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海涛丨元代安西王府属官考论

摘   要：元代安西王府属官设置，反映了安西王统治秦蜀地区的情况，也可由此审视元朝分封制度及王府设置情形。王相府为安西王政务机关及秦蜀地区最高军政机构，王相身兼辅佐安西王及行使地方权力双重职能。安西王府文职属官名称多袭自金朝，任职者多为地方儒士；武职属官多系从征秦蜀军帅家族成员。此外，王府尚有奥鲁赤、医药提举、掌祠事、经籍官、司天台判等特定职事设置。安西王府属官设置在地方层面复制朝廷的基本功能，是安西王特殊权力的体现。安西王府具有人才储备功能，王府属官不仅负责王府及其领地事务，也可出任地方官。至嗣王阿难答时期，王府属官任免受到中央乃至行省牵制，折射出安西王权力的升降。

分封制是与蒙元王朝相始终的基本政治制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至元九年（1272）十月，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四月，安西王相府即取代陕西四川行省，成为掌控川陕地区行政权力的最高军政机构，直至至元十七年（1280），即忙哥剌死后第二年，陕西四川行省才得以恢复。关于这一时期安西王及王相府的权力，姚燧撰《延釐寺碑》有高度概括：“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除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专权外，忙哥剌肩负二王封号，在京兆、六盘山效仿忽必烈设冬夏行邸，安西王府宫城规模恢宏，不循于元代诸王常制。

关于安西王的研究，松田孝一有专文对安西王的分封、王相府的设置、军事活动、王位继承、统治权力的演变及经济基础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李治安在论述元代陕西行省建制变迁、安西王分封等问题时，对安西王府的属官设置有所涉及。法国学者韩百诗在注释《元史·宗室世系表》时对安西王部分略有订补。张岱玉对忙哥剌的分封时间、生平事迹、家族成员及安西王的权力、王相府等相关史事进行了详细考订，颇有见解。王宗维对安西王的建制、辖区、宫邸建筑、官属、军队、经济收入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讨论了历来多有争讼的安西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及其属下穆斯林的问题。涉及安西王父子的信仰问题，陈广恩认为忙哥剌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同时与其他文化保持密切联系，陈广恩、邓如萍都认为《史集》载阿难答归信伊斯兰教的说法不足为据。刘海威通过分析儒家、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不同文本中阿难答信仰的记载，认为这是历史编撰者试图将蒙古统治者构建为各自文化信仰者的反映。此外，李大海从朝廷与安西王府的关系入手，讨论了两次京兆改名安西的政治背景。饭山知保通过列举安西王征辟的不同类型人才及其出仕情况，指出安西王位下领地的存在，扩大了奉元路官员出仕的途径。已有研究多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安西王相关史事进行了考察，对于安西王府属官的设置或偶有提及，或语焉不详，系统研究则付诸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安西王府属官的考察，分析其职官设置的渊源与人员构成的特征，由此来审视元代分封制度在地方运作过程中的实态，并希望有助于安西王与地方社会、安西王的权力变迁等问题的研究。

（一）王相及其幕僚

王相作为元代诸王王傅的特殊形态，仅见诸安西王位下，为从二品内任官员。安西王相的特殊之处在于，王相既是安西王府的属官，王相府自然是王府的构成部分，且在陕西四川行省罢撤之后行使行省职权，元人许有壬撰《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即将王相府视为陕西四川行省的变体。如松田孝一所言，安西王作为彼时国家西部诸地统治的皇帝代理人，王相府为其政务机关。因此，王相的任免、职权自然不同于一般王府属官，王相与安西王、朝廷的关系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颇为复杂。

王相的任用决定权在于朝廷，姚燧为王相李德辉所撰行状云：“皇子安西王有土关中之明年，当十一年，奏求公辅己，以故官改安西王相。”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忙哥剌王相的李德辉、商挺、赵炳皆为忽必烈潜邸旧臣，且皆有在关中地区担任要职的经历，反映出世祖有意识地任用肱股之臣辅佐安西王的用心。王相的首要职责在于辅佐安西王，史载：“十年，封忙阿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商挺。——引者注）为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公进十策于王，曰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厚民生、一事权、清心源、谨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为置酒嘉纳。”王相辅佐职能还体现于对王府属官及地方官员征召之权，“凡人贤而有闻，满调将东归，必推荐汲之王，升秩留之”。

王相实际上还行使行省诸多职权。李德辉任安西王相后，致力于关中经济的恢复发展，“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其中，假牛种田具，赋予贫民二千家屯田。最一岁入，得粟麦石十万，刍槁束百万”。李德辉后奉世祖诏命，以王相身份行西川枢密院事，全面负责征蜀事宜，直接向朝廷负责。赵炳于至元十四年（1277）任安西王相兼任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在安西王北伐之时率军两度平定叛乱。以上诸端，皆是安西王相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权力体现。

王相府幕僚官设有郎中令一职，《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载：

初，世庙封皇子为安西王，立王相府，选儒臣傅之。其子既嗣为王，犹慎择其僚属。公为郎中令，凡四考，朝廷重其选，故久之弗迁他官。公识虑周远，内正辅导，以成傅相之尊，外尽谦恭，以修藩国之礼。辑宿卫俾不为暴，均赐与俾不告劳，王深敬礼。

王相府郎中令为正五品官员，材料反映出郎中令职责的重要性。《元典章》作“安西王府郎中令”，洪金富校补为“安西王（相）府郎中令”。类似例子还有王府长史一职，《元典章》作“安西王府长史”，洪金富校补为“安西王（相）府长史”。萧撰《故中顺大夫山南道廉访副使王公墓志铭》则载：“至元十一年，参政商公相安西王开府，由秦属省掾署王府掾史。”洪金富校补所据，当系上引两种文献中考证得出。元代文献中至元九年（1272）安西王开府或作“王相府”，或作“王府”，因二者本身同属一体，故在元人认识中二者自然等同，《元典章》所载即反映了这种认识。王相为秦蜀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王相府则作为安西王的政务机关，本身就是安西王府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王府”与“王相府”是一体的，这是后文讨论王府属官需要明确的前提。

另据延安子长县钟山第10窟至元十六年（1279）魏公题刻，题名中有“王相府架阁库提举韩公”字样。架阁库专司文书档案保管，中书省、行中书省、行台、枢密院及六部专设首领官架阁库管勾，王相府设架阁库提举一职，不见于他处。此外，王相府还有掾史等吏员设置。

然而，王相的设置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王相的选用权在于朝廷，王相是朝廷的地方代表，直接对朝廷负责；王相又同时负有辅佐安西王及行使地方军政大权双重身份。随着蒙宋四川战争终结，势力不断膨胀的安西王府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凸显，与安西王暴毙相连的赵炳被杀、商挺被囚事件等，说明朝廷与安西王府之间的矛盾已然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处于二者之间的王相成为政治牺牲品。至元十七年（1280），安西王相府罢撤，陕西四川行省随即恢复。阿难答继位后屡有恢复王相府之请，乃至受到成宗驳斥，在安西王相府复立之后，也将其权力限制于王傅范围之内。

安西王相权力的升降及安西王相府的立废，可谓安西王与朝廷关系的逻辑延伸，折射出元初中央集权化过程中朝廷与地方、诸王与皇帝之间的矛盾，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另有文章讨论，此不赘述。

（二）文职属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大元故从仕郎耀州同官县尹郭君墓志铭》载：

至元癸酉，皇嗣安西王开府陕右，招延髦彦，置馆府署，有文学、参军、典书之目，时与选者皆一时之英。乙亥，起君王府典书，实与前文学、今翰林学士姚燧端甫，前记室参军、今廉访马绍庭季卿辈游，从者数年，远迩拭目，以为宛然有瀛洲之风，用是学业日懋。

志文反映出安西王就藩之后设置王府属官的情形，出身关中儒学世家的郭汝弼即在此背景下被任命为王府典书。元初关中名士孟文昌也曾任是职。志文载姚燧任王府文学，与《元史·姚燧传》相合。文学为金代亲王府属官，元代因之，为诸王王府所特有。说书在金代为皇帝近侍，“日为讲论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一度罢撤，宣宗元光元年（1222）复置。元代于诸王王府任说书者多为在文学、经史方面有一定造诣者。忙哥剌出镇以前，即以儒士李槃为其说书官。京兆华阴人郭秉懿于大德戊戌年（1298）间，经开成路同知推荐为安西王府说书，“会王受命北征，开成贵家争延训子弟，故君留居者余二十年”。

任职记室参军的马绍庭乃忽必烈分藩关中时旧臣马亨之子，马亨一度在陕西任职，具有很强的经济才能，曾任京兆榷课所长官、陕西宣抚司事、陕西四川规措军储转运使、陕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访都转运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至元十八年（1281）《大元故奉议大夫耀州知州冯公墓志铭》即为马绍庭撰书，署其官职为“安西邸记室参军”，与志文相合。马绍庭任职安西王府，显然与其父长期在关中地区任职有关。程钜夫撰《薛庸斋先生墓碑》亦载，元初中州理学名士薛玄之子薛友谅曾任职安西王府文学、记室。

同恕撰《段思温先生墓志铭》载：

皇子安西王抚封于秦，开府之初，慎简僚佐，管记之选为尤重。于是遣左常侍、今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刘公某，以记室参军驿召。先生辞疾不赴。

段氏世居山西晋宁，以儒学闻名于世。安西王“以记室参军驿召”，反映出对具有儒学背景士人的迫切需求。志文中“左常侍”亦为王府属官，与之类似属官设置还有右常侍、中常侍。金代中宫官属下设左、右常侍。记室参军也是金代亲王府官属。安西王府或仅是假借其名，其执掌、品秩并不一定相当。李治安指出，记室参军、咨议等职在元代官制中，仅见于王傅府、内史府下，相当于吏员之长，属典型的幕僚职。在蒙古人看来，相当于必阇赤，或由诸王征聘，或由王府掾属升任。从上引实例来看，任职安西王府记室参军的马绍庭、薛友谅以及段思温诸人的征召多由安西王直接征辟。

再看咨议一职。元初京兆人李庭曾任安西王府咨议一职，据王博文撰《故咨议李公墓碣铭并序》：

至元癸酉，安西开府，首以公与杨潜斋咨议王府事，示养老优贤也。公虽以文章名世，而沈潜于性理之学，言无瑕玷，行不崖异，一举足必以忠信，诚实为本，故与物无怨恶，不即人而人即之，其自得之深如此。

杨潜斋即元初关中硕儒杨恭懿。李庭、杨潜斋能够咨议王府事，显然是借重其声名威望，即引文中所言“示养老优贤也”。石刻史料可见，任安西王府咨议者尚有李兟其人。

2005年出土于西安南郊、由同恕撰文的《元故忠勇校尉同知耀州事王公墓志铭》记载元代耀州同知王世英的家世和仕宦经历,择其要者抄录如下:

公王姓，世英名，京兆属州耀之富平人……既长，精通国朝语。至元戊辰，由京兆宣抚司奏差擢成都省宣使……越明年，皇子王安西，闻公名，召为王府通事。甲戌，从王入朝，上方以嘉定为忧，王荐公以孰敌情伪，诏假公节往招怀之……历武功、华阴令。二十八年，迁咸阳令……大德五年，升忠勇校尉、同知耀州事。化民以德，守法以公，居官而民安之，去则人思之，俸禄入门，悉分族之贫者。

原在陕西四川行省任宣使的王世英调任为安西王府通事。通事属于翻译吏员，显然是因王世英通蒙古语，才会被召为安西王府通事。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阶段，对于翻译人员的需求也高于其他历史时期。王世英的例子，为元代通事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实例。王府设通事，也是《元史》等其他文献少见记载的。

陕西兴平出土大德十年（1306）《故承事郎晋宁路同知解州事徐公墓志铭》载：

弱冠，尽能解诸国语。至元十四年，皇子安西王分封西土，开相府，于关陕遴选，皆天下之旄俊，侯预焉，擢为译史兼通事。凡传达命令，翻译教条，人皆称之曰能。未几，升充秦王府都事。

志主徐宽与王世英都是因为语言方面的才能被选入安西王府，担任翻译。徐宽后升任王府都事。

都事一职,亦见于萧撰《故中顺大夫山南道廉访副使王公墓志铭》：

至元十一年，参政商公相安西王开府，由秦属省掾署王府掾史。未几，以能擢都事，授承事郎。商相有纯一平坦之褒焉。十四年，右丞布哈、安西相李忠宣公行枢密院成都，升王府长史兼行院经历，转承直，旌以金符……又明年，复为四川行枢密院经历，升朝请。院革为省，除陕西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省析为二，公至四川幕。二十四年，改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使。

商挺为安西王相事在至元十年（1273），至元十一年（1274）当为王瑄由陕西行省掾吏调任安西王府掾史的时间。王瑄后升任王府都事、王府长史。至元十四年（1277），安西王相李德辉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留驻成都供给军食，王瑄任枢密院经历。至元十六年（1279），川蜀对宋战争结束，东、西行枢密院废罢，王瑄任陕西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十七年（1280），四川行省建立，王瑄又至四川行省任职。王瑄由行省官员调任王府属官，后又屡次迁调于陕西、四川地方军政机构。关于王府属官与地方任官之间的迁转，后文详细谈及。

(三)武职属官

虞集撰《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载：

惟夏之名族，别于唐兀，则有刘氏焉。始居炖煌，夏亡，徙甘州之张掖，今为张掖人。有讳完泽，字完甫者，所谓沈毅严重，伟然一代之名臣矣。初世祖立极，辨方正位，分陕以西，立皇子为安西王以镇之。居六盘山，舆卫庐旅，咸所禀令。公去家数千里，给事王所，日上番直。年方十三，无所阙失。

西夏人刘完泽13岁即以质子身份入侍安西王在开成府邸，“舆卫庐旅，咸所禀令”，其身份类似于怯薛长，“给事王所，日上番直”。据《元史·兵志》载：“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怯薛的首要功能即是担任护卫，担任此职的还有关中世侯郝和尚拔都之子郝天泽，“至元壬申，皇子开国安西，公始起，繇门资充侍从，沫风沐雨，不惮劳苦”。山西军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梁瑛之孙梁杰亦曾任“秦王府侍卫”。梁瑛为郝和尚麾下得力干将，追随其平定关陇，从征川蜀。刘完泽、郝天泽及梁杰皆出身从征秦蜀的地方世侯家族，应是其担任安西王身边侍卫（从）的入选条件，反映出这一职位的人选来源。

（四）负责特定事务的属官

同恕撰《大元故兴元路行用库使张君墓志铭并序》载，张楫一女适“安西邸承应台判石仲瑜”。承应台判一职，元代政书和《元史·百官志》失载，应为安西王府特设。元《秘书监志》载，至元十六年（1279）司天监有台官六人，其中少监鲜于淳、判官郝志彬、赵德新三员“见掌在台供职”，台判苏正王世安、郭德“见随侍安西王”，司天监有“承应人七十二名”，其职掌为“登台占候天象”。《通制条格》载有“承应人”一说，方龄贵注解为“承担或应付官差之人，承应即应承”。由此推断，承应台判应为安西王府所设司天台一类机构中的属员，负责观察天象、占卜等事务。元初关中名士骆天骧亦曾任职安西王府司天台判。安西王府设置司天台，在元代诸王中并不常见，是能够说明安西王特殊性的重要方面。

王府常设有管理王府经济事务的官员。女真人赵玉“早以世胄入给宿卫。至元九年，安西王分国关中，择良慎者侍王邸教，以公为鄂啰齐,典府藏也”。此处四库本作“鄂啰齐”，可与“奥鲁赤”勘同，安西王府设奥鲁赤“典府藏”，或专司王府产业。赵玉祖父赵林在蒙古征西夏的战争中归降，任积石州军民元帅，赵文显袭父职，并任西宁、汉阳等处达鲁花赤，赵玉因此以质子身份入朝为怯薛，后又任安西王府奥鲁赤。赵玉后随安西王北征，至元十六年任庆阳府达鲁花赤兼管本府诸军奥鲁劝农事，颇有政声。与奥鲁赤类似职事的还有京兆人邸彦通，据贾汝舟《重修邸氏先茔碑》载：“至元辛未九年春，安西王为制衣服巾帽系腰，编籍宫中，俾司帑藏财物。”

蒲道源撰《节妇曹氏墓志铭》载大德年间蒲城人曹氏受安西王妃懿旨褒奖，其长子党逸为安西邸实资居积库提举，次子党荣亦尝提举塌房。塌房为古代城市专门租借给商人寄藏财物的机构，多建于水上以防止火灾，有专人防守巡逻。志文后曰“初以二子之从事于安西邸，遂挈家寓奉元之咸宁县”，说明居积库及塌方两种负责经济事务的机构均为安西王府所设，曹节妇之所以受到安西王妃令旨褒奖，或因其二子为王府经济效劳故。

安西王府仓储设置除居积库外，还有足用库，掌其事者为足用库使。据《大元故师君墓志铭》，长安人师弼即由“王府选充足用库使”，后“擢为安西路平准库副使”。墓志撰写者题名为“安西王府掌书赵瓛”，掌书一职，应负责案牍文书之类事务。另据《大元故护善居士党公墓志铭》，关中人党文通之子党庆祖，“读古人书，述前人事，多闻博雅，为众所推，受安西王命，掌王府经籍”，其职责应为管理王府图书典籍。

安西王府还设有掌膳局，从名称推断，应是负责王府日常饮食的机构。李治安指出，这一职事由蒙古怯薛中的博儿赤演化而来。事实上，金代中宫即设司膳御侍、典膳御侍、掌膳御侍等官，其渊源更可能来自旧金制度。乾州奉天人梁大用于至元十九年（1282）被陕西行省征辟为安西王掌膳局大使。掌膳局见于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位于安西王宫城之内。梁大用后受安西王阿难答赏识，“升同提举，寻为正”。提举司为诸王驸马位下私属官府都总管府的下设机构，此外尚有户计司、提领所、杂造局等。冯翊人王庭瑞即任安西王位下总管。梁大用受命安西王府需经行省札付，反映出至阿难答时期安西王位下私属官员的任命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类似的事例见于《耶律世昌墓志》：“至元三十年,陕西行中书省素知君雅德,时安西王得承制拜官,乃言于王曰：世昌,贵臣子,而能折节读书,涵泳理义之正,行无玷阙,可授以政,必能和辑其民。王从之,即命知安西路耀州事。”耶律世昌乃元初京兆军帅耶律朱哥之子，其伯祖耶律秃花、耶律阿海是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泥湖水的重要功臣，故墓志言其为“贵臣子”。耶律世昌经陕西行省推荐，受安西王命为耀州知州，说明至阿难答时期不仅王府属官，地方官员的任免也受到行省的牵制。

王府属官中还有一些因特殊才能而受到擢用的地方人士。出身医药世家的常谦便由太医院奉旨任医愈郎、安西王府医药提举，后任开成路总管府判官、华阳新津民匠长官、陕西兴元长官，其子常惟一袭父职，也任职医愈郎、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医药提点使司判官、王府医药提举。金代中宫亦设典药、掌药、司药等官，王府医药提举应借用其名。

安西王忙哥剌与全真教、佛教关系密切，安西王府中设有掌管王府祈福禳灾、宗教祭祀等事务的官职。至元十一年（1274），察必皇后命全真教弟子孙德彧“侍安西王掌祠事，祈襘歆格，即充京兆路道录”。孙德彧是李道谦弟子。碑文可见，李道谦也于至元十四年（1277）受安西王命，“署公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仍遗之黄金冠、法锦服”。至元十五年（1278），“王复令修大醮祠于重阳宫，以公为领祀师。事已，锡予优渥，且俾刻石纪其岁月”。至元二十四年（1287），“谒嗣安西王于六盘山，王锡之白玉钩、名马、鞍辔”。《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己酉，为皇孙阿难答立衍福司，职四品，使、同知、副使各一员”。掌祠事一类官职当为衍福司的前身，后进一步制度化。

以上通过大量实例，对安西王府的属官设置及其人员构成基本进行了梳理。按照文章考察的顺序可大体分为四类：王相及其幕僚（王相、郎中令、长史、架阁库提举、掾史）、文职属官（典书、文学、记室参军、说书、常侍、咨议、掌书、通事、译史、掾史）、武职属官，以及因特定事务需要设置的属官（安西王邸承应台判、安西王府司天台判、奥鲁赤、典藏司史、居积库提举、塌房、掌膳局大使、医药提举、掌祠事、王府经籍官等）。安西王府的属官名目繁多，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小朝廷”。安西王府实质上在地方层面复制了蒙元朝廷的诸多特征，囊括各类人才为其所用是其中一个典型特征。

(一)王府属官的设置及人员构成特征

安西王府的属官设置更多借用金代官名，这与王府任用文职属官多系由金入元的关陇士人有关。除了王相及王相府郎中令、王府长史见于《元典章》所载之外，大多数并不见于元代政书。一方面或是因为安西王活跃于元代政治舞台的时间较短且结局不佳，在至元初年官制草创之际尤缺记录。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其职官设置本身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不循于常制，往往是因人设官。

王府属官中王相的选用权在朝廷，王相既是王府的属官，也是陕西四川行省罢撤之后的实际领导，行使地方行政机构的诸多职能，直接对中央负责。安西王相李德辉、商挺等皆为世祖潜邸旧臣，在忽必烈分藩京兆时期便已在关中地区担任要职，反映出王相人选的重要性。文职属官的名称多袭用旧金官名，任职者如李庭、杨恭懿、姚燧、郭汝弼等多为有儒学背景的地方士人；武职属官类似于怯薛，主要担任安西王宿卫或侍从，任职者如郝天泽、刘完泽、梁杰等系从征秦蜀的世侯家族成员；此外，王府还设置负责具体事务的属官，如负责王府仓储、经济等事务的奥鲁赤、典藏司史、居积库提举、塌房，负责王府饮食的掌膳局大使，负责王府医药的医药提举，以及负责宗教祭祀的掌祠事等，名目繁多。

安西王府属官人员构成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其中关陇地方人士占了很大的比重。史料中关于安西王热衷招纳地方人才的记载屡见不鲜，“安西王时以亲王镇京兆，喜优纳人士，君布衣入谒王，语合意，竟留给事邸中”。王府属官中地方人士的擢用，既是其求贤若渴政治作风的逻辑延伸，也反映出现实迫切的用人需求。

（二）王府属官与地方社会

安西王府具有为关陇地方治理和四川前线储备人才的功能。陕西蓝田人王瑄由行省官员调任王府属官，后又屡次迁调于陕西、四川地方军政机构。关陇地区的官员在王府与地方机构之间可以听命迁转，反映出这一时期安西王府、王相府在地方任官方面的自主权。

王府属官受安西王指令任职于地方，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王府通事王世英于至元十一年（1274）受安西王推荐前往嘉定招抚宋军，据墓志载，“甲戌，从王入朝，上方以嘉定为忧，王荐公以孰敌情伪，诏假公节往招怀之。公至则宣德威，陈逆顺，虏将赵黑子感激来降，公与俱朝，上嘉之，赐衣一袭，授敦武校尉”。王世英后任武功、华阴、咸阳等地县令。可见，王府属官可受安西王派遣完成特定任务，也可由安西王府官外放为地方官，在当时尚有类似的例子。如上引徐宽墓志曰：“未几，升充秦王府都事。□满，以铨例调泽州州判。”既称“以铨例”，当是迁转中的通例。《元耀州同官县尹郭汝弼墓志》载：“无何，王车上征，中书左丞舣斋汪公惟分省四川，礼君为掾属，不以吏责。舣斋语余于京师曰：‘西省得掾郭良佐矣。’其容忻然如有获。”“中书左丞舣斋汪公”当为巩昌汪氏第三代汪惟正。汪惟正曾以总帅行东川枢密院事，至元十四年（1277）朝廷受忙哥剌之请，诏命其自东川移镇巩昌。安西王北上，“藩王土鲁叛于六盘”，汪惟正因参与平叛受到安西王及其王妃的褒奖封赏。至元十七年（1280），汪惟正行秦蜀四川省事。时任王府典书的郭汝弼出任汪惟正掾属。郭汝弼后任韩城县尹、同官县尹，其任韩城县尹事与乾隆时修《韩城县志》所载相合。女真人赵玉，亦由王府属官外放为庆阳等处行政长官，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行政才能，“为政本于德惠，利无不兴，害无不去。法行而民信之，教立而民安之，治声蔚然……益严自守，仁洽义浃。民阜而俗厚，盗息而刑清。陇西诸郡，独是为乐土矣”。以上例子皆为王府属官或因具体事务受命派遣，或出任为地方官员的情形，安西王府具有人才储备功能。

王府属官的除拜覆盖安西王能够控御的整个秦蜀地区。史载：“安西王开国之三年，诏许凡官关中者，职与不职，听其承制迁黜。”安西王擢用的关陇地方人士不限于王府属官，地方行政机构任官也同样受其任命。延安路总府知事张翼，受安西王赏识任高陵县尹，“时营缮方急，公藉民之丁产，强弱有差，虽百役交兴，无一之告老者”。后调任韩城县尹，“是邑负固险土，俗强悍，素称难治。公济之以宽，兴庠序，使知礼让，课农桑，务本衣食。人皆迁善远罪，翕然从化”。张翼任韩城县尹事，亦载于乾隆时修《韩城县志》。奉元人李余庆受命为安西王相府使臣，“至元十七年，诏王相李忠宣公赴思播分黄平镇远田，以君从行，至则招携怀远，君亦与有力劳”，后先后任富平县簿、合阳县簿、兴元路金州判官，“在官以勤慎笃实为主，本明悟先觉，人亦莫之能欺。故上官信任不疑，而民之被其惠利者久而后益知其不可复得也”。再如，时任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的张庭瑞因“直绳不阿”受安西王赏识，升任“西蜀四川经略副使”，后又授成都路总管，在任期间“更弊因利，多所兴举，蜀以称治”。安西王广泛任用关陇汉官，是其地方治理的有力辅助。

（三）元代分封制度中的汉地因素

大量擢用地方人才，是其治理关陇地方的一个重要侧面，安西王府属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元十四年（1277），曾任安西王府典书的孟文昌撰《陕西学校儒生颂德之碑》，赞扬了安西王忙哥剌在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治理关陇地方的诸多举措。忙哥剌在出镇以前，即受教于真定儒士李槃。作为忽必烈分地的继承者，安西王明显有效法忽必烈施行汉法的作风。无论是实意倾心汉法，还是刻意向忽必烈的权变展示，客观上都有利于关陇人才的出仕。饭山知保通过列举安西王征辟的不同类型人才及其出仕情况，指出安西王位下领地的存在，扩大了奉元路官员出仕的途径。事实上，安西王征辟的地方人才甚至包括河南、山西等地，王府属官的地方任命也并不止奉元一路，而是延及整个关陇地区。在金元易代、科举之途闭塞的现实情况下，其意义就更为凸显。

元人苏天爵撰《题诸公与智参议先生书启》云：“昔者国家甫定中夏，一时人物皆金源氏承平百年学校贡举封殖乐育者也，是以不死于兵，以遗于我。”中统初年廉希宪、商挺宣抚京兆，智迂为其幕下参议，此段所发议论，即本乎于此。至安西王开府京兆，王府属官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是金朝遗留的地方士人。安西王府属官的事例表明，元朝分封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对于金朝制度继承性的一面，或者说分封实态中的汉地因素，是元朝分封制度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一个侧面。

安西王府的设置及其属官的设置，本质上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安西王权力的体现。特殊的时代政治背景，使得安西王比元代分封其他诸王有着更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更为充分的政治权力，在元代诸王中并不具有普遍性。

王府属官的设置并非常制，员额也无定制。总体呈现出蒙汉杂糅的混合态势。奥鲁赤及类似怯薛职事的宿卫设置表现出典型的蒙古因素，文职及负责其他特定事务的属官设置则是汉地官制的沿袭。当然，这种沿袭或仅是借用其名，品秩不一定相当，很多时候更可能是因人设官。其中王相设置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成为安西王与朝廷矛盾的牺牲品。美国学者舒尔曼指出，蒙元时期华北汉地制度在基层保留着诸多汉地因素，王府属官设置对金朝汉地制度的吸收，也是审视元代分封制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安西王府属官人员构成中，关陇地方士人占了相当比重。王府属官不仅掌管着安西王投下领地的大小事务，涉及地方具体事务时也可出任地方官，参与关陇地区的地方治理和川蜀前线战争事务。通过王府属官的任用，安西王更为密切地和关陇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在元代分封诸王中尚不多见。忙哥剌暴毙之后，朝廷虽保留安西王府，但对其权力进行了限制，嗣王阿难答极力效仿忙哥剌结纳地方人才的作风，但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显然不同往日。前述梁大用、耶律世昌等事例表明，至阿难答时期，关陇地区王府属官和地方官员的任免皆受到朝廷和行省的牵制，这与元廷努力恢复中央政府对关陇地区直接统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或是因为安西王辉煌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使得王府属官的设置情形在《元典章》《元史·百官志》等文献中少有记载。本文通过钩稽元人文集、碑刻、方志等各类文献，希望在最大限度上恢复安西王府官员设置的原貌，并由此作为审视元代分封制度的一个窗口。从制度的运行及其过程考察安西王府的属官设置与人员构成，不仅有助于理解元代分封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具体实态，有助于对安西王的权力变迁、安西王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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