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北江丨北疆文化的本质内涵、历史特征与发展途径

文摘 2024-12-27 14:11 甘肃

作者简介

安北江，甘肃天水人，历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国家民委优秀青年研究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分卷编纂者，主要从事宋夏历史文献、中国边疆民族史等研究。在《思想战线》《中国农史》《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5项。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北疆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北疆文化体现出民族与地域、传统与现代、游牧与其他生产类型文化相统一的特征,也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新时代的北疆文化建设,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把握北疆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筑牢北疆文化安全屏障,要发掘北疆文化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效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前提。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与突出的和平性[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相互依存,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对客观实践的反映。文化的连续性特点,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书写的传承。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对传统文化始终秉持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态度,这就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一刀切、全盘否定的困境。针对传统文化的讨论,以往不少学者从宏观视角大肆宣扬国学至上观点,导致出现与新时代社会发展不相符的情况,甚至产生一种莫名的排斥感。客观地讲,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绚丽的中华文化。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极具地域特色。本文就北疆文化的本质内涵、历史特征及发展途径等做一概要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北疆文化的本质内涵及时代价值

（一）北疆文化的本质内涵

在探讨北疆文化前,首先要了解北疆的概念。通过爬梳典籍可知,“北疆”一词有三种意涵:一是指狭义上的内蒙古高原,二是指广义上的北部疆域,三是专指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自秦汉王朝国家建立以来,北疆成为历代王朝北部疆域(或边疆)的代指,内蒙古高原是主要区域。清代以后,北疆逐渐成为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包括今天乌鲁木齐、克拉玛依、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石河子、北屯、可克达拉等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疆广义上指中国北部地区,涵盖西北和东北地区,狭义上指以内蒙古为主的北方地区。但在现实中,北疆地域概念的三种意涵均有所体现。而目前所提北疆文化的地域范围暂以狭义概念定之,即以今内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地域文化。

北疆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化,民族性、草原(游牧)性和生态性是其基本属性。所谓地域文化,就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结合前期文化积累而综合形成的个性文化。地域文化是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线索,以景观为载体,以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科学为旨向,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准,如北方文化、江南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西方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为准,如大陆、海洋、黄河、长江、草原、高原、运河、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为准,如齐鲁、徽州、吴越、岭南、巴蜀、关陇、青藏、八桂文化等。这些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语言、饮食、信仰、建筑、物质等多个方面。北疆文化正是涵盖了地域文化中以地理方位为准的北方文化、以地理环境为准的草原文化,以及以行政区划为准的内蒙古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域与时代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基本属性是指事物所固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北疆文化的地理方位决定了其民族性特征。从古至今,内蒙古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农牧民族,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交往交流也促进了其在文化上的交融互鉴,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草原(游牧)性是世代生息在内蒙古草原的部落民族所创造的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不仅包含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及制度体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农耕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生态性特征是指人地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属性,涉及环境承载力问题。北疆生态多样,一直以来是草原民族聚居地,各族民众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其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与生态多样性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说,北疆文化的民族性、草原性和生态性是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因此,理解北疆文化则必须从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三个维度去加以探讨,深入发掘其历史和现实层面的价值意蕴。

（二）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内蒙古地区民族多样,文化厚重,人文资源丰富,是边疆文化的典型。北疆文化是内蒙古边疆文化众多资源的集大成,是涵盖北部边疆文化及体现内蒙古特征的综合性概念。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造就了北疆文化深厚的内涵和独有的特质。打造北疆文化,就是要让根植于北疆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也为提升内蒙古正面形象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的今天是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内蒙古的明天仍然需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着重大责任”[3]。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一部内蒙古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整部中华文明史中,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鉴浸润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内蒙古地区多民族、多文化和大融合的特点在北疆大地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三北精神”和“蒙古马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人民的殷切寄托,表达了各族人民吃苦耐劳、敢干敢拼、勤劳勇敢、锲而不舍、一往无前的精神,成为内蒙古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两种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重要的阐释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北疆文化概念,并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可以说恰逢其时。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2023年7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共七个部分26条,简称《决定》),提出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做出模范带头作用,把铸牢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同时,要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完善“三大体系”建设,实施内蒙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工程(2023—2027年),尤其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上,要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品牌,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4]。这些要求是内蒙古自治区立足实际,依托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勇担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蒙古新篇章的重要举措。

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工作都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展开。北疆文化建设是增进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纂修经典、传承文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离不开正面的宣传教育。中央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要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及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等基本关系范畴的研究阐释,要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5]。甚至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纳入“十四五”规划,而“内蒙古卷”便是其中之一。与新疆、西藏等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教材一样,内蒙古也责无旁贷,要大力书写内蒙古铸牢新篇章。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工作之一。

二、北疆文化的历史特点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6]“五个共同”深刻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强调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贡献和相互交融。北疆文化之所以精彩纷呈、博大精深,主要在于它的连续性、交融性、包容性和草原性特点。

（一）北疆文化连续性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7]5,“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7]5。北疆文化是生活在北疆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北疆历史的集中表现。所谓文化连续性,就是指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传承和发展,其本身蕴含着稳定性和继承性的一面。

北疆地区在早期文明时代就已经突显出连续性特征。中华文明“满天星斗”,据考古发现,几乎在与黄河、长江文化兴起同时,远古时代的北方草原也出现了人类繁衍生息的遗迹。如大窑文化遗址,发现有大量石片、石斧等石制工具,被断定为旧石器时代保存较完整的石器制造场,距今已有70万年的历史,与北京周口店猿人生存同期。又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45种古脊椎动物化石,成为河套文化早期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距今约5万—3.5万年。内蒙古东部扎赉诺尔地区发现的人骨及人工石制品,被断定为距今约1万年以上,属于旧石器晚期或中石器时代,与山顶洞人一样同属蒙古人种。此外,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是北疆文化重要的源头。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八千年,遗址中发现了陶器和玉器。至红山文化时,彩陶和玉器印证了早期文明已经十分成熟,C形玉雕龙更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这些史前文明也无不证明内蒙古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其中不少实物与中原内地文明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形制风格和工艺手法上与中原制式类似。有学者指出,内蒙古中南部原本属于黄河流域一部分,此处与陕西关中、晋中、晋西南、冀中南地区联系密切,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深远。在仰韶文化第一阶段,有两种文化类型人群向北迁移,第二阶段又有一股移民浪潮冲击内蒙古中南部[8]26—31;海生不浪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吸收了西南马家窑文化、东面大司空文化、南面半坡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因素[9];龙山文化几乎分布在整个黄河流域,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文化体系,从斝式鬲到双鋬鬲,北方也成为中国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的鬲文化系统核心,后期向南延伸至伊洛流域,向东传播到河北、山东等地,逐渐代替了临汾陶寺类型,对中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红山文化大致分为两个去向:一部分北上至富河文化系统,走向草原深处;另一部分融入小河沿文化系统,保持着农业民族的传统,经过夏家店下层文化洗礼,最终成为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46—56。进入青铜时代,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联系愈加明显,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成功填补了内蒙古中南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空白。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陶器,工艺考究,制作精美,成为朱开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文化在原龙山文化基础上结合了关中、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晋中南、豫西北等文化元素。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进入畜牧时代,此时文化成分主要源于甘青、中原、燕山、新疆等四地区,形成早期的匈奴文化[10]266—307。这些文化遗产足以证明内蒙古地区早期文明连续性特点。

（二）北疆文化交融性特点

文化交融是北疆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北疆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历史上不同民族(部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春秋战国到元朝统一,内蒙古地区生活的部族多达十余个,不少部族都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一度与中原政权并峙,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这些草原民族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书写着北疆文化的新篇章。

匈奴最强盛时,疆域范围西起葱岭、东至辽河、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地域辽阔,农牧并行①。从包头市西园墓地、水涧沟门墓地,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墓地,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墓地等形制及随葬物品来看,风格与中原颇为相似。其中,西园墓地的形制和陪葬品与甘宁地区相似,东部凉城地区墓地与冀北有很大相似之处。至战国晚期,匈奴兴起并统一诸部,其草原民族特征也逐渐突显出来,同期墓葬出土大量的车马器和武器,骑兵成为最典型的特征。与此同时,在内蒙古东部出现东胡族(对居住在匈奴东部各部族的统称)②。从赤峰市敖汉旗铁匠沟墓、水泉墓,林西县井沟子墓等出土的青铜剑、青铜斧、铜镞来看,此时已步入青铜时代。至匈奴冒顿单于时,东胡分为两支,分别逃往乌桓山和鲜卑山,后逐渐发展成乌桓族和鲜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发展壮大,开启中国历史上南北王朝对峙局面。其中秃发鲜卑先后建立南凉、西秦政权,慕容鲜卑先后建立前燕、吐谷浑、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宇文鲜卑后裔成为北周的建立者,为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6世纪中叶,原铁勒种突厥兴起,随后占据蒙古高原。583年,突厥一分为二,内蒙古高原由东突厥控制。东突厥与隋唐王朝联系密切,曾一度归降称臣。从突厥墓葬来看,其承袭了匈奴文化,如石圈墓和石堆墓行制葬俗。回鹘灭突厥后,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等方面又继承了突厥遗风。突厥、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互派使者,和亲通商,尤其在文化方面,影响深远。突厥祭祀遗址前树立碑刻且书写汉文,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唐太宗昭陵和唐高宗乾陵旁的石刻雕像,有不少为他族名士。位于东北的契丹族,在突厥影响下,其社会文化也有所感染。通辽奈林稿木头营子出土的鎏金折肩单环状把手錾花银罐残器、克什克腾旗二八地出土的折肩银杯、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花银把杯、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鎏金折肩单环状把手錾花银壶等,都是典型的突厥器物③。契丹被认为是鲜卑人支系,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曹魏以后,东北松漠库莫奚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契丹。唐初,部分契丹人迁徙至土河(今老哈河)流域,最终形成契丹八部。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契丹建国后,占据幽云十六州,后期与宋、西夏等政权并立。辽朝设置南北面官,农牧结合,文教兴盛。20世纪80年代,从发掘的墓葬可以看出,当时的城郭制度十分完善,与中原类似④。

蒙古政权建立后,将内蒙古全境纳入其行政管辖范围之内,使漠北北部成为边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国外探险者陆续对上都、应昌路、鄂伦苏木、黑水城等遗址进行考察或盗掘。从遗址和出土文物来看,元代时上都、应昌路都是屯垦要地,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就发现储粮窖穴,甚至有铁制农具和石制粮食加工器具[11]369—414。明代后期,中原与蒙古关系得到缓和。清军入关前,漠南蒙古诸部先后归附后金,努尔哈赤把蒙古分为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和“扎萨克制”。清朝建立后,统治集团与蒙古王公贵族实行政治联姻,甚至成为一项国策。满蒙联姻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北疆安稳。康熙、乾隆时期,漠北与漠西蒙古先后归附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内附,至此除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由俄罗斯掌控之外,其他部族均纳入清朝版图。尤其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蒙古各部与清朝之间再未发生过大战争,蒙古地区与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归化城、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和库伦等地成为大型贸易中心,有效推动了边疆汉蒙经济发展。

可见,北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的必然,各民族文化交融最终汇聚到中华文明之中。不同时段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铸成北疆文化独特的品质。

（三）北疆文化包容性特点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7]6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非蒙古族单一民族文化,而是北疆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集体文化,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互鉴交流的结果。秦汉之前的荤粥、鬼方、戎狄、林胡、山戎、东胡、匈奴等民族,创造出发达的青铜文明。之后的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相继承袭,创造出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在南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璀璨夺目,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正因为历史上北疆各民族文化前后承袭、交流互鉴,才铸就了北疆文化包容性特点。

所谓文化包容性,就是能与其他民族文化和睦相处,同时也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文化包容性对加强文化认同和实现文化多样性起到重要作用,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构成了文明互鉴的基础要件。北疆地区本身是农牧经济交汇之地,经济结构的多元性必然造就了文化的包容性,而文化的包容性又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上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并未导致各民族政权独立成历史上的国家,更没有导致北方民族政权游离出中国。事实证明,历史上北方民族南下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国并没有因北方民族的南下而消亡,相反,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有力维系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断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增进了各民族的家国情怀。中国历史是以北方游牧或畜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共同构成,南北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各民族发展出现不平衡,因此,各部族或民族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是必然的。

南北民族政权的对峙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解构中国的例证,历史上中原王朝也存在过分裂并峙时期,如魏蜀吴及五代十国政权。这些政权严格意义上并非均由北方草原民族南下所致,而是在原中原大一统政权体系下因内部势力集团冲突而各自为政。尽管此时多政权并立,但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始终未能改变,各分裂政权无不以前大一统政权为正统继承者,均沿袭了汉唐政治体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历史中国的分裂与统一不应该由种族或社会生活形态来作根本性评判标准。事实上,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民族政权就实行“胡汉二元制”,尤其体现在制度文化方面。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在官吏设置、法律制度、衣食住行等方面均有所表现。突厥政权不仅受隋唐王朝册封,还进行和亲联姻。契丹辽、党项西夏、女真金,无不仿效汉法,民族管理采用“二元制”。元、清两代,为了得到汉族地主阶层支持,也推行诸多汉法。可以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始终相互交织前行,南北文化共同谱写出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乐章。非汉民族政权在政治制度及法律文化方面的效仿,都体现出文化包容的一面。

（四）北疆文化草原性特点

在边疆文化体系中,草原文化是核心内容之一,这也决定了其民族文化的属性。草原文化概念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学者对草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牧民族的生产与发展,以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侧重于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如何认定内蒙古地域文化和如何命名问题上,以前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讨,如有人将其称为游牧文化、马背文化、蒙古族文化等,但其准确性、概括性和包容性都不尽如人意[12]。后来有学者提出用草原文化概括内蒙古地域文化,得到大家认可,同时也对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讨,基本都得到较好的厘清。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草原文化研究也逐渐系统化,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内涵本质、历史特征、时空界定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就定位而言,草原文化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动力之一,对推动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草原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传承、发展的。在以往研究中,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等同。这种大范围广义层面的概括缺乏聚焦性,而从地域性入手则显得较为清晰,让其与黄河、长江、高原、森林等景观文化区分开来。同时,有学者提出草原文化认定的三项标准,即发祥地标准、承载地标准、影响力标准,甚至通过三项标准来划分研究范围:核心区、传播区和辐射区[13]。草原文化囊括了整个内蒙古地区,是内蒙古文化的标志,其核心区就是内蒙古高原,辐射区为整个欧亚草原,传播区为世界五大游牧文明体系。尽管草原文化涵盖了内蒙古地域文化的大部分特征,但在历史长河中,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上蕴含着各种文化结构、历经了各种文明形态。因此,把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统合起来,用北疆文化概括之,形成一种比草原文化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能反映内蒙古地域文化的名称。这四部分文化具体而言就是游牧与农耕、人文与自然、历史英雄及革命文化。北疆文化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现出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统一、游牧文化与其他生产类型文化相统一。

三、北疆文化的发展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着重大责任。要见微知著,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战略思维,有效防范民族工作领域的各种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3]。面对国际信息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势在必行,要做到“形于中”而“发于外”,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312。加大北疆文化宣传和牢固树立北疆文化安全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工作之一,要始终将边疆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系在一起,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指示精神。

第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文化理论基础上,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站在历史新高度回答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是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种元素塑造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北疆文化的发展就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守正创新,深化“两个结合”,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北疆文化要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住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陈出新,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未曾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包容性,而文化的传播与整合正是实现包容性的客观过程。

第二，要把握北疆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北疆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主体性去阐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5]。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北疆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方式。北疆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丰富和发展内蒙古优秀传统文化,共建内蒙古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历史上内蒙古地区融合了各种文化,且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了共性因素,深入发掘其中的共性因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第三，要筑牢北疆文化安全屏障,树立正确的北疆文化安全观。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16]506。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7]。内蒙古是中国的“北大门”,东西长约2400千米,横跨西北、华北、东北,与黑、吉、辽、冀、晋、陕、甘、宁等8省区相邻,外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达4200多千米,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稳方面承担着重大政治任务。内蒙古是重要的生态、能源、粮食、产业基地,是向北开放的“桥头堡”。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期,国内外形势变化严峻,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加剧,使得思想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竞争地位凸显出来。内蒙古作为中国与他国的直接接壤区,是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阵地。边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外部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加突出。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始终是境外势力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的主战场,“和平演变”手段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正确的文化安全观是十分必要的。文化影响力本质上就是价值观念影响力,文化之争本质就是价值观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人心之争,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对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凝聚起到重要作用。铸牢北疆文化安全观就是要防范“西化”思想,牢筑反分裂、反颠覆的思想文化长城。

第四，要继续挖掘北疆文化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深刻理解守望相助的文化内涵,加大各文化之间的联系。守望相助,“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18]。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内蒙古地域广阔、文化多样,在历史上就呈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面,在“三交”史实基础上,要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文化底蕴和情感价值上的认同,增进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9],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精神纽带。北疆文化是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草原文化、景观文化、考古文化、历史人物文化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动交往、红色文化与景观文化的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连续性。红色文化是北疆文化的底色,将“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贯穿在一起,融入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文化基因中。北疆文化生动书写了中华民族“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历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好的写照,使各族人民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发掘北疆文化的共性因素就是要增强北疆大地上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

第五，要形成北疆文化品牌效应,做好润物细无声的宣传工作。梳理北疆文化的精华,打造有关北疆文化的精品力作,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社会宣教和网络媒体展示于众,让北疆文化形成社会共识,塑造内蒙古文化正面形象,提升其凝聚力和影响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考古文化相结合,有效利用数字资源让文物活起来,增加社会认同感。把文化遗产发掘、研究报告、大众宣讲和文化创造联结起来,让红色文化、景观文化、考古文化、历史人物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喜好。要发挥好北疆文化“润”的功能,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努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就是在践行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万家,融入社会生活。

四、结语

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方学者根据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视文字、冶金和城市为世界文明三大标志,在此标准下中国文明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然而,这一标准具有相当的片面性。中国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文明形态演进规律,提出文明判定三要素:城市、国家、阶级,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了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判定的不实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20]北疆大地上的历史考古文化充分表明了中国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同时,也印证了在早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就已经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彰显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北疆文化的多元性,充分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21]536北疆文化主要依托内蒙古地区,包括在历史上积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打造北疆文化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历史新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文化战略部署。充分发掘北疆文化的历史史实,对内蒙古建设模范自治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北疆文化建设要把握文化间的异同、筑牢文化安全屏障、推进文化“双创性”发展,实现“互联网+”,将历史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最终形成文化品牌效应。

注释:

① 从已有考古发掘来看,北方长城一带商周至春秋时代的戎、狄与活跃于战国时代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群。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后期演变为游牧区,是生态环境、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参见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韩茂莉认为,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是农耕区退缩的过程,即从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向东、西、南扩展,农耕区在相应方向的退缩与之相伴,其过程一直持续到汉代。参见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② 《史记·匈奴列传》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④ 相关研究可参考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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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0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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