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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9日，最高检察院党组会上应勇强调：
要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检察管理，下决心取消一切不必要、不适当、不合理的考核，把管理方式从过于注重数据管理调整到更加注重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上来......
2024年8月27日至29日，应勇在海南省检察院调研时强调：
要从最高检、省级检察院做起，坚决防治形式主义，下决心纠正不同程度存在的唯数据、唯指标问题，调整、改变简单以数据进行考核管理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取消一切不必要、不适当、不合理的考核，真正为基层减负，让检察工作进一步回归到高质效办案这个本职、本源上来......
以上，是最高检党组书记应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指向了一个重要问题——防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在此之前，最高检官方媒体平台已连续发文表示，要“下决心纠正不同程度存在的唯数据、唯指标问题，调整、改变简单以数据进行考核管理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
最高检近期一系列举措，皆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精神。
最高检这一重要举措推出后，受到检察系统基层法律工作者一致好评，人们从中看到了减负增效的希望，也希望能借此东风优化工作方式，提升生活品质，毕竟在考核无处不在的环境下，人人疲于应付，严重影响办案质量。
每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自然也不同。
最高检这一举措推出后，社会人士同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措施若能切实贯彻落实，对减少冤假错案将大有裨益，对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将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而作为一名监狱警察，笔者从中想到的是另一种愿景。
我们会不会从中受益，减少监管警察群体的“犯罪率”呢？
从事实上看，监管警察容易触碰的罪名大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主观层面的诸如受贿、违规办理减假暂等类型的犯罪。另一个是意外类的，比如罪犯自杀、伤害案件涉及到的警察犯罪现象。
主观层面的犯罪自不待言，正是那些少数害群之马给全国监管机关抹了黑，让全国监管警察背上骂名。
而意外类型的犯罪，却充满了法律的不公，与人为因素的干预。
比如我们最惧怕的罪犯自杀事件，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一个人的自杀都不应让另外一个人背上沉重的法律责任。
这也是为何方眼全世界，极少有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罪犯自杀问题时，会追究监狱管理者的法律责任，充其量是经过调查，证明监狱方无主观故意的事实上，按照民事案件予以解决。
但是，为何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包括但不限于监狱在内的诸多监管场所，一旦出现在押人员自杀身亡事件后，都会追究当值人员的刑事责任呢？
这其中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法律本身出了问题，第二就是监督机关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说白了就是“指标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指标化”的滥用，才导致众多勤恳守业的监管民警警服变囚服。
这种事实，想必检察官是不能，也无法辩驳的事实，但凡有，笔者愿当面对质。
这也是为何笔者一直对“罪犯自杀追责警察”这一现象耿耿于怀的原因，因为它背后有太多人为因素在其中，已然超越了法律精神本身。
法律本身就是为了惩恶扬善，而在针对罪犯与警察时，却往往让一个好人当了“替死鬼”。
不公平。
有很多监管警察，在职时把全部精力用于监管改造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待工作全力以赴毫无私心杂念，但却因罪犯自杀这一几乎无法防范的意外事件，而成了犯罪嫌疑人，脱了警服，丢了饭碗。
可以说，这种看似是对警察个体的惩罚，事实上影响了整个监管警察群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这种不从司法大局着眼，不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对整个政法工作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因此，在最高检这一改革之下，监管警察的命运会改变吗？
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