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空间作为具体的抽象物

文摘   2024-11-05 19:09   中国香港  


*本文收录于[ 哗笑 ]严肃_理论文献专栏



两件事让我重新开始阅读列斐伏尔:


第一件事是最近为了找博士研究题目,在生吃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想如何可能让建筑“从概念经由批判到达现实”:建筑概念或许是建筑行为最原初的思想冲动,唤起比现存事物更多的东西,而批判指明了什么是对的和更好的,从而实现概念和现实事物完全等同的渴望。


这其中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批判之于建筑总是间接的,我的研究该如何突破这种“否定性”的间接?于是我想更深刻地理解阿多诺的认识模式——非同一性思维。它的作用机制是“用概念反思的方式”传达出“完满的、未被化约的经验”,简单说就是沉浸在现实事物之中。


这又有一个难题,那就是非同一性思维需要同时判断概念是否恰好覆盖了它所指称的现实,又要判断具体现实是否满足了它的概念,概念的普遍性和现实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批判导致了非同一性思维不稳定的中介性。


这种动荡的思维模式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建筑理论或它的前一步——宣言吗?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要先把它和空间扯上关系。


第二件事是修读“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的课程,人居环境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这挺好的,其核心是整体论的方法论,我搞不太懂了:什么是整体论?昨天又去听课,讲上海虹桥机场的管理是各方面的“一体化”,“联运”很重要,这是否就是整体论的实践?整体论如果被误解为一种“一把抓”的方法论——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它就退回了原始的单一状态,封闭起来了。


刘怀玉在《空间的生产》中译本的代序言中提到“具体的抽象”是列斐伏尔早年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精炼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处理的就是事物在主观-客观方面的内在联系,也是构成列斐伏尔唯物辩证法的基础。通读之后,发现对我遇到的这两件事构成很强力的解释。列斐伏尔就像一个不期的回声。


这个系列翻译的是斯坦尼科著作 《列斐伏尔论空间》(Henri Lefebvre on Space)的第三章,刘怀玉认为他是近年来对列斐伏尔“具体的抽象”这个概念探讨最为深刻的学者。本文翻译中的诸多生僻概念与刘怀玉译《空间的生产》相对照,基本保持一致。



亨利·列斐伏尔论空间:

建筑、城市研究和理论生产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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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

Chapter 3 Critique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空间作为具体的抽象物



Łukasz Stane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出版

2011年



在1970年的一次采访中,列斐伏尔回忆了1943年在普罗旺斯艾克斯(Aix-de-Provence)与他在索邦大学的前哲学教授不伦瑞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的一次谈话。在评论德国在东线进攻的新闻时,不伦瑞克把斯大林格勒战役设想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一名德国士兵遇到一名苏联士兵,其中一名恰好杀死了另一名。列斐伏尔认为,这与不伦瑞克“思维是关于判断的过程”的理解相一致,因此不伦瑞克关注单独的事物,而非普遍概念。列斐伏尔继续笑着说,当然,也不能说不伦瑞克对这场战役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完全忽略了战略和群众的层面,正是这些层面使历史有别于一连串个别事件的总和。[1]


这段对话不仅仅关乎历史,也是关于一般性思维的,它揭示了列斐伏尔对理解社会现实所必要采取一种普遍概念的坚定信念,这其中就包括空间的概念,他把空间的概念作为描述“现代世界”的独有视角。[2]如何理解空间的普遍性?由于空间本身是社会产生的,具有历史的存在条件,所以它的普遍性既不能被理解为柏拉图式的观念,也不能被理解为康德式的感性的先验形式。相反,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实践的普遍形式之一,就像马克思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一样[3]:空间也具有一种矛盾性,在许多方面既是“抽象的(abstract)又是“具体的(concrete):空间似乎是所有社会实践的一般手段、媒介和环境,却又可以在社会整体之中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能被简化为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及其例证,空间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概念抽象的结果,根据“抽象”的拉丁词源 abstrahere,与“抽象就是抽取或移除非本质的、偶然的和片面的东西”[4]相反,空间就像商品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社会的”、“真实的”、“确切的”或“具体的”抽象;也就是说,它的普遍性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的抽象过程产生的,并反映在现代空间特定的“抽象”经验中。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普遍形式,这是他理论中最丰满的部分,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著作中所谓的其中最基本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是列斐伏尔这一理论的主要来源。在具体的抽象理论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试图从社会发展的单一原则中推断历史,但又在对一系列被社会实践过度决定、回溯分析的历史联系之间摇摆。前者的观点带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印记,后者则呈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和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194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区分出的两种思潮。但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两种思潮是可以被跨越的,具体的抽象概念是这一尝试主要的理论杠杆,不仅使其可以对资本主义的空间进行历史性的描述,而且还形成了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他的空间分析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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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研究项目“比利牛斯山的乡村社区 (田园)”(La communauté rurale (pastorale) dans les   Pyrenées)的前两页。第一页描述了计划研究的初始部分的重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第二页描述了研究的最后两部分,涉及社区的内部分化。

Courtesy of the Archives of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Paris, dossier of Henri Lefebvre, attached to letter to Georges-Henri Rivière, 23 January 1944


对于这些哲学上的参照,本章不是要改变对先前基于列斐伏尔栖居研究重构的空间生产及其三元结构的理解(译注:即本书的第一二章内容)。本章的目的不是对他的工作进行哲学谱系分析,而是对他的一般空间理论中实证研究的地位进行质疑。在其他更严肃的议题上,我讨论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跨学科理论的尝试,既超出了每一个专门的学科,但又在特定学科的领域和方法中发展,在这种方法中,历史和实证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6]这样的方法绝不是实证主义式的对部分知识的综合,而是以空间概念的生产为目标,通过从各种学科中汲取经验,并将它们的结论彼此关联,以此来重新配置它们具体的研究对象、问题和方法,同时也重新调整了这些专业在社会分工和矛盾冲突中的位置。


具体的抽象空间是一种普遍的、跨学科的、“整体性”的空间理论假设,列斐伏尔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可能的空间,无论是抽象的还是‘真实的’,精神的还是社会的”。[7]他写道,这一理论将“发现或构建现如今被分散理解的各‘领域’之间的理论统一”,同时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些领域包括“1)物理—自然,宇宙;2)心理,包括逻辑和形式抽象;3)社会。”[8]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这种方法的目的是重新连接已经离散的元素,并以明确的区分取代混乱;重新连接离散,重新分析混杂。”[9]由于这些领域与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生活的(lived)空间都有关[10],所以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理论的目的,是在空间的各个瞬间(moments of space)之间“发现或构建”一种既不是不可区分的又不是互不关联的统一体。[11]



 Transdisciplinary Theory of Space 

 空间的跨学科理论 


这种讨论内嵌于列斐伏尔对战后哲学、科学和建筑理论中有关空间的叙述的阅读中。他质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法国哲学的无能,除了 “仅仅是描述性的,从来没有达到分析性的,更不用说理论的状态,或者仅仅是空间的碎片和横断面”之外,没有再产生别的东西,[12]——理论方面的孱弱与当时关于空间的激烈辩论形成对比,与现象学(巴什拉Bachelard)和精神分析学(拉康Lacan)形成的空间新概念形成对比,以及空间的意识形态概念(鲍德里亚、德波Baudrillard, Debord),权力(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Foucault, Deleuze and Guattari)和文本(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巴特Derrida, Kristeva, Barthes)[13]列斐伏尔写道,这些多重“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理论化:当结构主义假定了它们的同一性时,后结构主义作家们又戏剧化地使其分裂。[14]


在科学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虽然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自己精神的和抽象的特定的空间”,但当试图构建这些空间的统一时,要么导致不成功的“蒙太奇式的跨学科”,要么就只是基于片面结论进行的不合理推断的综合。[15]这是因为这些学科背后的概念可能相互之间是不协调的:亚伯拉罕·莫勒斯(Abraham Moles, 1920-1992)认为地理学(关乎建筑和都市主义)通过范畴的扩展脱离了笛卡尔空间的理解,而心理学(关乎室内设计)则采用现象学的观点,“从我的身体开始,在此时此地,以我的身体为中心。”[16]列斐伏尔则断言:


无限多的空间,每一个都堆积在下一个空间之上,或者可能包含在下一个空间之中:地理的、经济的、人口的、社会的、生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国家的、大陆的、全球的。更不用说自然的(物理)空间,(能量)流动的空间,等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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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和菲利普·约翰逊在Les Halles竞赛现场的讨论

Published in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208 (1980): 40.



列斐伏尔通过回顾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的现象学作品和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 1918-2000)对“有机的建筑史”的贡献,分析了战后建筑话语同样无法把握空间的多样性特征的状况。在诺伯格-舒尔茨看来,古代哲学家对空间的“原初的”总体经验及其概念被划分为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又被具体的概念所覆盖,包括物理行动的“实用空间”(pragmatic space);感知空间(perceptual space);形成了人在其环境中的稳定形象的“存在空间”(existential space);物理世界的“认知空间”(cognitive space);纯粹逻辑关系的“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而“表现性空间”(expressive space)包括“建筑空间”(architectural space)和通过“美学空间”(aesthetic space)来描述的空间。[18]诺伯格-舒尔茨的书《存在、空间和建筑》(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1971)与列斐伏尔一样,都有解释这种空间多样性的野心,并提供了空间“在建筑理论中本应具有的中心地位”。[19]然而,列斐伏尔认为,这本书要么唤起的是一种难以区分的空间的瞬间,要么呈现出的是构想的、感知的和生活的空间之间的裂痕。他补充道:“然而,真正的理论问题是把这些领域彼此联系起来,并揭示它们之间的中介关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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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Norberg-Schulz,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1971年版封面

来源:https://pallantbookshop.com/



阅读布鲁诺·赛维的《建筑作为空间》(Architecture as Space, 1948)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赛维列出了对建筑的多种“解释”:政治、哲学、宗教、科学、经济、社会、唯物主义、技术、生理—心理和形式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建筑,也就是说,涉及空间,因为建筑存在于“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封闭空间”中。[21]在这种说法中,建筑的“内容”是“居住在建筑空间中的人……建筑的内容就是它的社会内容”;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赛维认为,一个几何空间是由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姿势和行动所激活的。[22]对赛维来说,这种对空间的诠释是建筑与人的“有机统一”的综合、全面视野的出发点。[23]然而,列斐伏尔注意到,在赛维的书中,尽管它也强调身体在空间中的生活经验,但空间仍主要是在视觉层面上被理解的。因此,赛维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本质上的空间性,而是倾向于将它们简化为或多或少影响了建筑空间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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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o Zevi, Architecture as Space,1993年版封面

来源:https://www.amazon.com/



不仅局限于理论探讨,关于空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成为法国建筑和都市主义辩论的中心。乍一看这些探讨似乎与实际问题相去甚远,最终归结为建筑师、都市主义者、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教育、研究和设计工作方面进行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问题。


空间的概念——城市空间、社会空间或总体空间(space tout court——是由琼巴特(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 1913-1998)、莱德鲁(Raymond Ledrut, 1919-1987)和列斐伏尔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被赋予了成为这些学科交点的能力。然而,这需要重新定义这一概念——以解释这些学科所关注的“空间”或复数的“空间们”的多个方面。


这项任务是列斐伏尔和他的合作者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南泰尔(Nanterre)担任教授期间组织和参加的所有跨学科研讨会的重点。这个项目的记录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如何在不同的学科、观点和方法中将空间的多样性联系起来:“建筑空间”、“姿势空间”、“居民空间”、“居住空间”?[24]这一讨论揭示了对城市中社会、文化和政治差异的一种新的敏感性,这挑战了既定功能规划可以产生最佳空间组织的信念。[25]但是,由性别、年龄、阶级、记忆和欲望区分的空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呢?这就是列斐伏尔空间整体性理论的政治诉求,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把空间看作一个整体意味着向每个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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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列斐伏尔在南泰尔的学生中

Published in Duteuil, Nanterre 1965–66–67–68, 92.

Courtesy of Jean-Pierre Dut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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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rete Universality of 

Production of Space

空间生产的具体普遍性


通过马克思的具体的抽象概念,将“当前的生产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中的空间加以理论化的假设,已经在《空间的生产》的开头表达出来了。在断言“(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之后,列斐伏尔声称空间的存在方式就是货币和商品的存在方式,它们与劳动一起被马克思理论化为具体的抽象


在现在的生产方式中,在它实际存在的社会中,空间已经呈现出一种自身的真实,一种与商品、货币和资本在同样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假定的真实明显不同,但又非常相似……

这个空间是抽象的吗?是的,但它也是“真实的”,因为商品和货币等具体抽象物是真实的。那么它又是具体的吗?是的,虽说不是那种物体或产品意义上的具体。[26]



 The Concrete Universal and 

 Its Three Moments 

 普遍具体及其三个瞬间 


而在讨论马克思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黑格尔的哲学,了解他对抽象和具体的分别理解,以及伴随而来的普遍具体(concrete universal)的概念。这种分别可见于黑格尔的文章《谁在抽象地思考?》(Wer denkt abstrakt? Who Thinks Abstractly? written in 1807)。黑格尔认为,“普罗大众”的思维是抽象的,例如,一个认定被定罪的罪犯就只是一个杀人犯的女售货员,也就是说,这种思维只根据一个孤立的特征来做判断:


这就是抽象思维:在杀人犯身上除了看到他是杀人犯这一抽象事实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并且用这一简单的定性来消除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类本质[27]


这是对被抽象所支配的概念进行批判的基础,我们在自黑格尔以来的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中都可以找到:抽象的支配性地位是单向性思维实际造成的。[28]相比之下,“人类的知者”(knower of man)则具体地思考,认为犯罪是罪犯生活条件的结果,即他所受的教育程度低,家庭关系,或者他可能遭受过不公。


具体的东西总是包含在各种关系之中,而抽象的东西则总是贫乏的、片面的、孤立的,这种区别可以体现在对事物、现象、思想和经验特征的描述上。一个具体的事物与其他事物有多种联系,一个具体的思想也需要由若干定义和说明组成,这些定义和说明把它与其他的命题和理论联系起来。每一个定义只反映具体现实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因此,如果与其他的定义分开,它们单独来看都是抽象的。[29]黑格尔对抽象和具体的理解表明对现实的思考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也就是说,将片面的定义综合为一个全面的理论。


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具体与抽象的区别被用来区分普遍具体与普遍抽象。普遍抽象(abstract universal)指的是一组对象所共有的孤立特征,而普遍具体(concrete universal, das konkrete Allgemeine)指的是被认为嵌入在相互关联且相互作用的所有事物组成的世界中的一种事物的本质。[30]


在黑格尔那里,“notion(Vorstellung)一词用于表达普遍抽象,而“concept(Begriff)用于表达普遍具体。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讲座中强调了这种差异:


但就Concept的本性而言,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反对现实差异的抽象统一。作为Concept,它已是特定差别的统一,因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具体。[31]


迈克尔·英伍德(Michael Inwood, 1944-2021)通过对比“红色”(redness)和“生命”(life)来解释这两种普遍性的区别。“红色”是所有红色事物共有的特征,这个特征不会显著影响一个红色物体与其他红色物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个普遍抽象概念。相比之下,“生命”就是一种普遍具体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生物的本质,指导着它们的内部衔接,而生物由于它们有生命,所以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不同的物种以彼此为食,偶尔也会相互支持,物种也会自我繁殖。”[32]这种对普遍具体的理解——作为发展的内在原则或被考察事物所具有的内在驱动力——对于马克思推进这一概念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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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年法文版封面

来源:AOFA.TW


在《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中,列斐伏尔追随黑格尔,阐释了普遍具体是由普遍性(或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这三个“瞬间”构成的。[33]黑格尔称它们为“瞬间”,是为了强调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不能被严格区分,并突显它们在逻辑上、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的紧密联系[34]——这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瞬间(moments of space)理论化所反映的相互蕴涵和不可分割的原则。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普遍瞬间(The universal moment)是某一类型事物发展的一般原则。特殊瞬间(The particular moment)是由普遍瞬间决定的,但同时它又与普遍瞬间相区别,因此,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对普遍瞬间的否定。单一的瞬间是具体的个体事物,也就是说,它以一种确定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存在于世界中。因此,个别是普遍瞬间分化到最后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实现。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具体”就是在它的一切定义中的普遍性,因而能使他者包含在它自身之中。[35]


在《空间的产生》中,列斐伏尔尝试了将空间的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瞬间应用于空间的想法。他区分了“个别性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空间被身体感官体验,并被赋予了基本的意义,比如男性或女性。“一般性层面”则与主体在空间中受到统治权力的控制和分配有关,通常是通过调用权力的象征属性来执行的。最后,“特殊性层面”与较小的社会群体(如家庭)以及“被定义为允许或禁止的空间”相关联。[36]在另一分类尝试中,列斐伏尔将空间区分为“逻辑的和数学的普遍性”(因此,空间的表征将由这些学科来阐释),特定的“描述”,以及“仅仅处于物理和感官现实中的”个别位置。[37]


即使这些假设只是在《空间的生产》中被草创出来的,但其背后的思想揭示了列斐伏尔试图将空间理论化,将其视为身体体验、象征意义、社会组织和科学表征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引用黑格尔的普遍具体概念,与其说是试图将瞬时空间与普遍具体的诸瞬间对应识别,不如说是试图将空间的生产理论化为三个瞬间之间的动态交换。


列斐伏尔强调了生产概念,特别是空间的生产概念的黑格尔源流,他写道:“总的来说,生产的概念仍然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思想基础上描述的那个‘普遍具体’,尽管这个关联后来有些被模糊和淡忘了。”[38]此外,他补充说:


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具体还有意义吗?应该有人指出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生产的概念和生产行为的概念揭示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39]



 Production as a Concrete Universal 

 生产作为一种普遍具体 


《空间的生产》中使用的生产概念来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既有狭义的(经济的)含义,也有广义的含义。狭义上的生产是指通过重复动作的劳动来制造商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工业化产品,与“作品”(oeuvre)相反:“作品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独特性的东西,而产品可以被精确地复制。”[40]从广义上讲,生产是指社会实践的概念,它被定义为同时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spiritual production),即对意义、目标、工具、商品和需求的总的生产。[41]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对它的理解又回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之中。[42]当列斐伏尔写道“(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时,他指的是广义的生产概念;当他声称“社会空间本身既是工作又是产品”时,他指的是它的狭义。[43]


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1972)中补充说,除了生产之外,没有什么是人类独有的。[44]生产这一概念被用来来描绘城市空间的特征:


城市涵盖了“生产”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一件作品(oeuvre)本身,它是各种作品的生产场所,也是决定了对生产的感知的地方:需要和享乐(jouissances)。它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也是商品被消费的地方。它汇聚了这些现实,这些“生产”的形态,其中一些是直接的,另一些则是间接的。[45]


继黑格尔之后,列斐伏尔把生产理解为普遍具体,从普遍性瞬间,经过特殊性瞬间,直到个别性瞬间:“(绝对的)理念生产了世界;其次,自然产生了人;而人又通过斗争和劳动,同时生产出了历史、知识和自我意识。[46]从这个角度看,生产的过程具有一种理性的特征,这种理性超越了参与其中的特定行动者的理性。


列斐伏尔认为,将生产的内在合理性理论化,同时清除了对先验因果关系或目的论的任何参考,这是马克思的主要成就,这使他能够通过生产自身的内在条件来理解生产的合理性。[47]但是,在这种新的解释中,生产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生产概念,即“理性在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工具”,也抛弃了马克思自己对社会实践的早期理解。[48]相反,以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解的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多样性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改变了自然和人造的“自然”,也就是说,生产出了存在和主体性。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一概念“超越了‘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哲学对立”,[49]并将人类定义为超越个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是由人类个体之间的多重互动产生的,我们无法脱离这些互动来单独地对其加以理解。[50]


因此,生产的内在合理性在一系列行动中展开,这些行动对身体、质料、科技、技能和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了排序。这也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研究空间的瞬间之间关系的方式:作为“生产性过程的整体”的组成部分。[51]这暗示了一个关于空间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将各种学科所研究的专业空间、想象空间和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空间联系起来的,是在“社会的一般框架内”,在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按照“由某些特定群体发展的某些特定模式”进行的社会生产。[52]


换句话说,空间的各个瞬间是通过它们的社会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的,并以特定社会中这一过程的整体性和矛盾性为特征的。这种整体性理论使得空间同时成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生产者:空间“既是被生产的,也是生产性的”[53]。列斐伏尔写道,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在允许新的行为发生的同时,也在倡议着和禁止着其他行为。”[54]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同时是工具和目标,意义和目的,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表现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而不是两个可拆分的独立概念。”[55]将物质的生产(商品的生产)、知识的生产和意义的生产重新结合起来,空间的整体性应被理解为“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者”的状态。[56]



 From Concrete Practices of Dwelling to   Abstract Space 

 从具体的住宅实践到抽象空间 


黑格尔对具体(嵌入世界的)抽象(孤立的和片面的)的区分预示了列斐伏尔的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概念——战后资本主义的空间——以功能、实践和观念相互之间的孤立为特征。根据《人居》(L’habitat pavillonnaire,1968)一书的说法,这种分析方法适用于区分和辨识需求,将它们划分为孤立的和同质的(“抽象”)功能,并将它们分配给可用空间,这是集体住宅小区功能主义理性的基础:因此,对清晰性(clarity)的智识要求被外推为对透明性(transparency)的美学假设。这导致将空间和时间划分为专门的(“单一功能”)单元,这些单元被认为是为了满足既定的需求。[57]瑞士弗尔塔耳新城项目(the Furttal project)的矩阵规划是这种思维的范例,列斐伏尔在几篇文章中写道,大乐团式的合奏(译注:对弗尔塔耳规划的比喻)是分析思维的结果,与劳动分工和分析性方法的应用有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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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mont et al., L’habitat pavillonnaire封面

来源:https://www.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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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弗尔塔耳新城项目研究,总体规划图

From Egli and Fachgruppe Bauplanung der Studiengruppe “Neue Stadt,” “Projekt einer Studienstadt im Raume Otelfi ngen im Furttal, Kt. Zuerich,” n.p. Courtesy of Werner Aebli, Monika Weber-Egli, and Marcel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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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弗尔塔耳新城项目研究,规划模型

From Egli and Fachgruppe Bauplanung 

der Studiengruppe “Neue Stadt,” “Projekt einer Studienstadt,” n.p. Courtesy of Werner Aebli, Monika Weber-Egli, and Marcel Weber.



列斐伏尔写道,被孤立地计划的空间“仅仅是抽象的”,而它们“通过网络和路径,通过一束或一簇关系,达到‘真实’的存在。”[59]早在法国穆朗(Mourenx)的研究中,他就注意到功能主义的都市主义所表达的抽象理性落后于技术的总体发展,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区别被用来解释最近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1924-1989)的《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1958),该书建立在19世纪“抽象”的机器和“具体”的机器的对立之上,其中“具体的组成部分让位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聚合,即多功能对象和集群中对不同功能的综合”;以及亨利·凡·利尔(Henri van Lier, 1921-2009)的《黑格尔的新时代》(Hegelian Le nouvel age, The New Era, 1962)一书,“具体的机器(concrete machines)被理解为放弃了技术和功能上的独立性,而在整体性的机器网络中寻求其功能定位。[60]


列斐伏尔将战后空间生产的参与者(国家当局、开发商、规划者)的“抽象理性(abstract rationality)与住宅实践中嵌入并与社会现实的多个层面相关联的“具体理性(concrete rationality)进行了对比。列斐伏尔在为布东对法国佩萨克住区(Pessac)的研究的序言中,将这种在使用者对空间的占用中体现出的具体理性认定为“比抽象理性更复杂、更令人印象深刻”。[61]同样,在CRAUC研讨会上提出的 “野蛮建筑”(L’architecture sauvage)研究中,列斐弗尔在南泰尔的博士生德波勒(Jean-Charles Depaule)反对建筑师调用空间制度化表征的“抽象逻辑(abstract logics),而居民通过占用空间来在空间中表达自己的实践则是“具体逻辑(concrete logics)。根据德波勒的说法,“具体逻辑”揭示了真正的“空间逻辑(logics of space):包括它的决定、层次、取向和意义。[62]霍蒙特(Nicole Haumont)和他的同事在《人居》中阐述了这种对立,将集体住房和独墅作为“两种理性”的表达进行了对比,这两种理性“在彼此看来都是非理性的”。[63]都市主义者所声称的在集体住房中明确的功能划分,在独墅的支持者看来,与独立住宅相比仍是模糊的,独立住宅的世界从日常居住实践中赋予它的意义中获得了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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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皮埃尔·让纳雷,法国佩萨克住区轴测渲染图

来源:Z.P.P.A.U.P. DE PESSAC

Rapport de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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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皮埃尔·让纳雷,法国佩萨克住区用地规划

来源:Z.P.P.A.U.P. DE PESSAC

Documents Graphiques



以类似的方式,列斐伏尔为布东对法国佩萨克住区的研究撰写的序言遵循了黑格尔对普遍具体的描述:通过一系列的差异,从普遍性一步步展开到个别性。列斐伏尔以同样的方式将佩萨克的空间生产描述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主义建筑的抽象理论(“意识形态”)根据场地的具体条件和客户的具体要求被转变为一个个别的社区项目,然后,在建成后由居民占有,居民们通过让建筑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一个无差异的空间中生产出差异”。[64]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生产的理性不能与任何特定主体——建筑师、居民或理论家——的理性相一致,因为,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补充的那样,即使是在技术上最发达的系统“也不能生产出一个对因果、动机和潜在影响有着完全清晰的理解的空间”。[65]因此,当他设想另一种选择——“差异(differential)——空间的出现时,他用黑格尔的术语来描述它:“‘具体’的道路是通过理论来积极建构,再通过实践来否定,通过反-项目或反-计划来引导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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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穆朗新城:集体住宅和独墅社区的结合模式

Photograph by Claude Roux published in Urbanisme 75–76 (196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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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穆朗新城中的街头市集

Photograph by Jean Dieuzaide, in 15 jours en France, 216. Courtesy of Archives Jean Dieuzaide, Tou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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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评论穆朗新城

 From Het Internationaal Filosofen Project.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Beeld en Geluid, Hilversum.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全书目录

Introduction

Chapter 1.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Chapter 2.Research: From Practices of Dwell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hapter 3.Critique: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Chapter 4.Project: Urban Society and Its Architecture

Afterword: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Jouissance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Lefebvre, La ville/À voix nue.

[2] See Lefebvre, Le temps des méprises, 218–19.

[3]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Althusser, For Marx.

[4] See Osborne, “The Reproach of Abstraction.”

[5] For discussion of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in capitalism, see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128 ff.; Gottdiener, “A Marx for Our Time”;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159 ff.;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189 ff.;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and Schmid, Stadt, Raum und Gesellschaft. See also Stanek, “Space as Concrete Abstraction.”

[6] See Cunningham, “The Concept of Metropolis.”

[7]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413, 299.

[8] Ibid., 11.

[9] Ibid., 413.

[10] Ibid., 39; Schmid, Stadt, Raum und Gesellschaft, 205 ff.

[11]  See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4, 41, 226, 298, 356, 413.

[12] Ibid., 7.

[13] Busbea, Topologies, 11.

[14]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5. See also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5]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34–35;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16] Moles and Rohmer, Psychologie de l’espace, 8

[17]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8.

[18] Norberg-Schulz,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11.

[19] Ibid., 16.

[20]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98. 

[21] Zevi, Architecture as Space, 23.

[22] Ibid., 220;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27.

[23] Zevi, Architecture as Space, 224.

[24] Trystram, ed., Fondation Royaumont pour le progrès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5] See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eminar Ibis, by Max Querrien, in “Dimensions neurophysiologique et neuro-psychologique,” ed. Sturge-Moore, 149. See also Grenzling, “Méthodologie d’expérimentation en architecture,” 7.

[26]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6–27.

[27] Hegel, “Wer denkt abstrakt?”

[28] Osborne, “The Reproach of Abstaction,” 25.

[29] Ilyenkov, The Dialectics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 See also Lefebvre, “Éléments d’une théorie de l’objet,” 268 ff.

[30] See Burbidg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Hegelian Philosophy; and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31]  Hegel, Aesthetics, 1:108.

[32]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31.

[33]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5–16.

[34]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311.

[35] See Wandschneider, “Zur Struktur Dialektischer Begriffsentwicklung.”

[36]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26–27.

[37] Ibid., 15–16. For a discussion, see Dimendberg, “Henri Lefebvre on Abstract Space.”

[38]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72.

[39]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23. Note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passage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5), which renders “l’universalité concrète” as “abstract universality,” is misleading.

[40]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70; for a problematization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work and product, see ibid., 73 ff.

[41]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2:237.

[42] Schmid, Stadt, Raum und Gesellschaft, 85 ff.

[43]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6, 101–2.

[44] Lefebvre, 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42.

[45] Ibid., 47–48.

[46]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68.

[47] Ibid., 71.

[48] Avineri,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90;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49]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71.

[50]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30 ff.

[51]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42.

[52]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3:134–35.

[53]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88.

[54] Ibid., 73.

[55] Ibid., 411, 37.

[56] Ibid., 137, 142; see also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102.

[57] See Haumont et al., L’habitat pavillonnaire, 74 ff. 事实上,马克思用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描述了异化:工人只在他的基本功能中感到自由——“吃、喝、生殖,至多在他的居住和打扮中”——当与他的其他活动分开时,这些功能就变成了“动物”:“当然,吃、喝、生殖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功能。但是,如果抽象地把它们从人的其他活动范围中分离出来,使它们成为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那么它们就是动物的"; see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58] Lefebvre, “Propositions pour un nouvel urbanisme,” 185.

[59]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86; 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这种区分也被用来描述日常生活的两个方面:具体的,通过各种社会实践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抽象的,从这些实践中分离出来,局限于想象和意识形态的层面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3:136).

[60] See also 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 3 ff.; and Busbea, Topologies, 18.

[61] Lefebvre, preface in Lived-in Architecture, n.p.

[62] Bedos et al., eds., Les besoins fonctionnels de l’homme, 33; Depaule, “L’architecture sauvage,” 7–9.

[63] Haumont et al., L’habitat pavillonnaire, 130.

[64] Lefebvre, preface to the study of Boudon, in Lefebvre, Du rural à l’urbain, 233; this statement is less direc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Lefebvre, preface in Lived-in Architecture, n.p.).

[65]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7.

[66] Ibid.,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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