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思丨秦腔中的 “善恶报应” 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人的法律价值观中，“善恶”是标准，“报应”是结果，“善”对应的是好报，“恶”对应的是坏报。这种法律价值观，在阳界以一种情理的形态表现在司法运作之中，在阴间与天界则完全成为法律本身，甚至是唯一的判案依据。秦腔深受“关学”之滋养，并曾作为“国剧”流播于全国，其中独特的“善恶报应”法律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法律审美。

以“心”为标准的善恶

关于“善”与“恶”，张载在“性恶论”“性善论”与“善恶混”等学说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双重人性论，对心与性、性与情、心与情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性”是指人作为有形之物所固有的性质，“情”是指人的情绪表达与表现。张载认为有“性”者必然有“情”，其中“性”为体为未发，“情”为用为已发。而这种表达出来的情绪行为有所谓善恶，判断依据在于“中节”。《张子语录》道：“皆中节谓之和，不中节则为恶”。“中节”的关键在于“心”，“心”具有统摄“性”与“情”的价值，即“心统性情者也”。“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法律行为，只有有了适当之“心”，才能有遵礼法、守礼法与敬礼法等行为。因此，“关学”重视对“心”的培养，一是要以“大其心”的方式实现社会“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普世价值观；二是要以“仁义礼智”之四德来善其心，使人人“性情皆善”。

在秦腔中，以上四德具体表现为“忠诚”“仁义”“孝义”。忠诚有三种形式。一是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忠君”是对于古代官吏的最基本要求，忠君之臣即为“忠良”，不忠之臣即为“奸臣”。在具体叙事中，《八义图》中的赵盾为忠良，最终冤情大白；屠岸贾为奸臣，最终被赵盾之孙亲手所斩。二是夫妻间的忠诚。不忠的丈夫与妻子，往往会受到“清官”的审判与惩罚，如《贩马记》中清官对于通奸之妇杨氏的制裁。三是仆人对于主人的忠诚。如《滚钉板》中的忠仆马义，为替主伸冤，忍受钉板之刑，最终不仅冤情大白，还与主人结拜为兄弟，摆脱了奴籍。而恶仆往往落得惨淡收场，如《玉龙钗》中的恶仆，杀死主人，冒名成亲，最终被“清官”判以“万剐凌迟”。

仁义在秦腔中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继母对于子女的仁义。在具体叙事中，要么通过“清官”的治罪、要么通过“鬼神”的恶报来树立“仁义”的法律价值观。如《玉虎坠》中继母田氏为侵占家产，陷害先房子冯彦杀人，最后真相大白，被判死刑；《七人贤》中，继母杨氏为谋家产，谋杀继子，最终被雷殛而死。二是对陌生人的仁义。在秦腔叙事中，往往对于无故杀害陌生人的恶人给予严厉的刑罚。如《黑驴告状》中的李保夫妻，见财起意，杀害借宿的屈申，最终被包公判处死刑，而主谋李保妻子，更是处以凌迟之刑。这种刑罚要比以往包公的铡刑更为严厉，以表现对这种“不仁不义”的批判态度。而对于“仁义”之人，往往在审判中给予奖励。如《八件衣》中的乞丐救下几乎被屈打致死的张成愚，并助其伸冤。包公判其获得奸商马鸿全部财产。

在秦腔中，孝义主要是子女对于父母的态度。一是对自己生身父母的“孝义”。为尽“孝义”，即便违法也是可以宽恕的。如《阴阳镜》中曹公成为解重病老母思肉食之念，杀子烹肉奉母，最终获得皇帝封赏。二是对继母的“孝义”。在秦腔叙事中，尽管继母常常表现出不仁义，但作为子女，仍要对继母尽孝。如《玉虎坠》中冯彦遭继母贺氏诬告上堂，但为避免贺氏受刑，便立即向县官认下杀人之罪。而这种“孝义”不仅使其冤情大白，还获得了来自皇帝的册封。三是专指媳妇对于公婆的“孝义”。如《窦娥冤》本被诬陷受审的是窦娥的婆婆，但不忍婆婆受审讯之苦，窦娥认罪服刑而死。她最终获得来自父亲的平冤，这样的设定要比一般清官的平冤更让人们痛快。

以“和”为标准的报应

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言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太和”是“和谐”的一种最高级状态，也是“关学”追求的最理想社会境界。这种追求是对传统儒学中“和为贵”的继承与发展。张载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在张载看来，大多数人难以“中节”自己的“情”，而在社会相处之中，又往往为了利益而相互争夺。但“和”是宇宙最终的归宿，“太和”是解决社会中对立、矛盾与纠纷真正有效的方法。因此，人们不仅需要通过各自遵守礼法来完成自身之“太和”，而且要在与人交往中以相互谦让、理解、包容为原则，来最终达到社会层面之“太和”。而对于统治阶级，则要求以和谐为最终立法、执法与司法的目标。

“和”的报应在秦腔叙事中，表现为“团圆”“美满”“和谐”。团圆是秦腔中第一个层次的“好报”。团圆被破坏，是秦腔叙事中犯罪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如《法门寺》中，宋巧姣的弟弟被乡约杀害，反被诬陷偷盗潜逃，致使其弟死亡与父亲坐牢，一家三口支离破碎。既然“不团圆”是一种“不和”的状态，那么人们最先想通过法律来实现的，就是恢复“团圆”的结果。如《贩马记》中，李泰高中，亲自为父亲伸冤，其目的不是报仇雪恨，而是一家的团圆。《玉堂春》中，按照当时大明的法律，苏三作为“乐户”，是不能与作为官吏的王金龙成为夫妻的。但是，为了让有情人得以团圆，增加了金哥假做苏三哥哥，以感谢王金龙洗冤为名，将苏三许其为妾的情节，最终实现了“团圆”的结局。再如《八件衣》中，平反冤案后，秀英还阳复活与张成愚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一种“团圆”的好报。

美满，是秦腔中第二个层次的“好报”。在具体叙事中，主要以婚姻的方式来表达。在秦腔中，法官的判决除了有对罪者惩罚、为冤者平冤外，还存在对冤者婚姻问题的解决。相爱之人缔结婚姻是一种“太和”的表现，也是一种“好报”，这也成为秦腔叙事中每一个“清官”判决的必备内容。在传统社会中，婚姻不仅仅是一个情感问题或者法律问题，它的成立以“父权”的许可为前提，即婚姻要建立在“父母之命”上的。法官所拥有的司法权力则来源于“君权”，具有超越“父权”的能力。因此，就可以通过法官裁判来促成两情相悦的婚姻，即“太和之婚姻”。如《八件衣》中的张成愚与杜秀英、《法门寺》中的傅朋与孙玉姣、《一笔画》中秦观与黄秋桂等。这也成为了老百姓最为喜爱的叙事情节之一。

和谐，是秦腔中第三个层次的“好报”，也是“太和之境”的终极追求。在具体叙事中，公案的审理结果不仅要体现对于犯罪的惩罚，更要实现一种社会永续性；不仅解决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法律、家庭与社会问题。如《十五贯》的判决中，宣布熊氏兄弟与尤、苏二女无罪，堂上开释；诬告熊友蕙的冯益五由于儿子不幸死亡，老来无子，从宽免究；陶五公给予“见义勇为”匾额，以昭激劝；苏女与尤女穷无所归，令冯益五认苏女为义女，许配给熊友蕙，为冯益五养老送终，尤女认陶五公为义父，许配给熊友兰，侍奉其终老；杀人真凶陆亚夫判处死刑，原审官员罢免官职；另赐熊氏兄弟川资五十两，双双赴京赶考。在这样的判决中，除了法律问题得到了解决，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从而塑造了“善有善报”的法律价值观。同时，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之人，如《八义图》中的屠岸贾、《鸳鸯误》中的石亨、《铡美案》中的陈世美、《玉堂春》中的皮氏等，得到了“不团圆”“不美满”“不和谐”的恶果，从而塑造了“恶有恶报”的法律价值观。最终，法律、家庭、社会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潜在的恶行得到了预防，有助于让人们向“善”而行，并使社会呈现出“和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