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张肇基老人，发下大愿，要用「零失败」项目解放天下数学学困生，为此将之前的幸福教育系列36篇重新修改整理，这是第二十九篇。幸福教育系列之二十九｜发扬“敢为人先”精神
解放前的中国，战乱不断，生灵涂炭，只有极少数国民能享受高等教育（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0.26%），但即便如此，还是培养出多位世界级数学家。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现在中国的初等、中等教育普及率接近100%，高等教育（本科及以上）的入学率约为45.7%。尽管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了百倍，但邱成桐教授却对我国的数学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数学再这样教下去，数学文化教育少说要落后全球数学文化教育20年。”尽管我不确定邱教授的话是否有所夸张，但我明白，数学教育中的所谓“培优”，无非是强迫学生“熟悉解题套路”。这怎可能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学生？更可怕的是，这种“培优”方式无论受到怎样的批判，依然巍然不动！
从诺贝尔奖看情怀
早在求学期间，我就知道诺贝尔是瑞典的著名化学家和炸药的发明者，并因此获得巨大的财富。19世纪他临终之际，立下遗嘱，将其大部分遗产设立基金，创立诺贝尔奖，以每年奖励对世界作出伟大贡献的各类人士。那时我对诺贝尔的胸怀深感钦佩，但也心存疑问：这笔奖金发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发完？原来，诺贝尔奖的奖金来源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诺贝尔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瑞典国王任命董事会成员。基金会的投资策略确保了长期稳定的回报，投资收益超过每年颁发的奖金总额，所以奖金不仅没有用尽，而且还在逐年增加。1901年，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50,782瑞典克朗，而到2023年，这一数额已经涨到了110万瑞典克朗。这说明，尽管瑞典是个小国，但其健全的运行机制保证了诺贝尔奖金生生不息，也为瑞典和诺贝尔奖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诺贝尔的情怀，也看到了诺贝尔基金会成员的高远眼光与责任心。
北欧教育的启示
北欧的教育一直被世人所尊敬，有学者指出，“北欧在创新领域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教育！”国家的先进性必然体现在教育的先进性上，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用国内的教学质量标准来衡量瑞典教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瑞典的教育并不怎么样。例如，用中国的小学试卷测试北欧的小学生，结果可能会让人惊讶：很多学生的成绩可能惨不忍睹，甚至会被我们视为“学渣”。然而，北欧国家的教育理念与我国截然不同，他们的测试更注重“学会了什么”，而不是“没学会什么”。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出的学生普遍充满阳光与自信，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反观我国的考试，总是聚焦于学生还没掌握的部分，结果学生不断补漏洞，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补习上，企图培养“全才”，但实际上却往往扼杀了孩子们的天赋。
竞争的实质是“敢为人先”
在各国的教育体系中，竞争意识的培养都是重中之重。孙中山先生曾说，“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必须学会参与竞争。”然而，我国近年来“啃老族”现象的出现，表明部分年轻人的竞争力有所蜕化，甚至失去了竞争意识，这无疑会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因此，如何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始终是摆在每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许多老师提起“竞争”就会联想到考试。“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曾一度流行于我国教育界。尽管文革时期这种观念受到批判，但它并未真正消失，现在甚至变成了“考考考是领导的法宝，分分分是教师的命根。”考试固然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在我国，考试往往只是进行无意义的甄别。培养人才的竞争，才是最重要的竞争。正如大数学家苏步青所说：“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他还补充道：“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这样的学生。”苏步青的言外之意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需要适逢其时的教育土壤。如果基础教育难以培养出富有竞争力的学生，再优秀的教师也无法“创造”出超越自己的弟子。
竞争有良性与恶性之分
自然界中的竞争与文明社会中的竞争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你死我活的恶斗，而后者则是为了共同进步。然而，在我国校园中，打着“培养孩子竞争意识”的旗号，搞的却是恶性竞争，最终导致许多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和斗志，还加剧了患得患失的情绪。我国数学教育有太多的“最”：数学教师数量最多，工作量最高；数学学困生最多，带给学生的痛苦也最多；奥数培训空前普及，国际竞赛成绩出色，但数学教育的整体质量却在下滑，学困生的队伍不断扩大，难以培养出有作为的数学家。难道这些现象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吗？
“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
既然我国教育难以培养出卓越人才，引入高尚的竞争已是当务之急。野蛮的竞争无法真正激发学生的潜能，只会制造痛苦和失望。而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让所有孩子获得幸福。如果我们的考试不断制造痛苦和悲剧，那这种教育方式是对孩子们的不公。低年级的考试可以借鉴体育考试的方式，既测试能力，又能以游戏形式激发兴趣。在“游戏考核”中，评价应注重鼓励孩子为荣誉而学，让每个孩子都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图注：21年，我在明诚初次搞游戏化的时候，课堂上乱了4个星期之后才稳定了下来，这次杨文静老师初次搞游戏化，仅用两星期，课堂明显有了改观，她对“课堂更有掌控感”了。
中国足球的困境带来的启示
如今，诸如“丢脸”、“绝望”、“惨痛失利”等标题，几乎总是伴随着中国足球的新闻。然而，中国足球也曾辉煌一时。从1913年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举办了十届，除第一届外，余下九届的足球冠军全被中国队包揽。当时，最让人骄傲的是中日足球对决，日本虽自认是“先进民族”，但在这项强调集体性的运动中却屡屡败于中国队。然而，反观当今的教育，尽管问题重重，却鲜见追责。许多学校甚至把考试成绩与教师奖金挂钩，鼓励老师逼着学生追求高分，教育的“内卷”只会让心机深重的教师获利，而整体教育水平却未见提高。教育界如果继续在这样的内卷中挣扎，恐怕不止是中国足球，连我们的教育也会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
肇基补注：从“五唯”到“敢为人先”
2024年秋季开学前夕，我再一次看到国家发布的重要文件，即《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意见》。其中提到：“倡导教育家办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支持教师和校长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特别是文件中的“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当前教育现状的不满。令人高兴的是，国家高层非常清楚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被深入挖掘。例如，文件并未明确指出导致“五唯”现象的深层原因——日益严重的教育内卷现象已使几乎没有学校敢跳出这个怪圈。文件中还有一些可能引起误导的表述。比如强调“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但“研究生层次”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可能会让教育进一步陷入“唯学历”的泥潭。如果真想实现“教育家办学”，我们应该回顾像蔡元培这样的真正教育家是如何办教育的。有学者指出，“从蔡元培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走的是回头路。”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几乎每一项事务都被做了死规定，甚至连考试满分的标准都能随意改来改去。如果我们无法让教师从“听话型”转变为“研究型”，即使教师都考上了博士，我国的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图注：搞游戏化要有开头难问题，但如果开头能成功的话，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以后我们还可使用如下一招，让高年级同学带动低年级的游戏化！杨文静老师已在博雅明悦学校首次搞了一次九年级与七年级间的学生的互动，在这类活动中，高年级同学当小老师，锻炼了输出能力。低年级同学可向小老师学游戏，学知识，我相信此类的互动会在该校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