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铮 | 黑龙江流域的女真国家体制：金代东北疆域的政区、城市、边界与交通

金代社会、特别是金代初年女真政治与社会形态始终是学术界较为热议的北族政权问题之一，存在部落联盟、部族体制、酋邦、具备了国家基本要素、“半酋邦、半国家”等诸说。无论聚讼几何，女真社会整体上经历了由氏族社会、酋邦社会到国家体制（帝制王朝）的转变和演进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伴随其疆域在中国北方及其周围地区的扩张，和对华夏政权遗产的吸收和继承，金帝国逐渐褪去了其原本的部族传统特质，成为近乎典型的中华王朝和华夏化文明体。相较于渤海国等始终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地方王国，入主中国北方的金帝国在逐渐增强的华夏认同中积极寻求对华夏正统地位的继承。金代帝王发布的一系列宣言书式的政治话语，成为非华夏政权以华夏为导向的“内聚性”或“内聚运动”的具体体现。

有金一代，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家管理，以生女真为主体的女真统治集团对汉文化、契丹文化、西夏文化等异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始终持较为开放的态度，特别是积极吸纳和学习中原制度文明。女真民族在与汉人、蒙古人以及西伯利亚、中亚（如粟特人）等不同族群的频繁互动中，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影响了女真文化以及女真国家体制的发展。

金代疆域辽阔，统辖族群众多，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就整体而言，笔者倾向于金代已具备国家体制形态的观点。本文试图基于考古学材料，就黑龙江流域金代国家形态的历史概貌作些许还原。

《金史·地理志》有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表明金代疆域占据了几乎整个今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南部（滨海地区、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朝鲜北部，大体与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和滨海地区相合，特别是包括了黑龙江左岸直至外兴安岭南麓的今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地区（结雅河流域）、小兴安岭山地以及黑龙江下游地区。不少学者将上述区域视为女真文化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北方策源地。在行政建制上，《金史·地理志》又云：“（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五京”分别系上京、东京、北京、西京、南京。其中以上京治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子古城为政治管辖中心的上京路即为“十九路”之一。《金史·地理志》同时记载了上京路所辖行政建制：一府，即会宁府；三州，分别为肇州、隆州、信州；五路，系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胡里改路；六县，为会宁县、曲江县、宜春县、始兴县、利涉县、武昌县；另有一乌古迪烈统军司。上京路是金代十九路最大的行政建制之一，其管辖范围覆盖了今天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主要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南部、滨海边疆区大部）、朝鲜北部，其地域范围几乎涵盖了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整个金代北疆。金上京路不同于其他十八路直接下辖府、州、县民户，上京路所辖各路只负责管理猛安谋克，不领民户，实为与府州同级的次一级行政区划单位。

会宁府管辖范围见于《金史·地理志》注载，其文曰：“东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与路七百里，东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赖路一千八百里”。会宁府治所为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子古城，辖境大致包括今拉林河流域的双城、五常、哈尔滨、宾县蜚克图河以西地带、尚志与五常毗邻的山区等地。

蒲与路，又作蒲峪路。《金史·地理志》载：“蒲与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蒲与路辖境广阔，今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北部（克东、克山、讷河等）、大兴安岭地区东部、黑河市辖境、伊春市的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阿穆尔州大部分地区，直至外兴安岭南麓均属蒲与路辖境。火鲁火疃谋克为今外兴安岭南麓巴金诺城。1947年在克东县金城古城曾发现一方“蒲峪路印”铜印，原件已佚。铜印的发现为寻找蒲与路治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经过20世纪70年代对古城的多次调查和发掘，确定了这座古城为金代蒲与路故址。北安南山湾古城发现的“曷苏昆山谋克之印”证明这里为曷苏昆山谋克所在地，隶属于“蒲与猛安”。俄罗斯阿穆尔州阿尔哈拉河女真文墨书题记的发现表明，至晚在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黑龙江中游左岸的阿尔哈拉河流域可能曾存在一个名叫“塔里安朵”的谋克建制。从这一区域的古城分布情况来看，阿穆尔州波亚尔科沃镇附近的帽子山（沙普卡）古城是距离“塔里安朵谋克”最近的大型女真城址，该谋克应隶属其管辖。金代“经略使司之印”在黑河西沟古城的发现，则表明金代末年为有效管辖黑龙江中游左右两岸的城镇和交通，曾在此设置经略使一职。

胡里改路，《金史·地理志》记载：“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1977年黑龙江省鸡东县发现了“胡里改路之印”，证明了胡里改路的存在。“胡里改”即今牡丹江，其辖境西接上京路，东南至虎林、饶河一带与绥芬河流域的恤品路相接，“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与鄂霍次克海相接，地域范围包括了牡丹江流域、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中下游及黑龙江下游流域。胡里改路治所仍存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胡里改路治所在依兰土城子古城。据里程考证，合里宾忒千户（谋克）则大致在俄罗斯黑龙江下游的阿纽依河口附近[13]180。《金史·地理志》记载上京路“其山有……完都鲁”，《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定为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以北约40千米处的万丹山（хребет Вандан），亦可能是三江平原东部之完达山。见于史籍中的合里宾忒千户（谋克）、完都鲁山，以及分布在乌苏里江沿岸和黑龙江下游的霍尔古城、扎里古城、锡卡奇-阿梁古城、科尔萨科沃墓地等金代城址、墓葬，均属于金代胡里改路。

恤品路，《金史·地理志》载：“恤品路，节度使。辽时，为率宾府，置刺史。本率宾故地，太宗天会二年，以耶懒路都孛堇所居地瘠，遂迁于此。以海陵例罢万户，置节度使，因名速频路节度使。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懒一千二百，北至边界斡可阿怜千户二千里。”“恤品”又作“率宾”、“速频”、“苏滨”、“绥芬”，辖境主要覆盖了绥芬河流域，西以完达山为界，与胡里改路为邻，北止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口。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滨海地区乌苏里斯克发现了金代大臣完颜忠的神道碑及石像生。碑额文字尚存，为篆书五行二十字：“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完颜忠是金代耶懒路都勃堇，曾奉旨率部迁于苏滨水，即绥芬河。耶懒路以耶懒水而得名，原位于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东南沿海拉佐区塔乌黑河。金太宗时迁址于今绥芬河流域，海陵王时期改名为恤品路。由完颜忠神道碑可知，金代恤品路治所在今俄罗斯双城子古城无疑。斡可阿怜千户据里程被考订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大部分滨海地区中部和南部、绥芬河流域以及乌苏里江上游地区的金代遗址位于恤品路的辖区范围内。

由此可见，从文献记载看，金代东北疆域的政区建构具备完备的华夏国家体制，即使猛安谋克与之并行，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的地缘行政建制。它们是“金朝国家建立的基础”。

图1 金代东北边疆政区机构官印

1.“蒲与（峪）路印”印模（采自《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页26） 2.“胡里改路之印”及其印模（采自《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页23） 3.“恤品河窝母艾谋克之印”（采自《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页25） 4.金代“经略使司之印”（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藏，王俊铮拍摄）

图2 金代完颜忠墓石棺、神道石刻与龟趺

1、3.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国立博物馆藏（王俊铮拍摄） 2.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物馆藏（王俊铮拍摄）

在黑龙江沿岸地区，即黑龙江中游两岸的结雅-布列亚平原、黑河瑷珲平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松花江流域至三江平原地区，女真人遗留下了大量生产生活的遗迹，如聚落、城址、要塞、墓葬、佛寺、窖藏及公共祭祀建筑等。其中，大量女真筑城反映了女真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代表了黑龙江流域女真社会发展水平的最高成就。

在女真国家体制时期，随着金帝国疆域的扩大和对辽宋王朝经济文化成就的吸收，大批汉文化士人、农业与手工业人群、商人、宗教信众等源源不断地进入金源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建筑技术以及社会风俗、商业文化、宗教信仰等都在金上京等城市汇集。宫殿、苑囿、官署、商业街、勾栏、瓦舍、酒肆、佛寺、道观等在金上京城内外星罗棋布，成为12—13世纪东北亚最大的都市之一。因此，以金上京为中心的松花江流域城镇化快速发展，形成了繁荣的城市文明。

作为金帝国国都的金上京先后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四帝，凡38年，是金帝国初期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女真人摧枯拉朽般地灭亡了辽帝国和北宋帝国，继而形成了与南宋政权划江而治的又一“南北朝”局面。金上京作为大金帝国的肇兴之地，为金朝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中都，而后对上京城内的贵族和官员活动场所有计划拆毁。正隆二年（1157），“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金上京从此降格为会宁府，海陵王只在此保留了上京留守司，由会宁府尹兼任。同时还削去了上京路建置，改设会宁府路。金世宗即位后，复建金上京宫室和祖庙，恢复其京号，下设会宁、宜春、曲江三县。自此之后，上京之号终金之世未曾更改。

金上京遗址现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的阿什河（按出虎水）西岸。东靠绵延逶迤的张广才岭，北抵松花江，南望拉林河，西连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区域内水源丰沛，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城址周长11.5千米，平面呈曲尺形，整体布局分为南城和北城，二城之间以腰垣相隔。皇城宫殿区位于南城偏西处，午门及五重大殿的建筑基址至今尚存。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

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金源地区历经长达百余年的繁荣，遗留下大量遗迹。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在金上京周边近郊发现了祭天坛、社稷坛、皇武殿、护国林及嘉荫侯庙等皇家建筑址，以及太祖陵、胡凯山和陵（太宗陵）、桦皮、石人沟、吉兴、响水等女真皇家陵寝。除此之外，在金上京遗址周边的松花江流域还发现了齐国王（完颜晏）墓（阿城巨源乡小城子村）、完颜宗翰墓（五常营城子乡靠河寨村）、完颜斡鲁墓（阿城大岭乡吉兴屯）、完颜娄室墓（长春石碑岭）、完颜希尹墓（舒兰小城镇东村）、阿城双城村金墓、哈尔滨新香坊金墓、绥滨中兴金墓、绥滨奥里米金墓、克山新发金墓（疑似仆散浑坦家族墓地）等一批金代贵族墓葬。宗教遗迹目前可考者有佛教宝胜寺遗址、松峰山道观遗址、亚沟摩崖石刻人像等。20世纪60年代，在阿城小岭地区还发现了以五道岭为中心的金代冶铁遗址，这是一处从开采、选矿到冶炼的链条完整的冶铁综合体。20世纪80年代，在大庆市大同区又发现了康家围子和陈二道眼两处冶铁遗址，其年代相同或稍晚于五道岭遗址，这两处遗址所用铁矿石及一般炭料应来源于五道岭矿洞，主要是以水路与上京地区实现往来。

2002年在金上京以东、阿什河东岸亚沟镇刘秀屯发现了一座大型“工”字形建筑址。遗址规模宏大，出土了大量灰陶建筑构件，其中不乏石螭虎、石龙螭首、灰陶凤鸟脊饰、人面瓦当等精美遗物。根绝遗址的位置和级别推测，这座建筑应是金熙宗时期修建的用于皇帝率百官郊祀太阳的“朝日殿”。近年对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发掘集中于皇城区域展开，相继发掘了金上京遗址南城皇城西部一处礼仪性建筑址、皇城东部区域建筑址、皇城外西南侧与南侧建筑址等，并全面勘探了皇城内的道路情况。为了解金上京城垣的形制结构，在腰墙、 北城西墙和南城北墙上各选取一段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同时，为了解城门址的基本形制和结构特征等情况，正式发掘了南城南垣西门址。

图4 金上京南城墙西门址（王俊铮拍摄）

除金上京古城外，对位于乌裕尔河、松花江及其支流嫩江、洮儿河、饮马河（含伊通河）等流域的克东金城村古城（蒲与路）、白城城四家子古城、前郭塔虎城、泰来塔子城、科右中旗吐列毛杜古城、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德惠后城子古城、城岗子古城等重要金代古城也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局部发掘，获得了对金代府州一级古城情况的重要材料。近几年由黑龙江大学考古系主持发掘的大庆九间金代聚落遗址规模宏大，遗迹密集，房址形制规整，砖、瓦、脊兽等建筑构件表明遗址存在一定等级的行政机构或宗教建筑。总之，这处遗址可能并非一处普通的居住性遗迹，聚落的最终形成可能与当地的规模化生产有关，或代表了辽金时期聚落的一个新类型。

在黑龙江沿岸地区也发现了数十座女真设防要塞与城市遗址。

在黑龙江上中游左岸沿岸地区存在10余座女真城址，如库丘古雷古城(Кучугуры)、乌杰斯古城(Утёсное)、新彼得罗夫卡古城(Новопетровка)、帽子山古城(Шапка)、格罗杰科沃古城(Гродеково)等。近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对新彼得洛夫卡城址的西南墙体进行了解剖，并清理了房址，可确认：定居点早在靺鞨时期已存在，城址为女真人修建。

图4 阿穆尔州新彼得罗夫卡古城西南墙体剖面（王俊铮拍摄）

在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也发现了超过20处金代女真城址，其中较为重要者如西沟古城（老羌城）、河西古城、四方城、新兴古城、石砬子古城、郎君西古城、郎君东古城、瓦里霍通古城、希尔哈古城、奥里米古城、中兴古城、蜿蜒河古城、勤得利古城等。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在黑河西沟古城附近西沟村采集到一方“经略使司之印”，这枚印信的发现证实，金代末年曾在西沟古城设置了“经略使”这一重要的边疆军政机构，其建置背景很可能与蒙古帝国在在金朝西部造成的军事压力有关。上述古城可分为山地筑城和平原筑城，从地理分布的特征上看，可大致分为两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城址的修建为了能够配合地形变化，山地筑城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的山地丘岗之上，大多属于今黑河地区；大多数平原筑城则坐落在三江平原中的松花江流域及其与黑龙江的大夹角地带。位于结雅河口及其邻近的黑龙江两岸（中国黑河和俄罗斯阿穆尔州）的古城共同构成了金帝国一处极为重要的女真城镇集群和区域性统治中心。

第三，黑龙江下游两岸的城址大多为金代以前的阿穆尔女真及金帝国时期修建，目前经过调查和局部发掘的城址有霍尔古城(Хорское)、谢列梅捷沃1号古城(Шереметьевское-1)、新波克罗夫卡1号古城(Новопокровское-1)、科舍列夫-亚梅古城(Кошелевы Ямы)、别斯恰诺耶1号古城(Песчаное-1)、锡卡奇-阿梁古城(Сикачи-Алянское)、扎里古城(Джаринское)、博洛尼古城(Болоньское)、瓦西里耶夫卡古城(Васильевское)等。

自20世纪以来，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开展了长期考古发掘工作，识别并研究了数十座女真和东夏国时期的城址，如赛加古城(Шайгинское)、克拉斯诺亚尔山城(Краснояровское)、南乌苏里斯克古城(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е)、西乌苏里斯克古城(Запад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е)、尼古拉耶夫斯克古城(Николаевское)、阿纳尼耶夫卡古城(Ананьевское)、拉佐古城(Лазовское)、叶卡捷林诺夫卡古城(Екатериновское)、斯卡里斯托耶古城(Скалистое)、布拉霍特纽金斯科耶(Плахотнюкинское)、基申涅夫斯科耶(Кишеневское)、戈尔诺胡托尔斯科耶(Горнохуторское)、康斯坦丁诺夫卡(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ое)、新戈尔杰耶夫卡(Новогордеевское)、什科列亚耶夫斯科耶(Шкляевское)、新波克罗夫卡(Новопокровское)、奥尔洛夫斯科耶(Орловское)、新涅日斯科耶(Новонежинское)、柞树岗(Дубовая Сопка)、石灰山(Известковая Сопка)、草垛岗(Стоговая Сопка)、希巴依戈乌(Сибайгоу)等。目前已知有大约30座古城属于山地筑城。

在上述女真城址中，赛加古城、阿纳尼耶夫卡古城、拉佐古城、叶卡捷林诺夫卡古城、乌杰斯古城、新彼得罗夫卡古城、帽子山古城、格罗杰科沃古城、新波克罗夫卡古城、西沟古城、河西古城、瓦里霍通古城、奥里米古城、中兴古城、金城村古城、城四家子古城、塔虎城、塔子城、龙潭山山城等都属于州、县级别的古城。同时，它们也应系承担政治、军事、手工业职能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设防要塞，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和高超的筑城技术。还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位于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市郊的克拉斯诺亚尔山城，被中俄学界基本认定为金代恤品路和东夏国上京——开元城治所，同时也被俄罗斯学者定为唯一的中世纪大都市。其余更多的小型城址，如扎里古城、瓦西里耶夫卡古城、库丘古雷古城等，则应该是作为军事戍堡。

整体来看，黑龙江流域的金代城址存在明显的规模与等级的差异，可大致划分为大型平原城、小型平原城、大型山城、小型山城等，在功能上表现为商业性城镇、设防城镇、军事要塞等，城址内还存在不同功能区的划分，具备明确的行政和宗教等公共类建筑；同时，基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交通路网的走向，形成了若干城址集群。这些现象表明，金代黑龙江流域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等级以及不同人群的职业分工，具备完备的社会动员、组织和管理能力，这是国家社会必备的基本特征。

道路交通网络增强了国家政治版图的整合力度，提高了政令的传播效率。各个城市、城镇群之间，以及政区之间，通过道路交通网络链接为一个国家制度下内部趋于一体化的区域整合体。金代东北边疆的交通路线主要沿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河等河流沿岸，以及小兴安岭、完达山、锡霍特山等山脉中的山口延伸舒展。这些道路的形成时间很早，大多在渤海国时期定型并成为维系政区联络的纽带。在这一区域中，黑龙江中游、松花江下游至东北亚极边地区（黑龙江下游）在辽代形成了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路，在《辽史》、《契丹国志》等文献中被称为“鹰路”。这条交通路线是以辽代“五国部”（今依兰）或黄龙府（今农安）为中心通向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乃至更遥远地区（如勘察加）的森林川泽之路[58]。在辽代以前，就已形成渤海上京城至黑水靺鞨地区的“黑水靺鞨道”。唐朝为威慑渤海、羁縻和册封黑水靺鞨而设置的黑水都督府就扼守在此道路沿线。

以金上京会宁府为原点，向外辐射了多条通往其他北疆政区和南部松嫩大平原（如济州、长春州、泰州等，直至燕京）的道路。根据山川地形走势和金代古城的分布情况，大体可以还原出金上京至蒲与路、胡里改路、恤品路、合懒路等北疆政区的道路走向和沿途城镇体系。但“蒲与路北至北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的道路交通和城镇分布情况长期以来仍不甚清楚。笔者根据中俄两国最新金代考古材料，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和复原。这条交通线路的大致走向为：自今克东县金城乡蒲与路故城北上，自城北溯乌裕尔河而东行，至闹龙河口附近的北安南山湾古城（曷苏昆山谋克）。继而沿闹龙河北上进入以今五大连池为中心的讷谟尔河流域，沿线散布着凤凰山、永远、和平等金代村落遗址。继而北上，有一条伸向西北方向的线路进入嫩江流域的伊拉哈古城，这一地区已抵近金帝国西界，可出金界壕进入乌古迪烈游牧地。北上主线则穿过伊勒呼里山南麓与小兴安岭西麓之间的丘陵山口，进入逊必拉河、公别拉河所在之黑龙江沿岸平原。这一地区的黑龙江两岸分布着数座女真城址，是一处重要的城镇群和交通驿站群。逾黑龙江进入今俄罗斯阿穆尔州境内后，交通线路基本沿结雅河河谷而上，沿途经过陡崖古城等军事戍堡，以及几座邮驿传递性质的小型古城，最终抵于结雅河上游、外兴安岭南麓的火鲁火疃谋克。

在滨海南部的锡霍特山脉中心地区，同样存在着沟通山脉东麓和西麓、穿越山口的道路交通系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地志学家В.К.阿尔谢尼耶夫在对锡霍特山脉的地方志调查中，发现了22座山口。事实上，这种山口的数量应该更多。大约有20处河流发源于山脉东西两坡，发源于东坡的河流短而湍急（泽尔卡利纳亚河、鲁德纳亚河、吉吉托夫卡河、谢列布良卡河、塔约日纳亚河、克马河、阿姆贡河、叶金卡河、萨马尔卡河、科皮河等），注入日本海和鞑靼海峡；发源于西坡的河流，如伊曼河、比金河、霍尔河等，注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水系。根据上述河流的分布情况，可以大致还原出这一区域的陆路交通道路网，其范围南起泽尔卡利纳亚河，北至萨马尔卡河，二者相距700—800千米。总之，锡霍特山脉的地理位置及其特征决定了远东滨海地区陆路道路交通系统主要依托于山口和河谷，海路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便于航行的出海港口。

俄罗斯阿穆尔州阿尔哈拉河流域女真早期墨书题记的调查与研究揭示了有关金帝国在黑龙江中游左岸文化播迁与政区边界的重要信息。2003年、2014—2021年，以扎比亚科·安德烈教授为核心的阿穆尔国立大学团队考古学与人类学学术团队对阿尔哈拉河女真题记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实地踏查和研究。题记为女真文，由三垂列文字组成，每列分别有7、10、7个字素。根据题记内容可知，题记创作于公历1127年12月1日，系学术界迄今所知最早的女真文文书。文书出现了其作者姓名——申忒邻，同时还包含了关于其于1127年12月1日来到“塔里安朵谋克”（军事行政区）的信息。从文字书写情况来看，申忒邻应该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真官员，他前往此地的目的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区域进行巡查。从“塔里安朵”等信息可以看出，金代阿尔哈拉河流域曾设有谋克一级的军政建制。

图5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复原阿尔哈拉河女真文题记（采自《欧亚译丛》第五辑，第320页）

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设防戍堡、道路交通体系与疆域边界的出现显然与定居生活、农耕生业经济、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及分层化有关。在女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氏族首领与军事贵族地位的上升以及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女真社会形态经历了从氏族部落社会，到高级部落联盟（酋邦），再到专制国家的发展过程，实现了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型。

女真国家体制主要表现为政区体系、政治制度的建立、发达的经济以及汉字的传播和女真文字的创制和使用等。具体而言，在中央政治制度上，废除了以部落联盟酋长制为主要特征的勃极烈制度，金熙宗、海陵王先后通过“天眷官制”、“正隆官制”进一步完善了以中原律令制度为蓝本的新的政治制度（汉官制度）；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推行路、府、州、县四级政区体系。即使是具有部族色彩的猛安谋克制度，也是建立在地缘政区建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上的村寨行政系统和部族体制，即一种与州县并行的双轨政区制度。女真社会的地缘整合与城镇化成为金代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在考古学上则表现为大量层级不同、功能完备的城址及城址群，具备明确的行政和宗教祭祀类建筑，根据身份等级和财富差异而随葬不同陪葬品的墓葬等。同时，文字是女真人精神生活新的“高级”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年代不晚于12世纪初的女真早期遗址的发掘中，带有汉字的陶器残片、铜镜、砚台等器物，反映了文字在女真社会的传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于消解女真、汉等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界限，建立起各族对金帝国共同的政治归属感和国家认同，儒学、佛教、道教等宗教和思想在女真地区落地生根，受到了统治集团的支持，成为诸民族共有的意识形态信仰。迥异于女真人传统的萨满式入迷巫术，儒、释、道等高级意识形态的播迁，也成为女真社会形态进一步走向文明化、国家化、华夏化的重要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