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摄影之友》2024年6月刊写的专栏文章，听说在越南战争期间拍摄“燃烧弹女孩”的摄影师还健在，我真是非常惊讶——并没有任何恶意，只是一种传奇中人物出现在当下的时间错位感，而如今，战地摄影这个概念本身都快成为历史了。写文章的时候重温了此前翻译了《影像的暴力》一书，希望这本书今年能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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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摄影：见证暴行，传承反战愿望
撰文：周仰
首发于《摄影之友》杂志2024年6月刊
4月18日，2024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即“荷赛”）公布了其四个类别的全球获奖名单，毫不意外，自2023年10月开始升级的巴以冲突和肆虐了两年多的俄乌战争占据了其中两项：年度新闻照片和开放形式报道。打开荷赛网站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看到获奖作品之前，我未曾见过这些照片——我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正在发生战争，但我并未留意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来自那些战场的照片。活跃于20世纪的那批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唐·麦卡林（Don McCullin）、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等等，他们用镜头定格的人类暴行，即便那些事件早已成为“历史”而不是“新闻”，我们依然会在看到照片时心头一紧，他们记录的悲伤在今天依然能让观看者落泪，而如今，我们的目光甚至很难为某一幅战地影像停留。
“为什么拍摄战争？是否有可能通过摄影来终结这种与历史一样久远的人类行为？”詹姆斯·纳切威在传记纪录片《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最后的自述中发出这一提问，通过摄影见证和揭露暴行来反战，这一高尚的愿望在一代又一代战地摄影师之间传承，但若说有哪一张战地照片真正接近了“终结战争”这一目标，出现在脑海的是越南战争期间当地摄影师黄功吾（Nick Ut）拍下的那张“火从天降（燃烧弹女孩）”（Napalm girl），画面中心，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尖叫着冲向镜头，周围还有其他几个哭叫逃散的孩子，背景中有几个士兵端着枪，后方浓烟滚滚。“火从天降”这样写入摄影史的照片，总会让人产生错觉，即其摄影师和背后的事件一样，早已成为历史，因此当我听说黄功吾本人还在世并可以接受采访时，颇为震惊——并没有任何恶意，只是一种传奇中人物出现在当下的时间错位感——黄功吾虽然已于2017年从美联社退休，却保持着繁忙的日程，我们通过邮件沟通，他的回复快速积极，显得随和亲切。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黄功吾以难民身份离开了祖国，他在东京居住两年之后，抵达了洛杉矶，期间一直为美联社工作，直至退休。提及移居美国的原因，黄功吾说得云淡风轻，听者却难免不觉心酸，他说自己是南越居民，又为美联社这样的西方媒体工作，因此在新政权上台后，感到不那么安全。好在，如今他已经可以自由地回到祖国拍摄。
2016年的黄功吾，图片来自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ck_Ut）
很多人已经熟悉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但不妨简短地重温那个惊心动魄的日子。1972年6月初，南越部队对西贡附近的小村子全邦进行了轰炸，因为这里聚集了很多越共，他们的尸首被留在通向西贡的一号公路边，警告民众不要参加或协助越共。6月8日是激战第二天，黄功吾和其他摄影师们一早开车前往全邦村。战斗异常激烈，到中午，不少媒体已经离开，他们觉得拍到了足够的素材。12点半左右，黄功吾看到黄烟升起，然后南越空军投下凝固汽油弹，但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平民藏身在目标附近的寺庙里。接着黄功吾就看到村民从远处爆炸的火球和浓烟中跑出来，他先用长焦镜头开始拍摄，随着人们越跑越近，他换上装了广角镜头的徕卡相机继续拍。透过镜头，黄功吾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婴儿，那个孩子正在死去，然后他看到了全裸的女孩向自己跑来。他此时还不知道女孩为什么没穿衣服。拍完一卷胶卷，黄功吾才看到她的皮肤因为烧灼而脱落下来，就赶紧放下相机去救助。几个在现场的摄影师给女孩身上浇了水（但他们并没有急救知识，不知道此时不能浇水），但她依然叫喊着“太热了！”女孩的叔叔问黄功吾能不能开车送她和另外几个孩子去医院，他立刻同意了。一路上她都哭叫着“我快死了”，黄功吾以为她真会死在车里。他把孩子们送到最近的医院，但那里非常小，且人满为患。医院本想拒收，希望他将他们带去西贡的大医院，但女孩的伤势经不起更久的转运，黄功吾用美联社记者身份进行了“威胁”，他说如果任何一个孩子死去，医院都会遇到麻烦。就这样，九岁的潘金淑得到救治，活了下来。无论拍摄的成果对历史有没有影响，至少有一个小女孩的生命得以延续。之后黄功吾赶回西贡的办公室冲洗照片，一开始值班编辑看到其中有正面的裸体，就说这无法在美国发表。但图片编辑霍斯特·法埃斯（Horst Faas）看到照片并听黄功吾讲了背后的故事之后，认为照片必须发出去。西贡时间当天下午四点，照片通过东京办公室传到了美联社美国总部。黄功吾接到了纽约打来的电话，总部认为照片的新闻价值高过了裸体可能引起的争议，于是“火从天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头版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潘金淑本人都非常讨厌自己的裸体形象到处都是，尽管她感激摄影师救了她的命——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家人般的紧密联系。不过她慢慢意识到，那张照片有必要及时地出现在媒体上。如今，她已移居加拿大，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她现在相信，自己的影像传递了祈求和平的声音，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其实在1972年，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已在加剧，美军也已从越南撤出了大部分地面部队，而让南越军队去主导战争。但如果说之前的反战更多原因在于美国民众不想再让自己的儿子们去送死，那么“火从天降”或许完全戳破了越南战争正当性的谎言，让人们真正看到其中平民受到的伤害，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怀疑照片是否为摆拍的。对此，黄功吾的反应是，“这张照片与那张战争一样真实。”1973年，“火从天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图片来自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ck_Ut）
或许，并不能说真的是黄功吾这一张照片叫停了这场持续20年的战争，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优秀的战地摄影师进行了记录，甚至殒命当地，公众对越南战争态度的量变不断积累，另一方面，“火从天降”确实触发那个质变，普遍认为它促使了越南战争的提前结束。到了今天，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时，依然会被感到触目惊心。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照片发表的次年出版了《论摄影》（On Photography），她在其中断言：“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不一定会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一旦你看过这样的影像，你便踏上看更多、更多的不归路。影像会把人看呆。影像会使人麻木。”从这个意味上看，作为个体，黄功吾虽然不幸地生长在战争年代，但作为摄影师他又是幸运的，能够活跃在那个对报道摄影的力量充满信念的时代，并且用自己的照片践行了那个信念。而如今，关于暴力的影像越发易得，公民记者一方面带来大量更贴近现场的照片和视频以及更带感情色彩的“见证”，但另一方面，正如黄功吾所担心的，他们在新闻伦理方面未经训练，“这就意味着公众需要自己去甄别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被操纵的，哪些是带着偏见的，哪些是刻意宣传。”更不用说新近人工智能成像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我们对“报道摄影风格的图像”的信任。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说，过多的暴力图像已经引起了“同情疲劳”，或许这种“麻木”一部分也来自需要甄别真伪给人带来的压力，这一附加的责任让我们更想要逃避。作为曾经的新闻系和报道摄影专业学生，我至今依然会为“见证”这个词感到热血，会被黄功吾描述的拍摄现场触动，但我也常常像许多人一样，认为报道摄影已是苟延残喘，用照片终结战争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梦。不过，正如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和 凯特琳·帕特里克（Caitlin Patrick）在他们编辑的《影像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the Image）一书前言提到，“时常出现的关于报道摄影已死的言论却为时尚早”，对暴行的摄影再现虽然不如许多实践者所期望得那样立竿见影，却也不像许多人批判的那样不堪和无力，新媒介技术的增殖和汇聚——卫星、互联网、数字影像生产——它们极大地拓宽了当代冲突的影像的生产方式和流通的媒体半径，也改变了摄影师、观看者和暴力图像的关系。在当下，从令人无法忍受的图像到公众对暴行的认知，再到改变它的行动，这之间到底以怎样的方式联系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样的环境下，或许更需要黄功吾这样老一辈摄影师质朴的信念，在保持批判性的同时不落入愤世嫉俗的陷阱。对人类苦难的见证、对同理心的人道主义呼唤、激发变革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些报道摄影的经典理想有其局限性，但观看黄功吾的照片以及与这样的前辈的交流若是能给新一代报道摄影师什么启示，那便是，这样的实践中，总还是有一些价值不容否定，也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