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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等三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突出贡献。继诺斯、奥斯特罗姆之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获奖，使“国富国穷”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也使“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热词。自从国家诞生以来，有两种现象一直耐人寻味：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贫困？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繁荣？古今中外有很多大思想家对此深深着迷，并提出了至少六种解释：6.制度决定论，即“制度经济学派”，如诺斯、德·索托、阿西莫格鲁。其中第6种被公认为解释力最强。比如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古巴与佛罗里达，还有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前者与后者在地理、种族、文化上都一模一样，为什么前者贫穷，后者却能富裕？其根源只能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然而在今天，比上述问题更难回答，但又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过繁荣后，又很快重新堕入贫穷？如果其直接原因仍然是制度，那又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导致制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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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经济学派”学者陈兴杰，几个月前出版的《国家的贫困与繁荣》一书，恰好回答了这些问题。书中研究了近百年来的三类国家：长期富裕，长期贫困，短暂繁荣又贫困的国家。借此，本书引出了以下常识：
政府代表消费而非生产。
所谓“资本主义危机”，并非市场失败，而是政府垄断货币、大搞通货膨胀的结果。天底下没有免费的福利，你看到的免费福利，都有人在买单。邻国贸易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而在非洲，邻国成了藩篱陷阱，束缚着各国发展。新事物产生后，最优良的是保护产权，糟糕一点的是政府制定规则，最坏的是政府指导行业细节。创新是一连串的改善，阻断其中任何一环，都可能失去一个美好的未来。专利权究竟是天然财产权，还是政府创设的“特权”，值得商榷。![]()
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有数据，而在于市场信号消失，只能任由官员摆布。
私有产权消灭后，政府规定的价格完全失真，数据统计得再多，也无法反映市场变化。通胀的特点，就是短期之内有起色，把真正问题往后拖。印钞不生产财富，只会让资源错配，通胀是经济周期生成的根本原因。只要自由流转，产权总会落到能使它发挥最大效率的人手中。市场规律在行为指引方面所引起的作用，远胜于环保说教。我们能够享受繁荣生活，乃是托市场体制和企业家的福。市场优越之处：没有绝对的弱者，每个人都能在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生产力再差的国家，只要对接到贸易体系里，也会找到合作的机会。巨无霸是竞争的胜利者，应当获得赞美。至于它会不会变得臃肿低效，是企业家该考虑的事。![]()
一些人迷信工会，说到底是将改善境遇寄望于斗争，而不是劳资合作。
如果私企“大到不能倒”，就不可避免沾上国企病，变得低效。人类的进化，就是在与大自然不断抗争，文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反自然。农业被很多城市人视为亲近自然，事实上，农业也是反自然的。对大象威胁最大的，不是欧美富人的贪婪，而是非洲人的贫穷。发展经济是保护动物最好的手段，有了收入就可以更好地反盗猎。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战争，归根到底，就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被抛弃。一个国家的贫穷或富裕，归根结底是由观念主导的，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必然以某种思想为准则：先有“无代表不纳税”观念，才有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抗争；先有剥削的观念，才有斗地主的开始。可见，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就拉动制度前进；当社会观念比较落后，制度就停滞甚至倒退。人类历史的演化，因此归根结底，是错误观念和正确观念的缠斗史，人类辗转了漫长岁月才进入近现代，就是因为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标志的观念峰值，启蒙运动开启之后才艰难诞生。以上这些常识，是“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的通俗化表述，也是维系我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观念基石。
本书所表达的思想主张，与诺奖得主诺斯完全一致。然而对当下的我们而言，这本书或许更紧迫、更切题，因为它专为当代国人而写，而且更具近现代的问题意识。
人人都渴望富裕的国家、文明的制度，但正如米塞斯所说，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当更多人能清醒地看世界，国家才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将学术观念不断转化为易于为大众所理解的常识，不断提升观念的水位。——对大众而言，最迫切、最有效的观念提升，就是把学术观念转换成人人可懂的常识，以最鲜活的故事中读懂国富国穷的深层机理。为此诚挚推荐《国家的贫困与繁荣》，经济学者张维迎高度评价本书：“陈兴杰是坚信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派，他的文章有理论，有故事，通过实例分析传播理念，文笔优美，我很喜欢读。”政治学者王建勋老师所说，《国家的贫困与繁荣》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而又迫切需要的读物”。还有著名学者毛寿龙、著名作家阿乙等人联袂推荐。本店有幸获得少量签名版，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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