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作为实践的抽象物 | 列斐伏尔论空间 Ⅱ

继续翻译斯坦尼科著作 《列斐伏尔论空间》（Henri Lefebvre on Space）的第三章，从空间生产的具体普遍性概念进入空间实践领域。本章完整目录见下，预计分四期发出：

（第一期）

Transdisciplinary Theory of Space

空间的跨学科理论

The Concrete Universality of Production of Space

空间生产的具体普遍性

The Concrete Universal and Its Three Moments

普遍具体及其三个瞬间

Production as a Concrete Universal

生产作为一种普遍具体

From Concrete Practices of Dwelling to 

Abstract Space

从具体的住宅实践到抽象空间

（本期）

Space as a Practical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实践的抽象物

Abstract Labor and Abstract Space

抽象劳动与抽象空间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Capitalism

现代建筑与现代资本主义

Space as Lived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生活的抽象物

（第三期）

Space as a Commodity

空间作为一种商品

The Flat Spac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现代建筑的平面空间

The Form of Space

空间的形式

The Dialectics of Centrality

中心化的辩证法

（第四期）

The History of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的历史

The Regressive–Progressive Method

“向后看-向前看”的方法

Historicizing the Capitalist City

资本主义城市的历史化

Toward a Complete Urbanization

迈向全面城市化

亨利·列斐伏尔论空间：

建筑、城市研究和理论生产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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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

Chapter 3 Critique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具体的抽象物

Łukasz Stane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出版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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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s a Practical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实践的抽象物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张力，通过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从两个角度再次出现在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化过程中发展的具体的抽象概念里：一方面，是对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的回顾性分析（资本主义空间出现的历史或给法国佩萨克住宅建设拨款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试图在一个普遍性方案中捕捉空间生产的动态。（唯物和唯心）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在列斐伏尔的作品中得到解决，反而是放大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Grundrisse，写于1857 - 1858年，后简称《纲要》）和《资本论》（Capital， 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的那种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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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enguin Classics 版封面–1993年11月7日

来源：amazon.com

Abstract Labor and Abstract Space

抽象劳动与抽象空间

正是马克思在《纲要》中对劳动的理论化，直接影响了列斐伏尔对具体的抽象的理解，即“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并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的抽象。[1]从这个角度来看，具体的抽象是一种“社会的抽象”（social abstraction），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精神存在的存在模式，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联系；它有一个实存（real existence），也就是说，在与实践相关的社会关系中，它是实际的，而非惯常的。”[2]

这些陈述紧跟《纲要》中关于劳动的讨论，认为劳动在资本主义实践中是一种“成为现实的抽象”。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的抽象特征，即劳动作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活动，是不会进一步考虑其具体特征的：

对亚当·斯密来说，抛弃了创造财富活动的所有限制性特征——不仅限于制造业、商业或农业劳动，而是包括所有的劳动种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

马克思声称，只有当劳动概念所传达的一般特征在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劳动才能被概念化。因此，斯密的发现实际上是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一种承认：正是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第一次要求劳动被简化为其基本特征，并剥夺了工人的个性。正是这种可塑、可量化、可分割、可根据时间考察的劳动，能与新引进的机器相适应，并在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条件下实现最高的效率。马克思写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种抽象的‘劳动’、纯粹而简单的‘劳动本身’在实践中成为现实。”[4]

马克思认为劳动由两个方面组成：特定工人的特定劳动，在《资本论》中称为“具体劳动”（concrete labor）和非特定的“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r）。[5] 因此，他写道：“具体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是许多决定的集中，因而是多样的统一”，而抽象则是“片面的”。[6] 换句话说，以特定形式和有明确目的被消耗的劳动力（labor power, 人的工作能力）称为具体劳动，而从生理意义上讲的劳动力的消耗则是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中所写的那样，这种抽象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

一切商品转化为劳动时间，同一切有机物体终分解为空气一样，既不更抽象，也不更真实。这样来看，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似乎的确不是不同的人的劳动，相反，不同的劳动者似乎只是这种劳动的器官而已。[7]

这种差别反映在列斐伏尔对抽象空间和具体空间的区分中。抽象空间是“被分离的物体所占据”的可测量的空间；它是同构空间（isomorphic space），没有任何特殊的方位或方向（如前或后、高或低）；在这个空间中物体之间的任何联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这就是战后都市主义的空间，列斐伏尔将其解释为在差异之中将孤立的功能联系起来的系统，与日常活动具体的，“实用”（practical）的空间形成对比。[8]

当马克思写到劳动是一种“在实践中变得真实”的抽象时，他并不是说抽象的东西突然就能变得具体；相反，劳动总是既具体（如个人的劳动）又抽象（如创造财富的活动）。在早期工业化条件下发生的变化，以及使亚当·斯密的发现成为可能的是——劳动的抽象特征占了具体特征的上风，并在一系列社会实践中得到证明。

同样，在马克思一百年后，当列斐伏尔声称抽象空间正在“在实践中变得真实”时，他也没有说具体空间就消失了，而是在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突显出抽象空间的优势，在法国穆朗新城的研究已经分析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空间和具体空间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就像都市主义的抽象理性与居住实践的具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一样。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了劳动，理论思维层面才能形成劳动的概念，列斐伏尔同样认为，抽象空间及其生产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相关联之后，才能被理论化。换句话说，尽管人们一直在工作，事物和实践也一直是空间性的，但劳动的概念以及空间及其生产的概念的出现则是历史性事实，由某一时期特定的智力、技术、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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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在英国棉纺厂工作的童工

Children at work in a cotton mill 

(Mule spinning England 1835)

Drawn by T.Allom

来源：wikipedia.org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Capitalism

现代建筑与现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假设劳动概念的出现会与其在社会实践中完成工具化的征兆相呼应，列斐伏尔同样提出了关于“空间及其生产意识出现的时刻”的问题[9]

在列斐伏尔1956年关于画家爱德华·皮尼翁（Édouard Pignon, 1905-1993）的书中，这个问题被与法国绘画从塞尚到毕加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将皮尼翁的作品置于这一发展线索中。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描述绘画在观众主动的感知过程中构建的图像空间（pictorial space）。例如塞尚的《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系列的观众被描述为一个图像空间的生产者，他们将各种形式的矛盾运动汇集在画布上；这个空间结合了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局部对应和断裂[10]——正是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赋予资本主义空间的特征。

根据这种解释，图像空间具有列斐伏尔后来将其归因于社会空间的一般性特征：它是通过将什么是“被看到的”、“已知的”和“构想的”联系起来而主动产生的，正如列斐伏尔在谈到毕加索分析性的立体主义（cubist）绘画时所写的那样；[11] 它是历史的，反映了感官知觉的历史性，它源于“眼睛凝视中实际的和社会的历史”。[12] 但是，如果这些画表现了视觉中本不可见的东西——也即，可见的历史条件——那么在它们的图像空间中就有了“对真实物体切近的、具体的感知”。[13] 换句话说，它们使自己成为认知社会空间的工具：理论上，要实现这一步就是要使被绘画揭示的这个空间和其本身所被生产的空间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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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圣维克多山

Cézanne：Mont Sainte-Victoire，1904-1906

来源：wikipedia.org

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这一步是由包豪斯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们、苏联建构主义者和至上主义者们，以及勒·柯布西耶、赖特、康定斯基和克利等人迈出的。列斐伏尔声称，二十世纪早期艺术和建筑先锋派的作品表明，空间中的物不能被依照品味以孤立的方式产生；相反，所有尺度的物（从家具到纪念碑，或许还可以加上城市）都应该通过同样的感知的、构想的和生产的空间来理解彼此之间的联系。[14]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 1935-1994）认为，这种将空间理解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媒介，导致了传统建筑物体（architectural object）概念的“危机”。在他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1968）中，塔夫里用一系列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从圣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 1888-1916）对不断变化的和充满偶然性的城市空间成为建筑物体死亡的原因和后果的诊断，经由蒙德里安对现代城市中建筑解体的描述，到新造型主义者（neoplasticist）概念中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合并与融合。[15] 塔夫里举的最典型例子是路德维希·希尔贝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 1885-1967），他试图在一个项目中将城市现实中的所有过程和地点联系起来。“大都市建筑在本质上依赖于两个因素：单细胞的空间和整体的城市有机体，” 希尔贝塞默写道，空间作为城市街区的构成元素将成为整个城市的主要设计要素，同时它本身也受到总体规划的制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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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利亚，发电站草图

Antonio Sant'Elia:  La centrale elettrica, The power station, 1914

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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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贝塞默：高层建筑城市方案  

Ludwig Hilberseimer’s Hochhausstadt proposal 

来源：metalocus.es

显然，空间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关系媒介的概念，可以与勒·柯布西耶的自由规划（plan libre）、格罗皮乌斯的自由本质（fliessendes Raumkontinuum）和利西茨基的各向同性空间（isotropic space）联系起来，却绝不是二十世纪早期建筑先锋派所尝试的那些空间概念的多样性。在他们的讨论中，至少形成了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概念：1）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封闭，受到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1803-1879）的影响，被亨德里克·伯尔拉赫（Hendrik Petrus Berlage, 1856-1934）和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重新思考，并被纳入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 1870-1933）的“体积法”（Raumplan）中；2）以及将空间作为身体的一种延伸，在奥古斯特·施马索（August Schmarsow, 1853-1936）的建筑史讲座中被提出。[17] 此外，如果不考虑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学、艺术史和感知心理学方面的讨论，也几乎不可能将空间概念引入建筑话语，在此过程中，关于空间作为“建筑的本质”（essence of architecture）的共识达成了，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更多其它地方的建筑文化中成为常态。[18] 

由于缺乏对这些争论的历史记载，列斐伏尔以一种推测性的叙述，把重点落在建筑实践与20世纪初的总体社会进程之间的依赖关系上，包括新的技术发明，新的感知模式，以及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包豪斯不仅仅是在其真实的社会背景中定位了空间或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发展了一个新的概念，一种全球性的空间概念。”他继续写道，在1920年左右，发达国家在理论思想、工业实践、建筑和城市化研究中发现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得以实现，但还没有得到合理阐述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工作场所与居所之间的联系。”[19]

列斐伏尔意识到，通过空间来定义建筑，当与空间是被一系列社会行动多方面决定的理解相结合时，会发现其中建筑师的影响力往往是最小的，建筑被降低为一个过程的促进者的角色，其目标和条件是被外部给定的，而不是从建筑特定的学科领域内部脱颖而出。他在一篇关于现代建筑在欧洲资本主义重组中的工具性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如果有空间的历史这样的东西，……那么就会有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这样的东西……包豪斯，包括密斯·凡·德罗等人的著作和作品，划定、表达并帮助实现了这一特殊空间，这当然是有争议的——尽管包豪斯曾宣称自己是并试图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20]

或者，正如塔夫里在他对希尔贝塞默的描述中所写，“一旦在城市中确定了生产周期的真正统一，建筑师唯一的任务就是去组织这个周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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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ilberseimer with Mies van der Rohe, 1940.

来源：metalocus.es

虽然在1969年的CRAUC研讨会上，列斐伏尔认为伯纳德·休特（Bernard Huet, 1932-2001）对包豪斯的批评是“反动的”（“每个立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劫持”），[22]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发展了关于现代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重组中的工具性的论点。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先锋派引入的新的规划程序和新的表征空间系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在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中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与战后资本主义共享着官僚主义和生产主义的逻辑。用他的话来说，“包豪斯就像勒·柯布西耶一样，表达（制定并满足）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筑要求；事实上，同时期俄国建构主义者所确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求与其差别并不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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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70年代对空间表征系统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思

Archizoom Associati，“无止境城市”（Non-stop City）

来源：《安德里亚·布朗奇：无止境城市》

（Andrea Branzi NO-STOP CITY)内页插图 pp.30-34;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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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俄国建构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空间构想

城市聚居点规划（the Socialist Settlement at Magnitogorsk）

 平面、透视、模型与剖面-Ivan Leonidov（1920s） 

来源：Anatole Kopp, 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in the USSR, Academy Editions, London,1985.

列斐伏尔和塔夫里都认为，抽象空间的统一——被现代运动认同、假定和工具化——实际上伴随着并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统一。亚当·斯密证明了不同的职业是一般劳动的各个方面，而建筑师、艺术家和现代运动的理论家则表明，不同的地方（places）在生产、消费和分配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位于同一个空间中。因此，被马克思定义为“在实践中成为现实的抽象”的抽象劳动，和被列斐伏尔描述为“行动中的抽象”（abstraction in action）或“主动的抽象”（active abstraction）的抽象空间，在本质上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24] 抽象空间对应于“抽象劳动……也即商品的一般形式。”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写道。[25]

然而，正如我将在下一章中所展示的那样，列斐伏尔拒绝了塔夫里将这种现代运动的经验推断为建筑的一般条件，因为它必然无法超越其生产条件来被思考，他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坚信现代建筑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项目之间的本质联系。例如，列斐伏尔在1984年写道，《雅典宪章》（the Athens Charter）为创新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准则和一种模式，使其可以从危机和战争中攫取新的力量。[26] 

这一论点导致了他与朋友们的分歧，比如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 1915-1990）和克劳德·施耐德（Claude Schnaidt, 1931-2007），他们都是现代运动的社会纲领的捍卫者——科普在1980年谴责那些“让年轻人相信……现代建筑和都市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的功能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压迫、异化和剥削工人的环境”的人；施耐德则反对将建筑先锋派批判为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tic），并后悔自己是第一批鼓励列斐伏尔认真研究城市问题的人之一。[27]

Space as Lived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生活的抽象物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和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的并置，使空间三元（the triads of space）的谱系有了第二个视角，以补充他们先前重构的公式与国际空间研究所（ISU）的居住研究。列斐伏尔在《论国家》（De l ' État, 1977）中将空间描述为具体的抽象物概念的“例子和证据”，他认为“物理的、观察到的和生活的”空间通过空间的表征而被加工，因此空间不仅是由物质和经济实践产生的，而且是在概念、美学、符号和幻想的占有层面上产生的。[28]

列斐伏尔在空间三元之间的区别，与马克思在《纲要》中关于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对抽象劳动出现的重要性的评论非常接近。马克思认为，使抽象劳动“在实践中成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发展涉及情感和个人层面的转变，他描述了工人对特定类型工作的“冷漠”感，这种工作不再能为他提供个人身份认同，并且“已经停止以任何特定形式与特定个人进行有机联系”。[29] 换句话说，如果只就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来说的话，抽象劳动在“经济”主体中已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卖家和买家。[30]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著作更直接的灵感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在描述曼彻斯特时，恩格斯分析了它的城市形态是由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和目标在结构上决定的：旧的中心被溶解，城市被分成破败的工人区、工厂和别墅社区。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将曼彻斯特描述为一场揭露和隐匿的双重运动：当工人地区的苦难被上层阶级所掩盖时，城市社会关系中的空间隔离（spatial segregation）——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而被表现出来。恩格斯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考察——一种对隐匿的社会结构的外显，把它理解为一个革命之所，使工人能够真正反思他们的处境。[31] 与马克思描述抽象劳动出现在经济实践、理论反思和工人生活经验中时没有什么不同，恩格斯也同时将城市解读为一种人造物，一种社会深层结构的外显，以及一种革命经验的载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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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Penguin Classics版封面–1987年6月2日

来源：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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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英国曼切斯特地图

Manchester 1845 Map - Coloured 

(Heritage Cartography Victorian Town Map Series)

来源：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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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英国曼切斯特的工厂及工人区

'Hell on earth': was anywhere more hated than the Manchester of 200 years ago? 

来源：manchestermill.co.uk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关于社会变革不仅涉及经济和意识形态，还涉及日常经验的论点，在列斐伏尔对新的感知的、构想的和生活的空间经验的研究中产生了共鸣。这种新经验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上司机对空间感知的减少，以及功能主义住宅区对空间的贫乏利用。[33] 建筑先锋派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发现，连续空间表达了一种由技术促进的集体空间体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体验的媒介成倍地增加：高速交通工具产生了启发未来主义绘画的感知模式；新的再现技术（techn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如航空摄影，使广大群众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感知大都市的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代人关于战壕的体验——“立体主义战争”——揭示了一种由人类行为改变的新型地理景观；以及大都市中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水平，被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在绘画《城市》（The City, 1919）中所描绘的[34]、被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描述为由货币经济逻辑——计算、理性和利益——所支配的一种新型的疲乏（blasé）的主体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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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热，城市

Fernand Léger：The City, 1919

来源：wikipedia.org

这种新的空间体验不仅与建筑表征（representations）形式的抽象（如先锋派以抽测取代透视）相平行，而且与建筑和城市在应对城市化进程规模扩大时话语（discourse）的抽象相平行。这一点在列斐伏尔关于法国的辩论中尤为明显。随着20世纪头几十年关于巴黎城防工事重建的讨论[35]，在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中引入了一种新的住房问题思考的尺度，以及法国都市主义作为一门自治学科的制度化，诸如自由空间（espaces libres）之类的通用术语成为描述城市外围建筑之间空余的广阔区域的一种方式。虽然关于这些空间的结论源于19世纪在卫生方面围绕庭院和街道的争论，但它们在1900年之前的其他方面的争论，如安全、社会化和美学，却逐渐从下个世纪头几十年的讨论中被抹去。[36] 这些“无关紧要”的其他方面的日益增加在列斐伏尔的一般性讨论中产生了反响，即依功能（functions）划分的学说消解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城市现实的各个层面、从公寓到整个城市，所建立的使用（uses）的复杂组合。[37] 但是，这种建筑词汇的日益抽象并不只存在于“进步”建筑师的话语中；例如，它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花园城市引入的计算绿色空间（espaces verts）的新技术上，这种新技术独立于具体设计的方向。[38] 

换句话说，空间的抽象不是什么个人发明或设计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总体社会进程的结果。这清楚地表明，对抽象空间的体验并不是一种异化的、不真实的现代个体无法到达“存在于别处的真实生活”的表现。相反，在抽象空间的概念中，“现实”与“虚幻”的区分被抛在脑后，真正被讨论的是对空间的“现实-虚幻”的体验，这在廊式建筑（pavillon）的研究中已经分析过了：一种现象与本质“亲密”且“客观”的混合，[39] 一种以商品幽灵般的存在为特征的感官-超感官的现实（sensuous–suprasensuous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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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Lefebvre on Space

全书目录

Introduction

Chapter 1.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Chapter 2.Research: From Practices of Dwell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hapter 3.Critique: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Chapter 4.Project: Urban Society and Its Architecture

Afterword: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Jouissance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Lefebvre, 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59.

[2] Ibid., 61.

[3] Marx, Grundrisse;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69.

[4] Marx, Grundrisse.

[5] 这些概念依赖于黑格尔对具体与抽象的区分。内田宽（Hiroshi Uchida）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和黑格尔的逻辑学》（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一书中指出，《纲要》的“导论”反映了黑格尔关于概念的理论。

[6] Marx, Grundrisse.

[7]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8]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52 ff.

[9] Ibid., 123–24.

[10] Lefebvre, Pignon, 12.

[11] Ibid., 17–18.

[12] Ibid., 20–21.

[13] Ibid., 14.

[14] Lefebvre, “Les institutions de la société ‘post technologique,’” 134.这篇论文发表于1972年由Emilio Ambasz组织的MoMA大学研讨会上；参见Scott, “On the ‘Counter-Design’ of Institutions.”。另外，列斐伏尔写道，毕加索、克利和包豪斯的成员发现，“一个人可以用一种无相的或没有被特权化的立面的方式来表现空间中的物”；参见Lefebvre, Les contradictions de l’État moderne, 289.

[15] Tafuri,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33–39, 84.

[16] Hilberseimer, Grossstadt Architektur, 100.

[17] Forty, Words and Buildings, 256–75; Moravánszky, “Die Wahrnehmung des Raumes.”

[18] Moravánszky, “Die Wahrnehmung des Raumes.”

[19]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24.

[20] Ibid., 126.

[21] Tafuri, “Toward a 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 22.

[22] Lefebvre, in Sturge-Moore, ed., “Architecture—mythe—idéologie,” 58.

[23]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04; see Lefebvre, “Constituez vous en avantgarde.”

[24]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69.

[25] Ibid., 307.

[26] Lefebvre, “Constituez vous en avant-garde.”

[27] Kopp, “De la Charte d’Athènes aux grands ensembles,” 11; Schnaidt, “Les architecnochrates [sic]”; Schnaidt, “Le droit à la ville,” 210–12

[28] Lefebvre, 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64.列斐伏尔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空间的“精神”（技术、科学、几何）和“社会”（与宇宙论、艺术、宗教有关）表征之间的区别并不容易理解(ibid.).

[29] Marx, Grundrisse.

[30]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67.

[31] Lefebvre,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9–26.

[32] Ibid.

[33] See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13, 232 ff.; see also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34] See Moos, Fernand Léger

[35] Cohen and Lortie, Des fortifs au périf.

[36] Moley, Les abords du chez-soi, 42.

[37] Lefebvre, “Propositions pour un nouvel urbanisme,” 187.

[38] Moley, Les abords du chez-soi, 42 ff.

[39] Lefebvre, “La notion de totalité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61.

图片说明

本文插图来源已注明，未注明插图均来自Henri Lefebvre on Space原书插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翻译往往是为了两三处思想爆炸式的愉悦

却需要动用体力去补足上下文漫长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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