教授。他是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希望我回国后,把中国新疆的人类学研究开展起来。Caroline Humphrey教授希望我回到新疆继续做牧区的人类学研究。

1994年8月,我回国之后,在学校的支持下,与几位老师成立了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当时确定了四个研究方向,我参与了两个研究方向的工作。其中一个是新疆的环境与社会研究,这个与环境社会学接近。另一个是新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阿尔泰山区和伊犁河谷做田野调查。后来我们还去了东疆地区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北疆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阜康等地做调研。

转向对绿洲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1995年我在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做了一次为期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1997年我到喀什地区疏附县的阿瓦提乡做了近三个月的田野调查,这两次调查使我对于绿洲人群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生存环境,特别是他们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加上在此之前做牧区人类学田野调查时我已经明显了解到北疆草原游牧社会与绿洲农耕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生计互补和物质交换关系,这让我产生了对绿洲研究的学术兴趣。绿洲人群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我尤为感兴趣的。此后我有机会数次在南疆绿洲乡村做调查,调查得越多,我越感觉到绿洲是做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对象。

2002年,我们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概念。想通过查阅更多文献来证实这些,关于绿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全球范围来讲非常少。我们查到的文献只有两条,一条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生态人类学家Emilio Moran教授,在1988年出版了《人类适应能力:生态人类学导论》(Human　 Adapt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这本书后来经修订在2000年再版,主要讨论人类社会对各类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这本书里,他把干旱区专列了一章,主要讲非洲和南美洲的干旱区,但没有涉及亚洲和欧亚地区草原地带的干旱区。那一章的标题是“干旱区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何理解适应能力?在生态人类学里面,(我们始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不同人类群体对不同生态环境适应形成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文化。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Moran解释了干旱区人口的适应能力和沿海地区人口适应能力的不同。Moran并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英国年轻的人类学家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洲,特别在阿拉伯地区做了一些关于贝都因牧民的环境适应情况,以及阿拉伯地区绿洲农民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

我们翻阅了国内地理学、生态学、发展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文献,发现关于绿洲的研究著作有数十部。其中中国科学院的黄盛璋研究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建立绿洲学,但是绿洲学是否正式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不太清楚。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我得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潘伯荣研究员以及研究干旱区的老先生们的指教开始增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干旱区和绿洲等领域做的研究非常深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研究所有一个期刊《干旱区研究》,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关于干旱区和绿洲的。

因此,2000年以后,我把田野调查重心移到了南疆地区。开始在阿克苏、巴音郭楞、克孜勒苏、和田和喀什等几个地、州的绿洲乡村做一些田野调查。

另外,绿洲在新疆的地位非常重要。新疆土地面积有16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真正供人类居住的绿洲面积占8%～9%,也就是说绿洲面积。有12.8万～14.4万平方公里,可供人类生存。所以对新疆而言,绿洲和草原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大的生态系统和两个大的社会系统,即荒(沙)漠绿洲生态系统与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前者是绿洲社会系统,后者是草原游牧社会系统。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教授所著的《丝绸之路新史》中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认为丝绸之路是若干个绿洲城市连接起来的贸易通道。所以没有绿洲,没有绿洲城市,也就没有丝绸之路。这个观点给我的影响很大,从人类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物质精神各个方面交流的角度看,绿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绿洲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在2005年左右,我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向多位学者请教,他们从植物学、经济学、生态学、农学的角度给了我很多启示。例如绿洲的物种、种植资源等,经过几千年来绿洲农耕人的培育,种植资源实际上和绿洲的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种植资源如某一种农作物,经过筛选、保留、培育,已深深嵌入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中。

我们在绿洲社会发现了与种植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经”。绿洲维吾尔人把农耕形成的知识用文字保存下来,称为“经”。有种棉花的经、种甜瓜的经、种巴旦木的经、种桑树的经等。里面讲种植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做什么,收获后如何储存等。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记录得非常清楚。在新疆,你在第二年3月可以吃到前一年收获的新鲜的葡萄和甜瓜,是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保存方法,而不是依靠冰箱。这些保存方法实际上就是Moran所讲的适应能力,是他们文化中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调查,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绿洲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2006年,在一个人类学高阶论坛上,我提出了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谈了一些初步的认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因为大家不十分了解绿洲是什么概念。回来以后我花了很大的气力继续查阅文献,并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专家们请教,特别是潘伯荣教授给了我很多启示。他在关于绿洲生态的一篇文章里专门给绿洲下了定义, 指出:

绿洲是干旱区的特殊景观类型,是镶嵌在荒漠中的绿色岛屿,也是嵌块体和廊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地理环境。绿洲是干旱自然地理条件下,利用外来径流(地表的或地下的)的补给,而发育起来的自然植被和灌溉经济社会区域。绿洲有天然绿洲、人工绿洲和老绿洲、新绿洲之分。绿洲生态系统的总体格局,一般比较简单。天然绿洲生态系统仅包括平原河岸(谷)林(吐加依林)生态系统和低地草甸生态系统。人工绿洲生态系统因高级消费者——人类的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不同, 却可能拥有多样化的特点——生境、生物群落、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景观和文化多样性。特殊的自然条件对绿洲生态系统的作用极大。反之,绿洲生态系统又影响着自然环境。水是影响绿洲生态系统稳定的基本条件;光和热有利于绿洲生态系统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土和盐碱决定了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绿洲生态系统养育了干旱、半干旱区的高级消费者——人类,人类又是绿洲生态系统兴衰和发展的主宰。

从他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基本事实:绿洲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特殊景观类型,是镶嵌在荒漠、半荒漠中的“绿色岛屿”,也是生态结构中的嵌块体和廊道,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地理环境。一块镶嵌在沙漠的绿洲给人类群体提供了栖息之地,人类群体利用绿洲提供的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了适应绿洲生态环境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保障了这个人类群体的生存、繁衍和发展,而这个人类群体在其文化的基础上又能够创建出新的绿洲来,也就是人工绿洲。上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动的场景,既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可能,又为微型生态区域和微型社区共存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对象。

以新疆为例,既有像喀什噶尔那样数万平方公里的“巨型绿洲”,也有镶嵌在沙漠之中面积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小绿洲”。在“巨型绿洲”上,生活着数百万人口,他们的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在“小绿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仅有几户到十几户的小型社区,这类小型社区的文化同质性程度更高。即使是被我们界定为同一“民族”的群体,也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微型绿洲里。在大小不同的绿洲上,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绿洲的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绿洲上的人们在消费绿洲为他们提供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其文化也影响着绿洲生态环境。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西部的绿洲确实为生态人类学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研究场景和研究对象。生态廊道、地理廊道、族群廊道和文化,这些概念合起来才是绿洲。绿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也不仅是一种生态区域,还是包括了地理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社会系统与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

我们学校地理系有一位干旱区地理生态学的教授海鹰,我们两个合作了将近30年,我从海鹰教授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时候出去调查,我拉上他一块去,他调查他的植物。刚开始的时候他笑话我,“你们搞社会科学研究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合作调查了五六年以后,他突然感到“你们好像还有点用”。因为他们发现地理生态遭受突然破坏的情况,他们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只能说受到人为严重的干扰而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能说这么一句,但是我们可以从更丰富的层次上做出解释。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绿洲生态系统方面的知识。干旱区的植物本身不太多,但是每一种植物都非常有个性。海鹰教授从生态学、植物学的角度解释这是什么植物,它又分为哪些种、属、类,叶子是怎么样的。他还了解维吾尔族民间关于这些植物的知识。我在调查中就这些植物去问绿洲的农民,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植物的,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样就印证了海鹰教授跟我讲的这些东西,说明民间知识普遍存在。2011年,我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杨庭硕老先生邀请我写的。那篇文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篇非常规范的学术研究论文,但是我把关于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初步想法基本说清楚了。当时文章发了以后, 在学术圈里引起了一点动静。

问:新疆绿洲的特征是绿洲与草场相依相伴, 您能具体谈谈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吗? 

答:绿洲和草原之间存在一种生计方面的交换关系。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草原的边缘地区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绿洲。特别是在阿勒泰地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富蕴县、青河县是主要的牧区,往东南走就到了昌吉州的奇台和吉木萨尔绿洲。历史上这些绿洲的农民和草原牧民之间的交换,基本上是恒定的。牧民每年用他们的牲畜或者打猎的收获,到奇台和农民交换,从农民那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包括食盐等。同样,农民通过交换从牧民那里获得牲畜、毛皮等。

调查发现,新疆农牧之间的交错格局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这一点和西藏、四川不太一样。研究草原地区的牧区社会无法脱离对农耕社会的研究,而新疆的农耕社会基本上都在绿洲。

2000年之后, 我们一直想了解在新疆其他地区是否还有像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这样的交换关系。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是个绿洲城市,其他地区都属于草原,那里的农牧民之间同样存在交换关系。我们还了解到喀什与和田地区有好几万维吾尔族牧民,这个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他们不仅放牧,而且属于游牧。他们的游牧方式和我们在阿勒泰地区做调查时观察到的游牧情况刚好相反。在阿勒泰地区,牧民夏天游牧到高山区,秋天快下雪时回到河谷盆地的冬季牧场,我们称其为冬窝子。而喀喇昆仑山那边的牧民,夏天随着河水游牧到盆地,冬天则回到山里面。因为山间的一些盆地积雪比较少,他们的冬窝子在山上,刚好和北疆的牧民相反。我们后来做调查时进一步发现,这些维吾尔族牧民和南疆喀什地区,特别是叶城、皮山、策勒等几个县的维吾尔族农民的关系更是密切。这些维吾尔族的牧民和农民,他们的身份经常互相转换。他们一段时间是牧民,另一段时间因为其他原因就变成农民。有一些农民因为其他原因就跑去给牧民打工。那段时间的调查使我对绿洲研究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

后来,我申报了数个国家级、教育部的研究课题,还有一些横向项目,比如世界银行的“新疆农村公路改善项目社会评估”等,这些项目大部分是在南疆地区做的。在这些项目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我有机会多次进入南疆的绿洲社会。我在县城里面待的时间非常短,基本上都待在乡村。随着这类调查越来越多,我发现两个问题。第一, 绿洲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水是绿洲的生命线。第二,绿洲上生活的人们处理自身和周边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有一整套观念、规则和行为方式。几千年以来, 绿洲的人们在那里生存,但1949年以后绿洲人口增长非常快,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草原地区的牧民们做比较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有一套独特的生态观和生态环境行为,而这个恰巧是我所从事的生态人类学最感兴趣的。

问:您刚才提到了绿洲上生活的人们有独特的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能具体讲一下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答: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感觉自己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在这里我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调查资料略微谈一点看法。

绿洲人类群体的文化随着宗教信仰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相对比较稳定。新疆南部绿洲中人们的宗教信仰,经历过早期的自然崇拜、萨满教、佛教,这期间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信仰,比如拜火教等。公元10世纪左右,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令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按照教科书的说法,一个群体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以后,其文化是重新建构的,但是在南疆不是这样。绿洲居民把历史上信仰过的宗教,如自然崇拜、萨满教、佛教中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认知保存在后来的宗教信仰和地方知识中。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哪些是属于自然崇拜的内容,哪些属于萨满教,哪些是佛教留下的,他们的文化如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积淀下来,其中最深厚的恰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更多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非常重视被调查对象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生计方式是人们在适应所居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并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适应自然还是无节制地从自然界索取,这是一个基本的自然生态观念,在前一种观念的制约下,人们的环境行为就具有一种群体的自我约束。

我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对你的这个问题做些回应。

首先,我们的调查可以肯定地说明,在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南疆绿洲居民的生计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农耕,现在维吾尔族人口在南疆绿洲占主导地位。目前有些著述认为维吾尔族的文化是伊斯兰文化,这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文化的基本方面更是不准确的。大量的研究,包括我们所做的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显示,维吾尔族人的祖先或者说与维吾尔族祖先融合的南疆绿洲土著居民,他们最早的信仰是自然崇拜,如太阳、月亮、树、水、山等,这些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到了后来他们又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人必须和自然进行沟通。那么由谁来沟通?由萨满来沟通。萨满既是人也是神。这种沟通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获得自然的庇护,因为自然有灵,万物有灵。印第安人里有萨满,非洲的牧民社会也有萨满。他们希望人类群体通过萨满与自然沟通,能在自己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这是萨满教基本的思想。他们希望通过萨满的祭祀仪式来和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界中的一些“神灵”实现沟通,祈盼自然或自然界的“神灵”能够接受人类群体的祈祷,不要降灾祸给他们。所以,萨满教里没有人要战胜自然或者完全控制自然的观点,它主张将萨满作为中介与自然界万物进行沟通,以达到共生的状态,这种观念至今还在南疆绿洲的一些人群中存在,直接或间接制约着他们的生态环境行为。

其次,南疆绿洲的人群改为信仰佛教后,不能说原先信仰过的宗教观念一下子就“蒸发”了,佛教的很多内容和萨满教是有关联的。佛教不主张杀生,主张人与自然的共生,这些内容与萨满教的思想是相通的。南疆绿洲居民大概从公元2世纪开始信仰佛教,一直持续至公元10世纪,差不多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自然崇拜、萨满教和佛教的很多内容经过积淀成为南疆绿洲社会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这些核心文化有几个特征。

第一,不主张征服。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主张你活我也活。如何让自然感受到这种文化呢? 通过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建立一种与自然万物沟通的关系。

我们在南疆的吐鲁番盆地做调查的过程中, 了解到民间社会认为自然界存在多个“神灵”。

我们在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做调查时发现,当地居民的民间信仰中依然存在一些诸如门神和灶神这样的印记。当地的妇女们每天要打扫灶,门口要洒水。原来我们认为是为了清洁,后来发现她们打扫灶和洒水是一种祭祀活动。

吐鲁番盆地的民间信仰更有意思。我和学生们在那做了关于坎儿井的三次调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地区的居民先后信仰过自然崇拜、萨满教、佛教,在公元17～18世纪改信伊斯兰教。一些年老的坎儿井井匠(Karez-qi)认为有一个“神灵”护佑着他们开挖和维修坎儿井。我问他们见过没?有的说见过,有的说没见过。他们跟我讲的最直观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这个“神”的护佑,坎儿井不会挖得直,不会挖得很顺利。修建或清理坎儿井时可能会发生坍塌,每次坍塌发生之前这个“神”通过吹动他们照明的油灯火苗来提示他们,他们就会顺着竖井赶快爬上来。后来, 我们了解到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前几十年,每次开挖坎儿井之前,村子里的人们要进行一个祭祀仪式。有时甚至要宰羊,妇女们不能到井边去参加活动,而是待在家里祈祷,后来的祭祀仪式增加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形式或内容,但基本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二,这种多神民间信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所以,绿洲社会居民的生态观念主要表现在自然崇拜上,表现为:一是对太阳、月亮、土地的自然崇拜;二是对生物的自然崇拜,主要是树和植物(以树为中心)。

我们在南疆很多地方观察到这样一种情况:维吾尔族人迁到一个新地方,三五年后,他的房子周边已经完全被树包围起来。院子里面种着葡萄等果树,地上摆放着种了花的花盆。维吾尔族农民的院子里很凉爽,坐在葡萄架下喝茶很舒服。可见,绿洲居民形成的整体自然观,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共生关系,由此确定行为方式,最后这些都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绿洲居民与自然关系的密切和复杂程度,是我们内地的很多社会所不具备的。南疆缺少煤,燃料主要是木头、柴火。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民进入胡杨林,一般都不去砍活的胡杨,只是收集树枝或者倒地的胡杨木,再用毛驴车拉回去。我曾经跟喀什地区莎车县荒地镇的一个年轻农民亚合普聊天。他很小的时候每隔两三个月跟着爷爷到30多公里以外的胡杨林打柴。我问他:“你砍过胡杨树没?”他回答:“我爷爷的爷爷告诉我爷爷,砍了胡杨树胳膊要掉呢。”我继续问:“你们这里谁的胳膊掉了?”他回答:“有个人叫买买提·巴克,没有砍树,只是把活的树枝砍了,过了几天,他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我问:“这是传说还是真的?买买提·巴克现在还在世吗?”他回答:“买买提是我爷爷那一代的人,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民间存在的禁忌,并不像我们现在教科书上讲得那样简单,但是它确实制约着当地群体,影响他们的认知。从自然观到生态观,再到行为,绿洲居民有一整套体系。

有一个来自哈密绿洲的个案。

哈密市位于新疆东部,现在没有地面径流,但是过去有一条长几百公里的河——白杨河,是天山冰川和积雪融水所形成的,在20世纪初,河水可以流到沙漠边缘的沙尔湖(Shar-kuri)。白杨河流域镶嵌着面积大小不一的几片绿洲,如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其中五堡位于离沙漠最近的地方,是其中面积比较大的一个绿洲,2000年我们在那里做田野调查时,五堡的人口大约是11000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居民有9800多人;汉族居民有1500～1800人,主要是1958年后支边陆续到这里的,据几位老人讲,他们中有一些家庭是从吐鲁番迁来的,也有一些是从沙尔湖迁来的,因为白杨河在近百年前已经流不到沙尔湖了。还有老人告诉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杨河两岸次生林和灌木生长得还很茂密,放羊时人都钻不过去,但现在大部分河道都已经干涸了。

五堡绿洲的居民居住在一个名为“喀拉墩”的高台上。我在调查时发现一个现象,粗壮的树死了后,树干被阳光晒得发了白却没有人把它伐走。我问一个老人:“这个树已经干了,你们这儿缺少燃料,怎么没人把树伐走?”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第二次调查时我了解到,历史上的五堡不仅种植哈密瓜(在清代,五堡种植的哈密瓜是送到京城给皇帝的“贡瓜”),而且养蚕。那些死掉的白树干是桑树树干。如果有一家门口原来种了一棵桑树,树长得太粗壮把门堵了,人出入不方便,但是这家人不会把门口的桑树砍倒,而是把老门堵砌好,在墙上另开一个门。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当地居民对桑树存在一种自然崇拜意识。这种崇拜和他们的生育观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对桑树的自然崇拜也存在于南疆绿洲)。因为桑树的桑叶给蚕宝宝提供养料,桑树越多,能够给蚕宝宝提供的养料就越多。五堡绿洲居民种桑树,精心维护桑树,所以桑树长得很粗壮高大。他们认为桑树本身就是神。新疆绿洲社会把很多自然存在“圣化”了,不是神化。人们崇拜自然,祭祀自然存在。对树的崇拜在南疆所有绿洲中普遍存在,像我刚讲的是哈密五堡的桑树,在其他地区,对枣树、巴旦木树、胡杨树都有不同程度的崇拜。

第三,对水的崇拜。维吾尔语中,水被称为“苏”。例如,阿克苏意为白水河。关于水的崇拜,从祭祀到使用,最后到保护,有一整套规范。不经过太阳晒的水不能喝,因为不经过阳光晒的水是“不洁”的。当地居民无论从坎儿井提水,还是从井里或者从渠道里取水,要放到院子里面晒,晒了以后再去烧。在任何地方,如果有人把水源搞得不干净了,都要受到惩罚,这是普遍存在的禁忌。维吾尔族人洗手,不在脸盆里面洗,而是要用流动的水。每家的门口都放一个壶,里面装干净的水,客人去了以后用流动的水洗三次。洗完了以后绝对不能甩手,而是用毛巾擦干。敬茶、喝茶也有一整套规范。所以他们从观念、态度到行为形成了关于水的一整套文化。1995年之前,南疆农村家庭用水大多来自“涝坝”,即把河流或渠道的水引到涝坝中储存起来。很多涝坝周边种植的树长得高大粗壮。如果你现在到喀什市的香妃墓,那里的涝坝还存在。涝坝在当地维吾尔族人的观念中有一种被“圣化”的东西存在,被看得很重。尽管涝坝周边的树已经快遮住阳光了,也没有人砍这些树。1995年以后,国家在南疆绿洲农村建设饮水工程。慢慢地,自来水、压水井进入村庄,涝坝的存在价值逐步消失了,但对水的崇拜并没有消失。

吐鲁番市的农民告诉我,来源不同的水浇出来的葡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吐鲁番市的水源有三种。一是坎儿井的水,二是地面的明渠(塔尔浪渠)的水,三是机井水。他们认为种植葡萄最好的水是坎儿井的水,明渠水被太阳晒了也可以,机井水直接浇葡萄不行。他们对水有一种深刻的认识。我吃过坎儿井水和明渠水浇灌的葡萄,感觉不出差别。但是当地居民有感觉,特别是葡萄干。坎儿井水灌溉的葡萄晒的葡萄干颜色呈现自然绿,明渠水和机井水灌溉出来的葡萄晒的葡萄干颜色稍微有点发黄。因为坎儿井水里面含的矿物质比较多。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绿洲的人们和水是休戚相关的,所以他们对水的崇拜和对水的认识的深刻性,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于是这些东西整体合起来就形成了绿洲生态文化的核心。这个研究我们还在继续做。调查非常困难,七八十岁的老人去世的越来越多。随着这些老人的离世,这些传统的观念和认知很多都消失了。

问:您当时把新疆的生态文化进行了一个类型划分,有森林草原生态文化、沙漠绿洲文化、高原生态文化和屯垦绿洲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区域内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答:近50年来新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中就包括了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提出的新疆生态文化类型划分,即森林草原生态文化、沙漠绿洲文化、高原生态文化和屯垦绿洲文化,这个基本格局目前还是存在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形成这种格局的生态环境依然存在,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整体没有变。

从变化的角度看,生态环境与生态文化相比,前者的稳定程度要比后者强一些,我这么说是因为近些年来观察到的一些情况似乎揭示出,新疆生态文化正处于一个发生急剧变化的临界点。

森林草原生态文化的社会基础是游牧群体的存在,虽然在新疆游牧依然存在,但是与过去相比,游牧群体的人数、游牧范围和游牧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游牧社会的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牧民定居了,传统生态文化的主体——游牧社会基本上由于牧民定居处于解体状态,如王晓毅教授等人十几年前指出的,现在牧区的社会结构——游牧部落已经碎片化。定居的牧民脱离了森林草原生态环境,草原出现了一个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类似于小城镇。历史上森林草原生态文化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传承,现在这种传承体制的社会结构碎片化了,传承就出现了问题,新的社会组织——牧村、小城镇是否能够承担起传承与创新的功能,还有待观察,从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看,还没有承担起来。随着“现代化”知识进入草原,原来可以维系草原生态环境,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民间习惯法”价值和功能的地方知识,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年轻人从一部手机上便知天下事,手机上获得的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是稀奇事,草原生态文化的传承者——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的话不再具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权威性,他们的文化地位似乎正在被手机替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原来约束人们环境行为的传统习惯法失去了约束力。

沙漠绿洲文化实际上也正在遭遇类似的问题。举个例子,喀什、阿拉尔、阿克苏、库尔勒这四个城市将来会向百万人口以上发展。喀什市有一个官员问我:“教授,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喀什市怎么样把人口在十年之内发展到150万?”我说:“你们在盖孜河上已经修了水库,下游的流水比过去少多了。现在喀什市的人口密度已经和上海差不多了。人口密度越大,风险越大。不谈稳定方面的风险,就谈生态方面的风险,你们能承受吗?”他说:“这个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工业发展不起来,人气聚不起来,税收上不去,经济发展不起来啊。”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这可能对绿洲传统生态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沙漠绿洲文化对绿洲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正在被决策、资本、技术取代。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环境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不断减弱,传统的自然观对人的约束越来越弱。

现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整体上的生态观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他们的优势。因为传统生态文化中的本土知识和生态环境规范建立在他们对高原自然万物的崇敬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是高原生态文化得以维系和发挥作用的重要观念基础,也是高原塔吉克人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但是我们得注意,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走其他地区已经被证明是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发展模式的老路,不当的决策和资本进入有可能对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原生态文化同样会面临挑战,可能出现其他生态文化区已经出现的问题。 

屯垦绿洲文化的情况有点特殊,屯垦形成的人造绿洲上过去没有传统生态文化的存在,在过去70多年中,屯垦在扩大人造绿洲的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发扬。以新疆屯垦事业的主体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它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具有体制优势,大规模将现代科学技术用于农业生产,使其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超越以往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和建立新的屯垦绿洲文化。

急剧变化的社会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给新疆草原、绿洲和高原原来长期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的冲击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事实,但是说传统生态文化中维系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关系的价值和传统知识失效了也是不准确的。我们强调保护传统生态文化不是说传统生态文化可以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生态问题,而是指出“抛弃”传统生态文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和传统知识中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和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发展现代生态文化。

现代生态文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传统的生态文化作为它的一种基因,保护其精华和价值;二是把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与传统生态文化“嫁接”起来,使其成为有“地气”的社会基础;三是吸收能够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科学技术,运用现代知识体系,创新生态文化。这样,在国家主导下,通过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合作,走出一条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与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建构现代生态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再说一句,自然背后是文化,决策背后也是文化,科学技术背后同样是文化。

问:您刚才谈到地方性知识,新疆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13个世居民族,各族人民对于维护人和自然关系或人水之间关系有很多的禁忌仪式,反映了当地人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和发展的生态智慧,您觉得这些地方性知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吗?

答:这个问题,我讲一个例子,20多年前,汉族移民和维吾尔族农民迁徙到新地方,修房子,开始耕地,过了三五年后,我们看到维吾尔农民房子周边的树已经长了起来,长得非常好,院子里面水果蔬菜都种得非常好。汉族移民通过种地和其他经营方式,经济收入要高一些,但是他们房子周边的树稀稀疏疏的。这些事情反映出,长期在干旱区绿洲生存的人的适应能力和外来人口的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对汉族移民来讲,他希望第一年就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如果没有经济效益,那么他认为是失败的。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讲,第一年只要有馕吃就可以,但是他要改善整个生存条件,所以他种树。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自然观。

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定居在这里的汉族移民与当地维吾尔农民长时间共同生产和生活,在适应绿洲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再适应化”的现象。汉族移民也在自己的房屋周围和耕地周边种植树木,在居住的房子的院子里种花、栽种果树,我把这看作既是汉族移民适应的结果,也是其与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在生态观念与环境行为上互鉴和交融的结果。

但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我们总有一种忧患意识,新疆农村现在年青一代,出现了与内地农村年轻人同样的情况。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触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的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敬畏心态和遵守意愿明显减弱。也就是说,传统的生态文化传承现在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

我直观的感觉,新疆草原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牧民和绿洲的维吾尔族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高于内地的农民。因为内地比较适宜生存的地区对人类群体的生态威胁可能不太大。如果今年冬天没下雪,明年水就比较少,这是大家都会讨论的事情。所以新疆草原和绿洲上的人对自然的感知非常敏感,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每年在春季牧场的位置基本不变,但是毡房周边的生态环境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们在春季牧场待两个多月,小羊羔生下来以后可以跟羊群走了,他们就离开春季牧场。秋天回来的时候,毡房位置的草仍然能够长起来。为什么?经过观察我们发现,他们走的时候,铲一块草皮在毡房的位置上铺好,经过雨水浇灌,草就长起来了。传统的牧民对自然界万物与自己的关系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通过自身的自然观和环境行为来维系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现在牧民的定居点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第一年,定居点周边植被影响不大,五年以后,定居点周边植被的数量、存量、覆盖度、高度等都下降了。我们经常看到,无论是在草原还是在绿洲,人们都会在泉水周边的树上或灌木上,甚至石头上系上红布或红绸带子。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人们都这么做。我认为在泉水周边系上红色带子有几重含义,第一,他们认为泉水是生命的源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中有个词“江布拉克”提示了这一点;第二,系上红色带子告诉人们要保护好“生命之源”,不能污染;第三,红色带子反映了他们把水源“圣化”了,即这是神圣的地方,维护它能给人带来好运,破坏它会给人带来灾祸。有时候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吐鲁番、鄯善、和田调研时,在沙漠边缘或沙漠深处,只要有泉水,就可以看到周边石头上、灌木枝上有红色带子。

大西海子水库到台特马湖之间有一个英苏村。这里的维吾尔族村民是牧民,他们和胡杨、塔里木河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们放牧的牛羊吃什么?就是红柳、芦苇、胡杨树叶这三种东西,其他草很少。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他们到这儿已有320多年的历史。这一块地区被认为是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但几百户上千人在这里生存了几百年,怎么生存下去的?老英苏人一代一代生存下来。以前塔里木河河道摆动,维系了这一带的生态系统。有个老人感叹道:“我们的命运和河水一样,自己支配不了。这是我们祖辈生存的地方,我们希望河水长流,胡杨树繁盛生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条件再艰苦,他们都觉得那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下游那片区域,人员基本清理光了。塔里木河输水的一个原因是挽救绿洲通道,阻挡库姆塔格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汇合。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牧民那种以生命维系的观念,把它变成无人区,将来会发生什么,现在很难说。

我们现在有些资料还在整理中,有一些模糊的地方,还是想再深入挖掘,希望能把更深层次的东西挖出来,但是现在做调查有一些难度。今天我们谈的一些问题,几年后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原来是问题的事情也许将不再是问题,不是问题的事将来可能会成为问题。

问:在人类长期活动的干预下,新疆的人工绿洲面积一直在增加,而天然绿洲的面积在减少,虽然整体的绿洲面积变化不大,但人工绿洲与天然绿洲这样的变化会对新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工绿洲扩展很快,面积增加很多,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成果,或者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合理利用的成果。但是这个事情我感觉比较复杂,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有点危险?你谈人工绿洲,我用另外一个词“人造绿洲”。1949年以后,新疆天然绿洲的面积在减少,人造绿洲的面积在增大,并且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整个石河子垦区,就是一个人造绿洲,几百平方公里,比较大。

人类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制造绿洲?人造绿洲越多,对人类越有益吗?我想谈谈这个问题,最近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你说整体绿洲面积变化不大,但是大概来讲还是有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新疆只有占全部面积8%～9%的绿洲可供人类居住,现在已经达到11%～12%,也就是说人造绿洲的面积在增加。实际上从北疆的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和东缘,以及新疆南部和西部来看,人造绿洲基本上已经全部连起来了。从南疆来看,随着河流改造等各方面工作的持续开展,每个地区的绿洲面积都在大幅增加,几乎所有的兵团现在进行农垦的耕地都是人造绿洲。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有几个方面,从我们目前的调查来讲可以进行阐释。

第一,和天然绿洲相比,人造绿洲的生物多样性相对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人造绿洲的生物多样性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们根据自己需要的农作物的种类而创造的。一块条田,种瓜、棉花、小麦或玉米,条田周边栽种白杨树成林带,顶多还有些芦苇和其他杂草,而且每年都要用除草剂把杂草消除掉,昆虫也就随着被消灭掉了。天然绿洲的生物多样性是自然演变形成的,而人造绿洲的生物多样性是人工“制造”的,可持续性非常差。从生态位的角度来讲,人工绿洲中物种的时空位置,不是自然引进的结果,是人为安排的,与天然绿洲的物种的生态位相比,这种安排结果使其时空位置不一样,物种之间的关联度不一样,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天然绿洲中自然形成的这种生态位,它们之间的空间互相制约。但是人造绿洲的生态位不同,物种之间或者不同的植物品种之间互相制约的关系大大减弱。原来在天然绿洲某一种物种消失了,另外一些物种受到影响,也会慢慢消失。但在人造绿洲中人可以人为地干预它,人为地让某些东西消失,人为地再增加一些东西。时空位置发生变化,于是原来天然绿洲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在人造绿洲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天然绿洲中动植物的存活与消亡是自然选择、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人造绿洲的物种得经过人类社会的“安排”和“照料”才能存活下来。人不去安排、不去照顾,动植物就活不了,所以人造绿洲的脆弱性非常明显。人造绿洲与天然绿洲的这种区别,发生的复杂变化,到底对绿洲整体生态环境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一些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人造绿洲对水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人造绿洲用了过多的水资源,留给自然的“生态功能水”就明显减少了。对绿洲而言,何谓“生态功能水”?生态功能水实际上是让绿洲生存的水。另外人造绿洲依赖种植业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物质产品,现代种植业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很强,据了解,每年在绿洲棉田里使用的农药有几百吨,这些化学品进入绿洲,对绿洲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基因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是潜在的影响长期存在,而且不可能消除。至于将来会演变到什么程度,我们很难说,但是我们通过历史,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从汉代开始,中央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大规模屯田,据历史记载,当时在若羌县境内的米兰古城开垦的农田面积可能有数十万亩。2022年7月,我再次到若羌县看了米兰古城,而今的米兰古城周边黄沙滚滚,原来开垦的农田已全部变成沙漠,一点植被都没有。唐代屯垦形成的人造绿洲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清代屯垦形成的一些绿洲还在。人造绿洲消失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水资源的来源发生变化是一个基本原因。包括像楼兰这样的绿洲城市也消失了。人造绿洲基本是屯垦形成的。天然绿洲有它自己内在调适的规律,在一定的水资源条件下它自己可以自我调节和维护。人造绿洲,如果人不去管理的话,它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所以它的消亡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造绿洲是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绿洲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水。人造绿洲和天然绿洲在水资源问题上有两个重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天然绿洲水资源是自然的存在,河流流向摆动一下,就漫灌了周边的胡杨林和荒漠草场,从今天的角度看,似乎是“浪费”,但是塔里木河沿岸的绿洲就是依靠河流的摆动提供的水源维系着,特别是绿洲标志性的物种——胡杨就是靠河流摆动提供的水而生存的。现在塔里木河流域两岸出现了很多人造绿洲。为了管控调节水资源,当地成立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对塔里木河水进行配置调控,所以人造绿洲的水是由社会调控的,不是由自然调控的。社会调控是根据它的经济目标来确定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70多年的时间中,我们在南疆所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上修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这些都是社会调控的基础条件。人造绿洲需要人类社会对水的调控来供给它。天然绿洲则是依靠自然规律来调控水。所以,只要水资源不发生重大或根本的变化,天然绿洲就可以活下来。如果人类社会放弃调控以后,人造绿洲会很快消失。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建立的初衷就是把塔里木河管好,让其按照原来的主干河道向下流淌,不让它随意摆动。同时我们修建了很多闸口,需要水的时候就打开闸口。塔里木河像一个被拔掉牙齿和角的龙,已经没办法摆动,也就是说我们战胜了自然,让塔里木河“乖乖地”停止摆动。这种做法,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我们看不到它的影响，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

尉犁县有几个七八十岁的维吾尔族老人,给我讲了几件事。一是胡杨林、梭梭、红柳和芦苇随着塔里木河摆动或决口漫灌泡上一次水后,五六年不泡水还可以活着。而棉花地,一年得浇6次水,少浇一次水棉花产量就要下降。二是棉花地和胡杨林的用水量。过去没有滴灌,浇6次水全部要大水漫灌。最多的时候,一亩棉花地一年大概用水1100～1200立方米。而这样的水量,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可以灌溉几十亩胡杨林。这说明了什么呢?天然胡杨林的用水量由自然调控的,经过长期的演化,天然绿洲中的植被形成了抗旱和抗盐碱的能力。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农作物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今年若羌县和尉犁县的棉花苗被风沙拔起来三次。现在新疆的农业技术机械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很高,排全国第二。苗子被大风和沙尘暴拔起后,种植者以现代化的机械很快就会补种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人造绿洲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这种脆弱性更要从水资源的角度看,新疆南部绿洲的水资源能够保证人类持续把人造绿洲面积扩大下去吗?

问:水资源对于新疆的发展至关重要,新疆近期提出了“水资源优化配置”,您认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

答:在前面我讲了绿洲社会关于水的生态知识和行为规则,我自己做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显示,绿洲人类群体与水的关系是一种生死关系,没有水就没有绿洲,这不仅是常识,也是理解绿洲生态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研究人水关系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对绿洲生存和发展的思考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当代社会急剧变化之际,如何兼顾人的生存发展和绿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存在。

我具备的水利知识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在绿洲地区的田野调查经历促使我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塔里木盆地实施的水资源调控配置能给自然留下多少水。现在水资源优化调控配置主要是为了人、城市、农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需要,当然官方也提出了要给生态系统留下“生态水”。研究塔里木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学者们,经过多年的观察和实验指出,20世纪50年代前绿洲人类社会使用的水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占里木盆地水资源的30%～40%,到现在发展到72%～75%。维系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占塔里木盆地水资源的60%以上,现在不到30%。现在的调控也好,优化配置也好,基本上是工业用多少水、农业用多少水、城市人口用多少水,那么给自然留下多少水?给自然留下的水如果没有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生存所需要的水的最低限度,就会使整个绿洲的生态系统发生危险,甚至有可能使某一块绿洲的生态系统出现恶化乃至崩溃,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塔里木河下游过度开荒造成区隔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的绿色走廊急剧缩减,胡杨林面积锐减的个案就可以得到启示。我们现在搞人工种树、人工种草,无疑在短期内有益于生态环境改善,但这也需要大量的水来维系。现在有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统一调配水资源,调配的目的首先是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但留给自然的水有多少才是关键。塔里木盆地现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对塔里木河水资源的配置以及水资源背后的利益博弈,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将来可能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因为从内地迁过来的很多工厂都是用水大户。棉纺、食品加工、化工等企业都是用水大户。阿拉尔是塔里木河三条源流河的交汇处。2009～2019年,我数次去阿拉尔水管所做调研后了解到,三条源流河的来水总量基本是均衡的,但是用水量在增加。所以我始终有一个问题,自然资源的人工配置,给自然留下多少可供它活下去的资源。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的宣传口号是在保证生态用水的前提下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怎么叫保证生态用水?修上一条条渠道,给胡杨林及其周边地区灌水,是否能保证这里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从2000年5月14日给塔里木河下游第一次输水起,至今已经输水24次,对下游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这里有个前提,即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为塔里木盆地提供水源的天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川和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几条河流的水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原来作为罗布泊和台特玛湖主要供水来源之一的车尔臣河断流多年,近年来由于昆仑山北坡冰川和积雪融化速度加快,这条河流恢复了向台特玛湖输水,加速了这个尾闾湖泊水面面积的扩大。把台特玛湖湖面扩大只说成是人工输水的结果不完全符合事实。

塔里木河沿岸,比如轮台、新和、沙雅等这些地方都存在大片的胡杨林,分布在主干河道两边。过去塔里木河摆动一下,河水溢出去,把胡杨林灌溉一次,三五年绝对没事,胡杨林活得好好的。现在塔里木河不摆动了,现在和城镇里的人工草地和公园里的植物一样,用一个塑料管道,抽点水把胡杨泡一下。另外,胡杨的种子落下来,必须掉在水里浸泡,种子落地的土壤必须是湿的,种子才能发芽,第二年才能慢慢长出来。出上十棵苗,最后能够活下来一棵苗。这种人工浇灌,不可能像漫灌一样,胡杨树的苗怎么能存活下来?

从大西海子到台特玛湖这段生态廊道有170多公里,塔里木河的尾巴在那里摆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摆到这边形成了一条河,若干年以后又摆了一下,摆到那边去又形成一条新河道。河道摆动对于沙漠里的植被,特别是胡杨林的持续存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后,国家从2000年开始输水,到2008年已输水近22.59亿立方米,但是2009年塔里木河又出现断流,当年5月底,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编辑部的韩念勇教授一行、海鹰教授和我从阿拉尔出发,沿河考察,好几次我站在干涸的河道中央,看着湮没在鞋底下的河沙,内心非常震撼。到了台特玛湖,发现经过8次输水形成的湖面又干涸了,我更是目瞪口呆。

现在台特玛湖面积增大,一个原因是输水,另一个原因是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2012年,从大西海子水库输出的水加上车尔臣河洪水泄下来的水,使台特玛湖湖面扩大到120平方公里,后面逐年扩大到300平方公里,用了六年时间达到了480平方公里,现在湖面已经有520多平方公里了。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雪水融化的速度在加快、融化的面积在增加,因此每年可以给台特玛湖输水。但是冰川能融化到什么时候?等到无水可输了,气候变化究竟会给塔里木河及其周边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复杂影响?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是值得关注。

我讲到绿洲有自己的规律。现在形成的这一套水资源调控管理制度,是不是能够保证人造绿洲可持续?我一直是存疑的。草原站工作人员对于生态廊道恢复充满忧虑,他们是当地人,更了解情况。以前河流摆动,一摆动可以带去几百立方米、几千立方米,甚至上万立方米的水,并且可以和地下水相接。现在利用管道漫灌一下,漫灌的面积能有多大,流动的速度有多快,然后渗下去和地下水相接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些事情过去都是自然界自己管的,自然能解决的问题应该交给自然。该由自然管的事情现在人管得多了是不是好事?不过现在没办法。将来如果有个AI系统来管理塔里木河,我估计管得更细了。人还有点同情心,AI系统则是完全按照另外一种指令在做事情。科学技术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效益,但也会造成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是把双刃剑,需要慎重考虑。

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有点像西医,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就动个手术切掉一块,但是没有考虑到,一是自然是一个整体,有自身的规律;二是生态系统有它自己的规律。整个生态系统,小区域和大区域有规律上的相通性。我们把小区域中出现的问题掐断了以后,整个规律上的相通性并没有改变。虽然这边的伤口治好了,但是如果所需的血液和营养没有做充分的供给,那么它就会面临一个缓慢衰亡的过程。例如,楼兰的消亡,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我们当代人看不到,当代人只顾着忙当代人怎么活着。后代人怎么活着的问题,当代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考虑。

问:崔教授,目前绿洲生态人类学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答:现在我退休了,草原的研究我已经基本不做了,但还是有机会到草原地区看一看,我的几个学生都做得非常好。绿洲生态人类学调查研究开始至今,没有出过一本书,因为调查还不够,现在每年我都会去南疆看看。但是田野调查比较困难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我不在岗了,基本上没有资源做长时期田野调查了。二是即使在岗,由于学校对教师管理制度的原因,我也不能长时间地在一个地点进行调研。人类学认为1个月不是田野调查,至少3个月,最好一年,因为12个月是可以看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周期,能看到一个较完整的过程。例如,对种植棉花的调查。这个过程我是千方百计完成的。从犁地、泡水、播种,一直到收获,整个过程我进行了观察。我还非常希望能够观察到其他农区植物,如瓜果树木的种植过程,农民是怎么管理瓜果植被的,比如葡萄如何开墩等。三是现在绿洲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消失速度加快,新的生态文化形成受到的阻碍比较多,短期内认识这个过程比较困难。

问:现在绿洲生态人类学在整个生态人类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答:目前的绿洲研究是地理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新疆的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包括农学家、林学家、水利专家对绿洲的研究走在国际前列。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的专家们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合作开展了绿洲研究、干旱区地理生态研究等。但是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虽然我们提出了绿洲生态人类学作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响应者没几个人。我再也没有见到关于绿洲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论文或著作。我曾经在西安、张掖的几次会议上,呼吁过这个问题。河西学院的一些老师们和研究者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他们总觉得可以用其他的名词来代替,不一定非要用绿洲生态人类学,可以说“干旱区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所以目前你要说它有什么地位,真的说不上,很边缘。但是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呢?全球干旱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绿洲基本上都是处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即沙漠戈壁这些区域。我后来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国家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最重要的地区大部分都处于绿洲带上。而且新疆绿洲的人口密度在国内是最高的,比如,喀什绿洲不到14万平方公里,中间的沙漠不算,现在有500万人口。人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历史上是非常紧密的,但另一方面二者的矛盾随着当代的一些问题而暴露出来。

另外,关于气候变化,绿洲是最先感知到的。新疆这几年雨水比较多,河水比较丰沛,政府官员们很高兴。但是背后原因是什么?温度升高以后,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由于气候变化,当这些冰川和积雪消失以后,新疆从哪里获得水?有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可以说“气候变化绿洲先知”,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事情。我认为对于绿洲的研究应该多学科来做。生态人类学的绿洲研究应该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通道。曾经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过的黄达远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从拉铁摩尔的著作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在中国西北地区单独提出绿洲研究,拉铁摩尔是第一人。黄达远把绿洲和宏观历史联系起来,提出天山廊道及周边的绿洲等,分析绿洲在内亚的位置,并且谈到绿洲研究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他和我们的出发点一样,最后他走到了一条阳光大道上,而我们还在小道上。他在这方面确实花力气做了呼吁,也有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看法。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单独谈一谈,生态人类学现在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生态人类学早期和人类学研究有些相似,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中没有现代化的群体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刚讲到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Moran教授早期研究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美国一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指出,1908年时,地球上有 85%的部分还是处于野化状态的,是没有人类发展痕迹的。然而在今天,只有25%的地球仍然是荒野,剩下的75%是属于人类的。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启示,与4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时看到的情景相比,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不少地方已经很“喧嚣”了。传统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那个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一个“野化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这个变化太大了。于是我们现在可能面对从绿洲生态人类学发展到绿洲生态环境人类学的这样一个转型过程。

问:绿洲生态人类学跟环境社会学其实都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您觉得绿洲生态人类学,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我和陈阿江老师、包智明老师、张玉林老师、崔凤老师开会时一起聊过,大家都认为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的,生态人类学虽然也采用多学科研究的思维和方法,但是生态人类学涉及哲学问题,这个环境社会学可能一般不愿意多谈。生态人类学讲究天人之道,万物共生共荣,这牵涉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期。环境社会学可能共时的研究更多一些。那么,生态人类学,特别是绿洲生态人类学,比较多地注意历时与共时结合的研究。我注意到环境社会学也注意历史问题,陈阿江老师档案材料用得非常漂亮。他研究太湖周边的环境问题,使用了太湖地区的历史档案,所以研究成果很厚重,也非常丰富。

做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绿洲生态人类学更多地注意一个区域人类生存下来的历史,口传、民间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所以有时候生态人类学被一些生态学家、地理学家认为“不可靠、不科学”。如草原绿洲中经常可以听到的“谁砍了树胳膊要掉”的话,可信吗?但是绿洲生态人类学认为这种民间传说，无论我们称之为生态习惯法也好,还是生态伦理习惯也好,它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起到保护自然界一些物种的作用,进而对保护整个生态系统有价值。所以,自然学科方面,我们涉及的东西差不多。人类学大学科里面分子人类学和基因人类学目前发展迅速。人类学研究目前注重基因研究,希望追溯本源,最终聚焦于物种基因。这方面国内接触的人不多,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来讲,绿洲生态人类学关注哲学问题,因为自然观就是一种生存哲学。

第二,绿洲生态人类学关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特别重视漫长历史时期中本土民间积累的地方知识。绿洲生态人类学可能比环境社会学更重视这一点。我不是说绿洲生态人类学比环境社会学做得好,而是人类学家认为书本知识虽然也重要,但更喜欢去实地做田野调查。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到资料,形成个案,回来后完成民族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环境社会学和绿洲生态人类学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我刚才讲到绿洲生态人类学将来可能要向绿洲生态环境人类学转变,一个原因是刚才谈到的荒野已经消失了,现在都是人化的自然。另一个原因是从方法上重视共时的东西的可能性比较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气候变化形成环境危机,是最近100多年来才形成的。这个时间从长时段来讲是比较短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对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自然灾害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对整个人类产生了威胁。前天我看到北京的几个单位发了消息,说北京这次遭受的雨水灾害是有记录的140年以来的最强烈的一次。过去洪水把自然界动植物生存的生态环境冲毁后,自然可以恢复过来。现在洪水是把人建造的很多建筑和区域人造生态系统冲毁,自然恢复不了,人类必须花费很大的代价重建。因此,我希望后来做生态人类学或者做绿洲生态人类学的学者,多多关注环境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共时、断面这一块的研究，我们原来的一些研究方法远远不够,应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问:新疆非常大,占国家国土面积的约1/6。您刚强调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共存对新疆有特殊意义,对于研究者而言新疆既是研究的富矿也是挑战。比如对新疆不熟悉的研究者们,进入新疆如何选择调查点是个挑战。那么您面对这个研究富矿,是怎么去选择调查点的?

答:这些年,国内一些大学,包括社科院的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到新疆做调研都问过我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为什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可以向单位请假半年去做田野调查,但是现在不行。从你们的角度, 如果没有重大的课题,想请一个月的假,都非常困难。

到新疆来做田野调查,我有一些看法,谈不上建议。

第一,先熟悉新疆。熟悉新疆的地理生态环境、新疆的社会、新疆的文化。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对于新疆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可能理解不了。只有对新疆本地了解得越多、越具体, 你才能有更多的认识,才能知道自身做的其他地区的研究和新疆有无相似或区别的地方。

第二,如果将来确定要长期做新疆研究的话,最好选择一两个长期可以进行调研的调查点。有人讲,选点要有典型性,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你做环境社会学的调研,涉及科学技术和人文历史知识,有一个固定的田野调查点非常重要。就塔里木河流域讲,这里任何一个有人类居住的绿洲,无论大小,都是合适的调查点,当然由于所做课题内容和目标的不同,选择有所不同。我这样说,是受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的影响。她当时做内亚游牧社会的研究,在苏联的布利亚特和图瓦选择了两个点。她的博士论文非常有名,叫《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做完博士论文以后的20多年间,她每隔几年都要去这两个调查地点看看。我就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调查点”?她回答说,“人类学就是长时段的观察”。后来她从经济行为观察到萨满教在传统社会起的特殊作用,又开始做田野调查。在长时段不断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找到新的研究题目,而新的研究又体现在原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她原来主要做的是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后来做社会发展、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以及跨境贸易文化的研究,这两个调查点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讲个自己的例子。新疆人有一个特点,和你越熟悉、关系越好,他的戒备心越低,越敢大胆说话,什么事都愿意告诉你。我在喀什的恰巴格乡做田野调查时请了两三个30多岁的妇女帮我做一些问卷,她们知道了我做的人类学调查想了解什么,因此每隔两三年我回访一次时,村子里发生的各种变化,甚至谁和谁打架了,毛拉们怎么说,村干部怎么说,怎么处理的。不用我问,她们就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因此,建立一两个比较长期的调查点,每隔两三年去一次,跟当地居民面熟了,调研就更加方便。另外,做田野调查不要着急。我到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时,前几天我什么事都不干,就坐在村子里的十字路口,点上一支烟。有人过来我就递上一支烟,与对方聊聊天。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成为我的宣传员,会不断有当地人来跟我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找到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深入调查。像这样的调查,不要直接按照提纲去问,就是聊天。从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开始,最后聊到你要问的问题那里就行。再比如,我在农民家里住了两三个月。刚开始,双方还有点戒备心理,最后一个月,我的烟没了。村民就拿出“莫合烟”,用纸一卷,我们就开始抽烟聊天。我绝对不是刻意访谈他,但聊天的时候他给我提供的那些信息,是访谈十个人都收集不到的资料。人和人的交往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如果不维护交往关系,我们调研时很多事情都做不成。

第三,注意新闻报道。我讲的新闻报道不仅是官方媒体报道,也包括各种媒体对你调查问题的报道, 要保持长期收集资料的习惯。这种资料收集可以建立一个连续性的文本。虽然有些新闻报道不全面,但是也有其价值。要学会发现问题本身,乃至问题的根源所在。这取决于你将长期做什么主题的研究。例如,关于新疆绿洲人水关系的研究,阿拉尔作为塔里木河三条源流的汇聚地,现在正在实现工业化,它将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塔里木河流域绿洲人水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影响就非常值得注意。

黄盛璋先生说过,绿洲是内陆沙漠地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地,研究古今绿洲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变迁规律、对发展趋向的预测以及绿洲人类群体与自然的关系,对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鉴于我国西北地区绿洲存在的地理生态历史和现实,也鉴于黄盛璋先生的上述观点对于今 的启示,我希望学术界对于绿洲研究,特别是绿洲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做更多接地气的研究。

近年来,我们在新疆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从地理生态环境的角度,主要涉及新疆的草原地区和绿洲地区。这两片区域生活着13个文化差异鲜明的世居民族。在这样的地区,做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常常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即使在一个生态和文化边界线比较清晰的“大地区”做调查,也让人感到多样性给调查和研究带来的挑战。我讲的不是宏观的理论叙事,而是我们在新疆从事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体验和认识。这种体验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与不足,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在绿洲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新疆绿洲,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就必须面对过去几千年中积淀下来的生态史和文化史资料,就必须应对生态与文化耦合变迁的挑战,必须对这样的耦合与解体做出理论的阐释。在我自己的研究中,特别受益于尹绍亭教授和杨庭硕教授所做研究的启示。尹绍亭教授在云南所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区域研究”,具体到村落与生态环境史的有机结合。从杨庭硕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水资源研究中,我也受益匪浅。这些研究成果帮助我在田野调查中对绿洲水资源存在的特点、各民族对水资源的使用给予了重点关注,也获得了新的认识,使我们注意到本土人水关系的变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绿洲居民适应这种变化的心态和行为既影响了生态史的过程,也推动了生态文化史的变化过程。

问:您认为绿洲生态人类学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有哪些贡献或启示? 

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怎么讲它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自己认为,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

关于生态文明,现在各种界定非常多。大部分界定是共时性的。如果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或者从新疆地方性知识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有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共生共荣、和谐存在的状态,这构成了生态文明的基础。两个多样性任何一方面的丧失或者减少,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出现危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和谐共存的危机。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最近中央召开了关于生态文明的会议,其中讨论了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关系的问题。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适应自然并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所以站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生共荣的高度,认识两个多样性如何能够和谐地存在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们需要培育一种适应人造生态环境的新生态文化。现在媒体宣传生态文明建设,例如大城市修环城大道,种了各种树,建了花园和草地,市民们可以到环城大道的任何地方休闲,这就是生态文明。但我觉得这不是生态文明的全部,只要自然界出现异常,这些人造的环城生态环境就会面临威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需要人的文化底蕴作为基础,有个观点讲“自然背后是文化”,我很赞同。在一个公园,几个小朋友把自己的巧克力豆给小鸟吃。过了一阵小鸟出现了问题,后来死了。你能怪小朋友吗? 小朋友想我最喜欢巧克力豆,小鸟也应该喜欢吃。像这种情况,将来人与人造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生物接触会越来越多,那么在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形成城市生态文化,就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在公园里树立“小草也有生命,不要践踏”的宣传牌,而是要思考怎样从观念与行为准则上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城市中的大部分人是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他离开了原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到了人化生态环境中,不知道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应该怎么做,是不是需要开始一次新的适应。这种适应形成的城市生态文化对于维系城市人造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回到如何使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共生共荣的状态得到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代人在适应方面面临的危机比过去的人多得多。生存危机大的时候,人们就很少考虑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我们不考虑的问题可能是更深远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科学技术确实可以局部地改变一个地方的水资源配置,而且使水资源的使用向好的方面转化。例如前面讲过,原来若羌县和尉犁县种植棉花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亩棉田一年消耗1100立方米水。现在采用了滴灌技术,一亩棉田一年消耗350～600立方米水。但是另一个方面会出现问题,也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棉花或者其他经济作物,比如红枣,面积种得越来越大,单一植被形成不了生态系统。我问当地农民能不能在红枣林里腾出来1/4的土地种杨树、胡杨、榆树和红柳等,然后放羊。畜牧业不要丢,羊进去后,羊的粪便可以留在树林里。原来的这套生态循环系统,现在能不能重建,是一个问题。如果让农民从400亩红枣林中拿出100亩地搞生态系统重建,由于产生不了经济效益,他可能将损失20万元。现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经济效益第一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政府的政绩考核看这个,老百姓认为自己收入多少,也是看这个。怎么样才能达到一种平衡呢?若羌县开垦的一些所谓的荒地,实际上我们叫荒漠草地。荒漠草地,只要有一点点水,它就可以维系而不至于沙化。如果没有水,无论是种红枣,还是发展工业或其他产业,都会遇到问题。当完全工业化以后,一个人造绿洲城市或者多个绿洲城市会出现,刚才我们谈到的人造绿洲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可能成为限制性因素,仅依靠技术能否解决?值得思考。

再次感谢陈阿江教授,也再次感谢你专程来新疆访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