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 哗笑 ]严肃_理论文献专栏
在展开“建筑批评学”的系列之前,有一个坑需要先填上:今年3月份试着翻译了K. Michael Hays的Critical Architec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和George Baird发表在HDM的”Criticality”and Its Discontents。连续翻译这两篇论文,是想要先回溯“批判性建筑”的理论发源,再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晚近的、“反”它的理论谱系中来看。但结论是什么?我一直没能有效地写出这个结论,这个坑就一直在那里。
做“建筑的批判性”研究,最基础的辨析工作是要能区分清楚Criticize(批判、批评)、Critical(批判的)和Criticality(批判性),它们以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批评的过程。然后再讨论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建筑领域:
● 从信息传达的角度来看,具有形式的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建筑批判,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和意义的表现。建筑形象、体量及空间序列的构成与安排,建筑风格的形成及其表现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参照性和导向性,就是建筑形式取代语言所直观表达的建筑批判。
● 具有批评意义的建筑称为批判的建筑。[1]
● 建筑在自身的领域具有批判性。[2]
正因“建筑的批判性”将建筑与语言类比,具有语言思维的性质和知识性,我们在建筑学工科教育的惯性影响下,会下意识地将其与建筑实践区分开来。认为“建筑的批判性”是一种理论,说一个建筑有“批判性”,或需要做出一点“批判性”——也只是一种评论行为——一种说法和表态,而不能真的转化为具体的建筑实践中的技术操作。
在塔夫里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批判之后,建筑实践之于社会的任何积极作用几乎都被否定了。那“批判性”对今天的建筑来说还是有效的吗?在批判理论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整体性框架投下的巨大阴影之中,建筑批判还有什么余地?如George Baird所写的“在一个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有效的’新实践理论之前”,建筑批判该先守住怎样的立场?
本文摘选了青锋著《当代建筑理论》一书在塔夫里之后与建筑批判相关的内容,这些文段可以作为两篇翻译文献应在什么样的思想脉络里阅读的指引,也是对上述做建筑批判(批评)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的初步回答:
选段定位在【第3篇 1983-1995年激进先锋与本源回归,第10章 批判理论与建筑批判 与第13章 新千年现实主义及其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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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建筑理论》
青锋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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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CA Series" #3(本文封面,#1)
Silkscreen Print
Arata Isozaki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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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II
View from the south; Plan study sketches
Peter Eisenman
1969-1970
10.4
其他类型的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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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提出的批判性建筑区别于塔夫里彻底的悲观立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 与塔夫里有所不同的是,詹明信认为,因为呈现了 “模仿拼贴”与 “精神分裂“,后现代主义仍然对于人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有所帮助,所以仍然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尽管在整体看来这种帮助非常的微弱。
● 正是这种微弱的积极意义,让詹明信等学者与塔夫里的彻底的悲观立场开了距离。如果仍然认为理论要对实践产生某种促动作用,那么像塔夫里那样完全否认任何前景存在的结论显然是难以被接受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某种希望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学者 迈克尔·海斯1984年的文章 《批判建筑 :在文化与形式之间》(Critical Architecture :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 ) 就持有这种立场。不同于塔夫里关于对几乎所有现当代建筑潮流的否定,海斯认为有一种建筑仍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那就是以密斯·凡·德·罗为代表的 “批判建筑”(Critical architecture)。这是一种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建筑。其中一个极端是资本主义体系完全的附庸,诚实地展现意识形态所希望展现的文化价值,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的形式自主,彻底切断与社会其他事物的关联,变得无用与无害。批判建筑在这两者之间。它处于现实之中,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某些特征,但是是以批判性的立场去呈现这些内容。
● 海斯他的结论实际上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任何不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建筑,都具有潜在的批判性。
● 甚至是彼得·埃森曼所倡导的形式自主,在他自己看来也不是像塔夫里和海斯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自主性建筑可以被视为一种比密斯更为极端的“静默”,产生的效果仍然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沉默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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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纪念物(德·马里亚在场)》
摄影蒙太奇
Superstudio
1969
10.5
20世纪末的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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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在20世纪末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同解构一道,其问题在于超出了限度。
● 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时候偏向于否定实践,导致的后果则是理论与实践渐行渐远,理论不再关注对实践的直接推进,实践也不再向理论寻求帮助。
● 这种变化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好的一面,摆脱了传统理论对实践的依附,使得理论家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构建各种新的观点与立场,“转码”的灵活性也得以更大幅地提 高。像批判建筑这样的新理论就是成果之一。在不好的一面,脱离了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让人质疑这样的理论的生命力。毕竟人们的建造活动不会停止,与建筑的密切关系不会停止,无论理论是否讨论,各种各样的建筑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仍然需要建筑师应对,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是建筑研究最重要的根基。与这样的根基脱离关系,也就是与建筑的设计者、建造者与使用者脱离关系,理论可能会滑向一个小圈子内部的自言自语,可能会日益走向枯竭。
● 美国学者 迈克尔·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 认为 ,当代理论已经迷失了方向,其中一个原因是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很多所谓的精英学院已经接受了一种被解构与马克思主义所环绕的先锋姿态。他们共有的是一种对商业与市场的体制性的厌恶,但商业与市场正是革新以及未来建筑形态产生的环境。”[4]
● “理论先锋的确定性已经迟滞了建筑学院中革新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需要思考和实践之间更为灵活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什么才算是建筑知识的一种扩展的定义。”[5]斯皮克斯认为整体性的建筑理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 就像斯皮克斯的文章所体现的,他所不满的其实不是全部的建筑理论 ,而是 20 世纪末期建筑理论的两大热点——解构与批判。不满的原因是这两种思潮都渲染一种彻底的对抗性以及对体制的敌视,以至于与所有仍然在整体社会体制中运作的建筑实践脱离了关系。
● 这种抵抗性并不完全正确的原因,一种分析:并不是说解构与批判本身是错误的,问题可能在于一些理论研究者忽视了解构与批判的限度。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中所强调的,任何理性分析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虚妄的结论,甚至得到二律背反这样的冲突。
● 在很多时候,先入为主的批判性以及将视野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使得理论研究者们忽视了这些可能性,在展开研究之前甚至就已经得到了悲观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操作性分析”,超越了批判本应具有的理性与客观。
● 对于解构,情况也类似。关键性的问题是,解构到底要推进到什么程度?是否因为缺乏确定的意义,就否定所有的意义,进而反对任何既存的秩序、结构以及价值?这里牵涉的实际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在缺乏稳定意义的基础上,人们应该如何生存?不加限制的解构与反抗,会导致对所有意义的拒绝,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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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Harvard Project On The City]
MUTATIONS p.177书影
Rem Koolhaas / Harvard GSD
13.1
对理论困境的反应
以及“后批判”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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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理论及“后批判”理论的现实主义倾向拒绝先设结论,而是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可能。
● “现实主义“(Realism)就是强调”现实“。那么 “现实”与“非现实”应该如何区分呢?在理论界,这种区分最常见的模式是以“复杂现实”与 “抽象理念”的对立来呈现。“复杂现实”认为现实难以定义,因为它极为复杂,所以需要的是仔细地观察与全面地应对。而 “抽象理念”认为现实的复杂性只是一种假象,在复杂性背后是隐藏着的稳定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通过概念与理论来给予呈现,所以可以通过一套相对简单和明确的抽象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的复杂性。
● 20 世纪20 年代德国先锋艺术运动中“新客观性”思潮就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倾向,它所反对的是此前的表现主义对于精神意识这种单一抽象主题的过度偏向,倡导更多地关注日常需求、物质技术以及当代的生产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密斯·凡·德·罗才会在钢筋混凝土办公楼的简介中写道:“一个建筑与品位无关,而是功能引发的各种要求的逻辑结果。”
●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建筑理论黄金时期主要是依靠“转码”,也就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体系来促进建筑理论的生产。语言学、符号学、批判理论、解构思想先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使得建筑理论变得日益复杂艰涩。就像以赛亚·伯林所 “预言”的,这一倾向所带来的后果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日益严重的对抗与分裂,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所提及的20 世纪末期的理论困境, 甚至有人提出“理论终结” (End of theory) 以及 “反理论” (Against theory) 主张。
● 建筑理论应当放弃此前主要基于一种思想体系建立理论架构的模式,无论它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理论还是解构哲学。建筑研究应该用更为开放和灵活的方式去吸纳各种复杂多元的因素,期待在多种因素的汇集中,产生出不可预见但富有价值的结果的新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 “现实主义”立场,拒绝依据既有理论对现实进行先行判断。
● “图解化”(Diagrammatic) 的分析模式,拒绝用既有的整体理论去判断、去获得一种已经被确定的结果,而是在复杂元素间建立联系,去促进不可预知的偶然性与可能性的诞生。
● 迈克尔·斯皮克斯《设计情报》(Design Intelligence, 2002)区分21世纪、20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建筑理论:
—— 20世纪初期建筑理论的基础是由哲学所占据的,体现在建筑理论寻求某种“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
—— 20世纪末期的理论主导是一种“消极批判”Negative critique,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批判性地域主义还是其他的批判理论,其理论出发点都是某种反抗与“批判”。在很多时候这种“批判”的结论是悲观的,比如塔夫里。这使得20世纪末期的理论先锋们陷入了一种宿命式的悲观陷阱。无法再与实践产生积极互动。
—— 21世纪的建筑探讨就像情报搜集一样,尽量汇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与信息,再在其中建立关联,最终获得某种结论。但这种结论完全是由情报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而不是事先就设定的观点。作为对20世纪理论的替代,斯皮克斯建议的仍是在复杂的现实中寻求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创新。
● 罗伯特·索莫尔、莎拉·怀廷《关于多普勒效应以及其它现代主义情绪的要点》:“在过去的 20 年中,建筑理论这个学科已经被批判所吸收并且已经枯竭。” 从柯林·罗与塔夫 里到迈克尔·海斯与彼得·埃森曼,对现实的批判导致这些理论家无法接受建筑与当代社会的密切结合,所以只能退缩到建筑的“自主性” 当中,即建筑成为一个封闭的内在体系,不需要也不能够与外界现实发生联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建筑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枯竭。作为对这种 “对立性”(Oppositional) 批判论辩(Critical dialectic) 纠正与替代,索莫尔与惠廷提出了“投射性” (Projective)的 “多普勒效应" (Doppler effect) 模式。
—— “多普勒效应”与 “批判”的区别在于:“并没有被隔离在单一性的自主性中,多普勒 (建筑)聚焦在建筑内部多样性元素的作用与交互之上,这些元素包括材料、项目、文本、氛围、 形式、技术、经济,等等。” 简单地说,多普勒效应不会拒绝现实,而是充分地对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做出回应,利用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互投射,发掘出更为新鲜的创作机会。
—— 两位作者还借用媒介理论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 的术语,将批判性理论与投射性理论分别描述为“热”(Hot) 理论 与 “冷” (Cool ) 理论。“批判理论是热的,是因为它专注于将自己与常规的、背景化的、匿名的生产条件以及差异描述相分离 ,”以自主性为武器与之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投射性理论是冷的,是因为它们是冷静的、 放松、开放的,在平静的合作中制造多元的效果。在他们看来,21 世纪初的理论动向,正是这种从热向冷转变的冷却(Cooling down) 过程。
● “后批判”理论最为确定性的内容,就是对“批判性”的拒绝,这体现为一种松散的现实主义倾向。
● 如果说单纯的“后批判”理论论述显得过于松散和宽泛的话,“后批判”的建筑实践反而呈现出更为确定的一些特征。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即实践可能比理论思辨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郑时龄著. 建筑批评学 第2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5: p.374.
[2] 曼弗雷多·塔夫里.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 p.87.
[3] 青锋著. 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系列推荐教材 当代建筑理论.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08: p.220-227; p.312-317.
[4] SPEAKS M. After theory [J]. Architectural Recorf, 2005,193(6):p.72.
[5] Ibid: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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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月开学,新系列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