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为什么失败：地理， 文化， 政策亦或是其他？
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高度不平等的世界，而在全球收入不平等构成中,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是来自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全世界大概有不超过二十五个发达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 澳洲以及东亚， 其中主要是分布在西欧的十来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另外几个发达国家则是15-18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被欧洲强权殖民而建立的、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最后，还有几个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与所谓的“东亚四小龙”。他们虽然在早期也因欧洲的冲击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人口结构上仍然以本土人口为主，却利用二战之后的发展机会在短短四五十年就一举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最后冲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华丽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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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陶然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东，绝大部分国家大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二战之后也逐步走向独立。这些国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30个左右，一直停留在贫困国家的行列。而剩下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则要更幸运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此后，或者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还有不少国家出现了经济倒退，而没有像日本与东亚四小龙那样，一举实现向发达经济体的跨越。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这些国家小部分落入了“贫困陷阱”无法自拔， 大部分则停留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曾经说过：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把这句话引申到国家发展上， 我们是否可以说： 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未来的五次导读中，让我们来看看由美国麻省理工的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罗宾逊两位经济学家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所给出的回答。
“国富国贫”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希望给出好的回答，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早就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科普型著作，则是由两位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为大众读者所撰写，出版后也很快排在了全球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在这本书中，两位明星级的经济学家使用了一个简单但强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上下五千年、纵横两万里的跨时空证据，论证了如下一个核心观点：国家发展的失败，不是因为国家人种的劣等，不是国家的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差，也不是国民性与文化问题，甚至都不是领导人短视或政策的失误,而根本上源于其失败的制度，是该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不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无法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经济激励，无法在推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发展成果在全社会的共享。
很多人会问，难道一国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主流文化特征，以及政府领导人的远见与政策选择这些因素对国家发展就不重要吗？对这些关于国富国贫的竞争性理论，包括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以及政策决定论，本书逐一进行了非常有力的反驳。
先来看地理决定论，就是用各国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来解释国富国贫。作者提出，地理与资源决定论的解释，之所以存在重大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人在面对自然环境乃至地理约束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很大的能动性。所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不会完全限制、甚至可以说越来越少地限制经济的增长。比如，在1492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墨西哥中部谷地、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文明，是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所在地。都有比北美与南美温带地区更高的农业技术和生活水平。虽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没有改变，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美国、加拿大相比，甚至与阿根廷相比，这些中美洲地区却落后了，出现了惊人的“财富逆转”现象。
再来看现在总体而言非常贫穷的中东地区，它们曾在新石器革命带领世界，并在今日伊拉克所在地区发展出历史上的第一批城镇。直到中古世纪，中东的经济与技术都曾经相当发达。但自从人类步入工业革命之后，除少数几个石油国家，现在大都成了落后的经济体。而那少数几个中东石油国，以及过去几十年因石油资源而实现一段时期可观增长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也都随着本世纪新能源革命的展开，石油价格显著下滑，经济开始出现大规模衰退，有些国家还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未来的发展前景更令人堪忧。
有大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安排上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那么资源丰富与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往往会带来本国制造业发展乏力，政府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等多方面的“资源诅咒”，甚至还很容易在国际经济周期低谷阶段，因为资源价格快速下滑而陷入经济危机与社会动乱。而少数自然资源丰富但初始制度良好的经济体，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发展明星博茨瓦纳，甚至不需要工业化，也完全可以成为发达国家，或者至少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共享。
再来看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这个理论最有名的提出者，是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宣称，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及其所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韦伯之后，还有更多学者提出了扩展版“文化决定论”。这些扩展版理论，不再以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为基础，也强调其他种类的信仰、价值和伦理，比如，曾经一度被认为不利于经济成长的儒教伦理，因为香港、新加坡，乃至日韩台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得到了一些新儒家学者的大声宣扬。
首先，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到底对欧洲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争议其实非常之大。近年来，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对新教伦理的作用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全世界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宗教与其经济成功却未必有很大的直接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天主教主导的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的繁荣富裕。
其次，在这些文化决定论中，伊斯兰教一般被认为不适合经济发展 但历史上，伊斯兰地区的经济曾经一度相当发达，而经济领先时期的伊斯兰文化，甚至也表现出比当前伊斯兰文化更大的开放性。我们甚至还可以争论说，伊斯兰文化近代以来表现出的封闭性增强，是其经济落后的应激性反应， 而不是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最后一个“文化决定论”的反例是我们熟悉的东亚地区。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的经济体也就十个左右，东亚占了一半以上。但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除了韩国以外，基督教在成功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其他条件的变化，带来了这些经济体中出现了更好的致富机会，才使得约束人们发财致富的那些儒家价值观念开始被抑制，而另外一些强调工作伦理的儒家价值观念却被发扬光大。
总体而言， 文化与经济增长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比如，广义的文化会影响人们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中彼此信任的程度，而高度的社会信任确实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助推经济增长。但我们从欧洲，伊斯兰与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兴衰来看，任何文化都具有多面性的价值观念，既有鼓励人们遏制物质欲望、追求精神财富的面向， 也完全可以因时、势而做出调整，转而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强化工作伦理，实现“义利并举”的面向。换句话说，各国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其他条件改变后也实现所谓的“创造性转换”， 它们更可能是制度变化及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与制度决定论竞争的最后一个广为接受的假说，是所谓的“政策决定论”或“领导人决定论”， 它是指很多国家的政府或者其领导人，或者是因为不理解经济学，误读了经济规律，或者是由于领导人的短视，才会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错误百出，并因此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长期衰败。
对这个观点的最有力量反驳，是如果经济失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或领导人短视，那么只要改正这些失误，或者实现了领导人的更替，就可以实现政策调整并带来经济的成功。但我们在各国发展的实践中，却经常看到很多政策的失误长期也没有得到改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长期错误的经济政策本质上不是因为政府的短视，而是特定体制下领导人为增加政治支持而有意为之。这个案例就是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长期经济衰退的加纳。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加纳恩克鲁玛总统的顾问。基立克发现，加纳当时建立了大量低效率的国营企业，他回忆说：
“某家鞋子工厂……准备与北部一家肉品工厂结盟，由后者把兽皮运送到南方（距离超过五百英里）的皮革厂（现在已停工）；皮革再运回位于该国中部的库马西，距离皮革厂约两百英里。由于主要的鞋子市场是在阿克拉都市区，鞋子必须再运送两百英里回到南方。”
显然，这是一家“因为设厂位置不良而危及其生存”的企业，而且这家鞋厂只是加纳许多类似的计划之一，另外有一家芒果罐头工厂设在加纳不生产芒果的地区，它的产能却超过全世界对这种产品的需求。
实际上，加纳政府推动的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恩克鲁玛总统或其顾问的信息不足、或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正确的经济政策。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专家帮忙，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亚瑟.刘易斯也担任过加纳总统的经济顾问。加纳的政府与其领导人其实非常清楚这些政策和项目效率低下，但之所以一直推行这些项目，是因为该国总统恩克鲁玛必须用这些浪费性项目去收买政治支持，从而维系其政权 。换句话说， 有些政策虽然从经济学上看可以改善效率，甚至还同时有利于收入分配，但从政治上来看，却不利于统治者稳固其政治权力，也不利于他们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这些经济政策效率非常低下，却是非常好的政治收买策略。这才是很多国家的不良政策可以长久持续，并带来长期衰败的关键所在。
二、制度决定论以及决定制度质量的历史、地理因素
上一节讨论了关于国富国穷的几个竞争性理论，包括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与政策决定论。基于严密的逻辑推演与大量的历史证据，两位明星级学者对这些理论逐一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提出，国家发展的失败不来自于其国民性与文化的优劣，不是因为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差，甚至也不是领导人的短视或政策失误。国家的失败，根本上源于其失败的制度，是因为该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不具备足够的包容性，无法在社会中创造良好的经济激励，从而不仅难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更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全社会共享。
具体而言，一个国家为什么持续贫穷或者能够走向富裕，是因为它们建立了不同质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度质量是高还是低，关键看制度是否能够包容社会中更高比例人口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理由有三： 首先， 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度下，少数人的政治权力受到制度化的约束，就可以防止因少数精英任意掠夺大众，而带来全社会产权保护不力，投资与创新不足的局面；其次，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能有效防止在任何行业出现由国家力量加持的行政性垄断，从而有助于产业的升级与新技术的研发，推动全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 第三， 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政府会更多地从富人那里抽税，并向全社会提供足额的公共产品，尤其是加大对老百姓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为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力资本。
与包容性制度所带来的上述良性效应相反，压榨性或汲取性制度安排却为国家发展制造一连串恶果。首先， 一小群菁英很容易控制整个国家，并以图利自己的方式来组织其政治与经济体系。这些精英虽然也保护产权，但主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产权，他们对精英圈子外大部分百姓的发展机会和收入提升漠不关心，甚至还会对后者的财产与投资过度抽税乃至掠夺；其次，当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那些关键性产业往往会建立精英主导的行政性垄断，为精英群体创造庞大财富并用于享受，而不是鼓励企业家在这些行业实现充分竞争，从而难以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最后，主要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政府，根本没有意愿为全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尤其是不愿意对大众教育与健康进行足够的投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大部分民众的发展机会被剥夺，全社会的聪明才智难以充分被发掘出来。结果是国家的经济增长业绩不彰，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更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很多人会问，既然经济学家总体上来说都支持制度决定论，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归根结底又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条件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更有利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什么条件又会使得一个国家建立不利于长期增长的汲取性制度安排？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么我们只能大而化之地说，该国的历史轨迹，地理条件， 甚至是一些偶然的因素， 都会影响一国的制度的包容性程度。这个回答显然无法让人满意， 在本节与下一节， 我们将以欧洲不同殖民地与欧洲各国本身的发展历程， 来对这个问题给出更加具体，更有信息量的回答。
自2000年开始，本书作者通过一系列在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察了欧洲前殖民地不同地区之间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虽然都是欧洲殖民地， 但不同被殖民地区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财富逆转”。 在公元后1500年的时间内，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美洲的阿兹特克、安第斯地区，都是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而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则是当时全球的最不发达地区。但从今天的情况看，这些地理大发现后被欧洲殖民的不同地区之间，国民财富却出现了重大的逆转：原来那些富裕的经济体，大都出现了相对的衰败，而原来最穷的北美与大洋洲却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为繁荣的国家。
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并通过严格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本书的作者发现，上述逆转主要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建立了具有不同质量的制度体系。更进一步说，这些殖民地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发展与长期，取决于该地是否建立了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而是否建立包容性制度，又取决于殖民者在该殖民地所面临的疾病环境与本地人口密度。
具体而言，在那些地处热带的殖民地，比如中美洲与热带非洲，诸如疟疾、黄热病之类的热带如盛行，本地的土生人口密度也较高，但那些去这些地区殖民的欧洲人却缺乏对抗这些疾病的抗体，结果是殖民者死亡率高企，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定居。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相对丰富的本土劳动力却可以用武力去征服。于是，欧洲殖民者就可以强制这些本地劳工去开采当地丰富的黄金、白银等矿产，或者通过建立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来种植欧洲大陆所需要的各类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比如蔗糖、咖啡、棉花、烟草等等。结果，是这些热带殖民地就建立了具有高度“榨取型”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带来了这类殖民地相当快速的增长。
在这些热带拉美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当地精英虽然在殖民早期因金银开发、奴隶制庄园的建设致富，，但这些增长是高度不平等的增长。与此配套，这些国家也建立了的压制性政治与经济制度，不仅剥夺了本土印第安人及来自非洲的黑奴的政治权利，更剥夺了后者接受平等教育与发财致富的机会。伴随这些早期经济增长的，是这些热带殖民地高度的收入、财富不平等，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政治、经济精英压制全社会大部分穷人的能力，于是制度设计进一步偏向有钱有权的菁英。显然，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尤其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冲击到来时，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为了防止工业发展竞争走自己控制的劳动力，也为了防止工业资本家在经济壮大后挑战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往往倾向于抵制工业化，结果是这些国家大都无法搭上工业化发展的快车，开始从领先走向落后。
很多曾经富裕的拉美国家，即使后来不得不被动推进工业化，往往也是少数利益集团垄断与把持的工业化。而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即使后来不得不推动民主化，往往很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的政治，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稳定。到如今，这些曾经非常富裕的拉美经济体，大部分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糟糕的，如海地，已经坠入贫困陷阱，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失败案例之一。
与此相反，在原来气候条件更温和，农业不发达、本地人口非常稀少的温带地区殖民地，比如美国北部、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本地没有多少土著可以被殖民者驱使并进行强制劳动。结果，新迁入的欧洲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去谋生。也正是这些地区没有热带病的困扰，欧洲殖民者才可以实现较大规模迁移。为了激励大批迁入的欧洲殖民者努力工作，就必须建立尊重所有迁入者的私有产权，在政治制度上保证所有欧洲移民在殖民地政府较高的代表性。于是，这些原来较为经济相对落后的温带殖民地，反而建立了更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农业与手工业主导的时代，这些包容性制度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一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些建立了更包容制度的殖民地就很快抓住了工业化的机会，甚至美国还逐步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技术突破的新基地，经济水平迅速超过原来因强制劳工型矿业与奴隶制农业而致富的中美洲地区，并在其后一到两个世纪因其制度优势不断拉开与热带拉美地区的经济差距。
上述不同欧洲殖民地之间出现的财富大逆转，更进一步说明了是人造的制度，而不是天造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决定了一国经济能否实现长期增长与繁荣共享。虽然前面关于欧洲殖民地的财富逆转的讨论，也说明地理环境对国家增长可以发挥重要影响，但这个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殖民地的疾病环境与本土人口密度去影响殖民者的定居模式，并进而影响殖民地政治与经济制度质量，并最终决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的包容性才是国富国贫的关键所在。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对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主要是通过影响制度质量这个变量来实现。
在讨论了欧洲在亚非拉不同地区殖民地经历的财富逆转后，本书的作者又带读者回到了欧洲，来看看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发展，带来全世界走出专制统治，走出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模式，迈入现代化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西欧，特别是原来在欧洲属于边缘国家的英格兰首先发生？
三、回到欧洲：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格兰首先出现？
道格拉斯.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早就论证，英国之所以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其政治制度出现的重大变化。 具体而言，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发生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以及更重要的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使得这个欧洲边陲岛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君主立宪。虽然这个制度与现代的民主政治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只要英国议会跟国王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权力平衡，而支持议会的贵族和商人要做生意与投资，就必须限制国王随意征税与开支的权力。正是这个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英国才开始出现了一个更有问责性的政府，提供了民间投资与企业家创新的强大激励，也才引发了带领人类走向新纪元的工业革命。
本书作者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这样一个本来位于欧洲边陲的国家，不仅与英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所给定的初始制度安排有关，更与英国在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可以利用其地处西欧，因而可以参与之后蓬勃发展的大西洋贸易的地理条件有关。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英国独特的历史轨迹，配合其地处西欧的有利地理条件，之所以可以催生工业革命与英国的长期繁荣，主要还是它们帮助英国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广纳式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地理大发现后几个世纪日益繁荣的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条件。正是大西洋航线的发现、开拓与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继开发，欧洲的贸易中心才慢慢走出了地中海，开始逐步转移到了大西洋海岸。
但是，大西洋贸易只是工业革命发端于西欧的一个不充分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不是英国，而是同处西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后面两个国家从大西洋贸易中的直接获益，甚至比英国还要大得多。首先，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了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时间内主导了大西洋贸易；其次，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当时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矿产、土地与劳动力资源进行开发与贸易。也正是通过在南美洲的经营与殖民，特别是银矿与金矿开发与出口，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殖民早期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提出了一整套论述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变迁，再由制度变迁带动工业革命以及长期增长的强大理论，来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这里的关键，是英国与西班牙虽然在初始制度上虽然并不存在那么显著的差异，但这个制度差异却被大西洋贸易迅速放大，在催生英国工业革命的同时，也同时导致了西班牙的迅速衰落。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具体而言，西班牙在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时候，王权相对比英国的皇权更为强大，结果是西班牙的国际贸易基本以王权为驱动力，西班牙的王室及其小圈子完全垄断了利润丰厚的贸易机会，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了王权，并进一步压制了民间的商业与政治力量。而通过贸易致富之后，西班牙的统治者还利用贸易获得的巨大财富在欧洲大肆扩张，王室也更加腐败堕落，这些都迅速消耗了贸易带来的财富，让西班牙离包容性制度渐行渐远，最后堕落成为“欧洲的病夫”。
与此相反，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中世纪大宪章以来建立的分权传统，虽然也总体而言英国王室仍然是相对专制的，但相比于西班牙，在英国，可以代表地方贵族与商人利益的议会力量相对而言要更强一些，这样英国王室就无法完全垄断大西洋贸易，结果是王室圈子之外的贵族、商人乃至海盗都能够参与大西洋贸易并致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加强了对代表其利益的议会政治力量的财力乃至武力支持。
实际上，英国的内战和“光荣革命”都与进入大西洋贸易的商人有关。多数与美洲和亚洲贸易的商人支持内战中的议会。在“光荣革命”早期的几个月，商人为从荷兰来的客君威廉国王的入主提供了关键的财务资助。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完全限制了国王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权力。
应该说，在光荣革命之前，也就是17世纪初的英格兰，王室仍然是相当专制的，老百姓能从事的经济活动，仍然会受到王室各种垄断权的扼制。英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恣意征税并操纵法律，大部分土地也受到古老的财产权形态的束缚，几乎不可能出售，因此有极高的投资风险。但光荣革命却让这些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也正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开始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有效激励的经济制度，坚决保护全社会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新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从而刺激了英国出现了一波波重大的技术创新。英格兰的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原来王室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独占权也几乎全部取消。英国政府不仅积极促进商业活动，致力推动国内工业发展，甚至还动用海军军力去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还大力推动了国内的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运河和后来的铁路，为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正是上述变化，彻底地改变了全社会的激励，为英国引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君主立宪后带来的经济制度调整，让英国人可以在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欧洲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全力推动可以运用于产业发展并牟利的重大科技进步。也正是英国建立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有效地激励了人们把才能投入到各种依赖教育与技术的新发明与新产业中去，大批的创新型英国企业家才得以崛起，在各类产业中采纳新的科技、并雇用有技术的工人来运用这些新科技，
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光荣革命后数十年的英格兰，关键在于其政治与经济制度变得更有包容性。英国伟大的发明家，如改良蒸汽引擎的瓦特、建造第一辆蒸汽火车头的特里维西克、发明纺织机的阿克莱特，以及发明数种革命性蒸汽船的布鲁内尔，都是因为他们的创意能够带来财富，才投入这些发明创造的伟大事业中。 比如，1775年，当瓦特重新申请的蒸汽机专利获准后，他写信给父亲：
“亲爱的父亲，经过一连串来自各方的反对，我终于获得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给我和我的让渡者，范围及于整个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未来二十五年期间，我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因为目前已经有可观的需求。”
显然，瓦特的发明工作受到市场机会的激励，即大不列颠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观需求”，而且正是因为英国的国会支持发明家的专利，才可以保证瓦特这样的创新者可以获得其发明的收益。
总体来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因为英格兰率先发展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而这些政治制度有催生了包容性经济制度，而这些变化没有发生在西班牙，法国等其他可以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在这些国家产生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
观察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可以说地处大西洋沿岸并可以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地理位置，仍然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但地理条件这个变量要对经济增长产生像对英格兰那样的持续正向影响，就必须借助大西洋贸易在特定初始制度条件下催生的良性制度变迁。而那些初始制度过于专制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大西洋贸易所提供的机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王权，即使短期王室可以利用垄断贸易致富，但这种财富并没有在社会中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广泛共享，更无助于这些国家建立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最终反而把国家带入落后的境地。
四、初始制度差异与关键历史时期的互动：国富国穷中的制度漂流与路径依赖
上一节讨论了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催生。 观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包括其政治与经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如果没有英格兰的政治革命，人类不会逐步从专制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也无法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目前，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实施了自由民主体制。而没有这个政治体制作为保障， 更具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无从谈起，更不会出现之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目前正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人类的物质生活才可以在过去三四百年中取得之前几千年完全无法比拟的改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为人类现在可以享受到的政治与经济文明做出了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更有意思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过去经常接受的所谓“决定论的历史观”，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应该说，英国能够发生宪政革命及后来引发的工业革命，其实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偶然性。
在英国，那些希望节制王室权力并争取更多元制度的群体，之所以能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获胜，不仅不是历史注定的，而且导致这场政治革命的整体路径，还是靠许多偶发事件促成的。英国议会及其支持者的胜利，无疑与大西洋贸易兴起并让许多商贾致富，且敢于与王室对抗相关。但在一个世纪前，英王伊丽莎白一世，或在她之前的其他都铎王朝君主，都没有建立一支强大而统一的海军。当时，英格兰海军不得不仰赖私人武装船和独立的商船，其威力比当时的西班牙海军差很多，尽管如此，大西洋贸易的获利机会却吸引了这些私人武装船，与英国王室一起去挑战西班牙独霸的海权。
让我们回到16世纪末，西班牙和英国为争夺海上控制权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大战。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当时的西班牙都要比英国要强出很多，但西班牙却出乎意料地输掉这场志在必得的战争，其实是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强大的无敌舰队（Armada），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各方原本预期西班牙会彻底打败英格兰，巩固他们在大西洋上的霸权，甚至完全可能推翻伊莉莎白一世的统治，最终控制不列颠群岛。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料，恶劣的天气以及指挥官西多尼亚错误的策略——他在一位更有经验的指挥官过世后，临时被指派接任的——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丧失优势，而背水一战的英格兰人却非常幸运地击沉了强大对手的许多船舰。
换句话说，导致西班牙军事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都事出偶然： 其一是西班牙舰队非常厉害的统帅在战争开始之前突然去世；其二是战争期间，英吉利海峡的天气突然变得非常糟糕，对西班牙不利。可以合理的预测，这两个情况只要有一个不发生， 英格兰就很难侥幸地赢得这场战争。而如果英国没有赢得这场原本不可能赢得的胜利，就不可能出现之后1688年光荣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宪政体制，人类就有可能继续在专制社会的阴影下徘徊几百年。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打败西班牙，从此开启宪政革命与工业革命，乃至最后发展出代议制的民主，是人类的一个历史幸运。
上述英格兰与西班牙在17世纪后出现的制度演进路径，以及其后两国的财富逆转，进一步说明了 “历史关键时期”与“初始微小制度差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许多偶然因素汇聚的结果，却可能带来国内原有的政治或经济平衡被突然冲击，并带来原来不可想象的重大制度调整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这种“历史关键时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这个重大事件带来的冲击，任何制度改革都会因原来榨取式制度下既有利益集团的强力阻碍而无法实现。那些从现状得利的精英不仅更加富裕，还更有组织，完全可以有效扼杀那些削弱其经济、政治特权的重大变革。而一旦因缘际会带来的关键时期出现，初始的微小制度差异就可能引发国家重大的走向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早期，英格兰、西班牙两国之间看起来相当小的初始制度差异，会因为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国内经济、政治变化，会让两国在制度包容性上渐行渐远，并最终引导两国走上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换句话说，即使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开始很小，但如果某些“历史关键时期”冲击了既有政经平衡，就可以在不同国家开始累积并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这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而在一个遗传漂移过程中不断累积而渐行渐远。类似地，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制度上逐渐漂离。当然，这些制度漂移并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就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甚至是关键的差异。并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上述初始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两者互动带来国家发展道路分歧的逻辑，还可以从中日19世纪后半期遭遇西方后的反应模式差别上看出端倪。之所以当时中国与日本对待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工业文明态度有别，也跟两国初始体制的专制程度差异有关。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天皇—幕府体制虽然也是一个专制的制度，但仍然保留了不少传统封建体制的特点。在天皇权力虚化，幕府实控中央，但对地方封建主的控制度不如满清对地方控制度的情况下，部分封建藩主为了突破幕府对其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限制，就谋划与天皇合作，发动以恢复天皇权威为名的倒幕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幕府统治之后，这些政治力量与天皇合作，实现了中央集权后的君主立宪，并进一步实现了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日本也就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了“脱亚入欧“”，并一跃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与此相反，当时的满清政府，帝制过于强大，就很难催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种政治变革的力量，也就难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结果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其制度演变路径也并不是完全被锁定的。1851年后太平天国兴起，清政府为剿灭这场运动不得不从向地方进行相当程度的政治与军事分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原有满清皇权的中央专制。此后，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洋务运动”，更进一步强化了当时各地“地方政经联盟”的力量。这时候的满清政府，其专制程度要比太平天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大幅下降。也正是这个变化，为后来几十年间出现的各种关键性历史节点，比如戊戌变法，满清君主预备立宪、满清皇族内阁重新集权，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以及袁世凯上台与称帝等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关键性历史节点，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政治体制的机会，毕竟民国是整个亚洲建立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不幸的是，中国长期皇权专制所负载的历史不可承受之重，以及关键历史时期关键人物因为知识结构缺陷而做出的错误选择，却每每让中国在历史的重大节点与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失之交臂。
五、后发优势与中等收入陷阱
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富国贫的关系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作者在本书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是政治制度要比经济制度更为基础：只有在政治上实现了一定的中央集权，而同时又在中央层次培育出相互制衡的多元化政治力量，才能在全社会中真正实现法治而法治是一个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它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经济游戏规则，真正保护财产权，切实鼓励社会对于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最终实现可持续增长。与此相反，如果在权力分配上，权力只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就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作者也指出，虽然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与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但在即使没有建立这样的制度，一个后发国家却未必不能取得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成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乃至于部分经济制度，成功地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上述情况的出现，与经济学里面的所谓“后发优势”概念有关。虽然没有宪政革命，不可能出现英国的工业革命，但一旦英、美这样的先发国家因其包容性制度诱发了新技术革命后，所有后发国家就都有机会去学习与利用先发国家的新技术，甚至有机会去学习先发国家已经探索出来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实现本国经济的追赶乃至反超。
应该说，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先发国家已经付出了很高的探索与研发成本。而一旦这些成本已经支付后，原则上讲所有的后发国家都有机会去低成本地学习与模仿，这就是所谓的 “后发优势”：别国先发明、发展出来的技术与制度，只要符合科技、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上都完全能够基于本国国情为我所用。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先进科技，也适用于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
国内学术界曾经有一个对后发国家而言，到底“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更重要的争论。当时辩论一方所提出的“后发劣势”，是指一些国家，只愿意学习别国的技术，甚至还愿意学习别国的部分市场经济制度，但技术学习到一半，甚至是经济改革改到一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后，就没有积极性进一步去学习了。
显然，用“后发劣势”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些后发国家改革改到一半停住的情况，至少从概念上讲是不严谨的。因为这种情况，不过是后发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的自利行为，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劣势”。学习与改革走到一半不再继续，不是因为统治精英产生了自满，而是因为这种半截子学习、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对维系既有的政治、经济利益最为有利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国家的长期发展与社会的共同富裕。
正是因为存在“后发优势”，一些后发国家的统治菁英完全可能通过引进技术，乃至推动建立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成长，但这些技术与部分制度引进的目的，可能更多地是让统治精英有机会榨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并帮助其实现长期的少数人统治。
本书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在技术引进与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建立，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终究无法持久。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持久的经济成长需要不断的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密不可分。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指经济上以新代旧。一国中的菁英阶层选择停止改革，主要还是害怕这种创造性破坏。
其次，在一个非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下，精英有政治权力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图利，结果是政治权力成为各方争相夺取的目标， 而这往往会带来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不稳定，最终了扼杀国家长期增长的机会。
本书作者提出，在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短期乃至中期增长的榨取性政治体制下，即使一些国家因为一定的学习与引进能够跳出“贫困陷阱”，但很难在没有一个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迈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事实上，不少国家虽然曾经通过一段时期的可观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最后基本上都陷入经济发展的停滞。20世纪前半叶，德国及日本都是全世界的工业化强国，人民的教育水平也较高高，但这一切却无法阻止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也挡不住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野心。这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甚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给本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还有不少国家也因各种原因实现过一定时期的高增长，但由于其初始的制度包容性不强，经济增长没有全民共享，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最终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比如，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世界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阿根廷曾经维持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并曾经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因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缺乏包容性，该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只让少数人得益。
不平等的增长让阿根廷过去一百年不断在国家发展上走弯路，即使推动了政治民主化也无济于事。在1920年代，阿根廷已开始启动旨在缓解政治压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治民主化，但选举很快就被庇隆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庇隆为赢得选票和持续执政，选择对富人过度抽税来为劳工提供高福利，并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此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很快导致增长下滑，富人叫苦不迭，后者再勾结军方发动政变去建立一个极右翼专制政权，而这种政权也因缺乏合法性而难以长久。于是，与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过去10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民粹主义民主—富人与军方勾结政变建立极右翼专制—专制政府缺乏群众支持而垮台并重新民主化—再度建立民粹主义民主”的钟摆式恶性循环。
阿根廷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近期委内瑞拉因石油致富后推动民粹主义民主而迅速衰败的案例，确实给很多收入差距过大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没有实现增长成果的合理分配，即使一国可以突破“贫困陷阱”，也会因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而难以实现持续增长。这样的国家，即使后来推动了政治民主化，也往往难以建立高质量的、稳固的民主体制，最终很容易坠入经济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回到本报告开始时我们问过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繁荣与贫困问题，是否可以与家庭的幸福与否问题进行类比？ 我们是否可以说：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总体来看是否定的：所有可以保持长期繁荣发展的成功国家，都需要建立与维持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在发挥政府提供有效公共产品这个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约束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攫取之手，不断拓展国内更多人群的经济与政治参与，激发全社会的创富能力与创新激励；与此相反，所有发展失败的国家，都是因为没有建立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既无法改变政府在公共品提供上的不为，也难以约束政府在产业政策、财政汲取等方面的乱为，难以激发全社会的创富与创新活力。
事实上，《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出版后，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国际与国内的知名学者对到底是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还是政府的明智政策对国富国贫更为重要也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学术争议， 肯定会持续下去，但无论如何，本书都为我们大大拓展了思考的空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发展与国家制度之间的重大关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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