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从军队里抽调一批干部到外交战线充任骨干，李清泉被选中。从军队工作到外交工作，是李清泉一生中又一次大的转折。

接调令，到中央分配做外交工作。

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布置军事教育及军事教育中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下午4时，师直全体同志集合于千步沙大红庙举行欢送会，晚上有晚会。

离开桃花岛，离开工作多年的老部队，告别了老战友。

到宁波附近下陈二十一军军部向老首长、老战友告别，办理调动手续。

到达杭州七兵团司令部，看望杭州的老战友。

到达上海，下榻上海警备司令部临时招待所，老战友吕蒙陪同在上海参观。

到达南京，下榻三野司令部高干招待所。

参加县、团以上干部会，粟裕、唐亮分别作了报告。在南京还参观了“总统府”，访问了军事学院，看望了老战友。

晚，离开南京赴北京。

上午11时，到达首都北京，军委二部派人安排住在西单中裕饭店。

到设在复兴门外“新北京”（原日本人修建的军营）的武官训练班学习。主持训练班实际工作的副校长毛诚（女），衣着朴素，态度亲切，作风老练。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图源：网络）

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回北京，在外交部作报告，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听周总理的报告。

总理说，这次从军队里调来许多同志做外交工作，这是光荣的，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要打歼灭战，击中敌人要害，中苏友好条约就击中了美帝要害。外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取和平，另一方面要预防战争。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头脑要灵敏。最后，总理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教育大家为外交事业奋斗终生。

武官训练班正式开学，上午举行开学典礼。当李克农部长陪同朱德总司令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这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出人意料，60多岁的人，不显得苍老，身体健康，神采奕奕，令人欣慰。副部长兼训练班校长邹大鹏主持开会。朱总司令讲话，自始至终强调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利益牺牲一切的共产主义精神。李克农部长详尽地讲述了武官班的性质和任务、办学方针及学习方法。

在组织的安排下，上午李清泉和孙琪一道，将孩子送到万寿山军委保育院抚养。

1950年6月，李清泉摄于北京武官训练班。

在武官训练班结业。原定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政务参赞的杨亚中不愿当参赞，要求当武官，反映到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指定李清泉任驻捷使馆首席政务参赞，杨亚中改任武官。

进入外交部原宿舍——方家胡同5号，进行建馆筹备工作。在这里集中的使馆人员有：大使谭希林及夫人吴文彬，参赞李清泉及夫人孙琪（对内三秘），参赞温宁及夫人夏清，一秘张世杰及夫人叶雯（对内三秘），三秘刘耕园及夫人叶苏，三秘杨荫樵及夫人张宏杰，随员周善延，武官杨亚中及夫人要清萍，副武官胡畏及夫人杨冠先，机要员郭邦义、郭文英，会计李景韶，办事员王同恩，厨师单润生，招待员刘俊岚，司机张福海，公务员李崇杰、李人俊、老高等共27人。采购使馆办公、生活用品、全馆人员各自置装。

解放军是培养干部的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也从军队里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外交战线充任骨干。清泉同志也被选中，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到二十一军部后，要求组织上另行分配。军领导说中央已经决定，不能更换，因此我们只得服从组织决定，来到北京。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自卫战争，我们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部队里战斗、生活了十多年，真要离开部队和部队里的老首长、老战友，心里有深深的留恋之情。

1950年初，我们夫妇带着孩子，离开二十一军，乘车到了杭州，去七兵团办了调动手续。几天后，我们抵达上海，下火车时天已将黑，乘一辆人力车来到部队的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这是一幢大而空的楼房，在一间既像会议厅又像车间的大房子里摆满了床铺，但空无一人。我们被安置在这个大房间里，占了两个床铺。给我的印象是上海一切都显得很忙，接待工作只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那时，上海还没有开始整顿，旧社会的夜生活依旧照常。

在我们住处旁的一座楼里，舞会彻夜进行，吵吵闹闹，直至天快亮时才安静下来。第二天，老战友吕蒙同志带我们到街上和中山公园去玩了玩，在公园里还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1950年摄于上海人民公园（左起：孙琪、李清泉、警卫员）

离开上海到了三野司令部所在地南京，我们被送往一座国民党时代励志社的楼房住下。这是一座很漂亮的楼房，三野司令部将此楼临时作为招待所使用。这里已住了不少人，其中有些人也是调往北京的。

当时南京已稳定，城市秩序也已正常。我们在南京住的时间较长，参观了许多地方，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参观蒋介石的总统府。

来到总统府，远远地就能看到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总统府楼顶上，迎风飘扬。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战争，特别是经过对国民党自卫战的残酷斗争；再想想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辈革命者与敌人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岁月，不知多少革命者流血牺牲才取得今天的胜利。看到五星红旗取代了几十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由于刚解放不久，在总统府仍可看出蒋介石集团逃跑时狼狈不堪的痕迹。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日历仍翻在他逃离南京时的日期。看到这一切，我们为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感到无比骄傲。

在南京时，有一天，老李的两个随身警卫员在擦枪时，其中一个警卫员不慎走了火，将另一警卫员的腿打伤，子弹从我孩子头顶擦过，穿过墙，又从老百姓的床上经过，床上还睡着一个孩子。当时，把我吓坏了，老李又不在家，招待所的同志帮我把受伤的警卫员送往医院。我的孩子当时仅两岁，平时很喜欢枪，每次警卫员来，他总要与他们玩枪，还总是把警卫员的盒子枪背在身上，高兴地说他是小解放军。这次警卫员擦枪走火，他又当场看见伤了人，从此不再闹着玩枪了。

真是祸不单行，这事发生不久，部队里配备的挑小孩的运输员又开了小差。这个运输员是个俘虏兵，经教育后，在运输连当运输员，人比较老实，可能是其家离南京较近，怕北上走远了回家不容易而开了小差。出了这两件事之后，给我们北上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小孩子没有人带了。

我们乘火车离开南京到北京时，接站的同志把我们送到一辆马车旁，首次见到马车，真有点新奇。当时同到北京的还有姚念、郑素文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我们一行六人乘坐这辆马车，到了北京西单中裕饭店住下。

这是一座好几套四合院组成的北京老式平房，住满了从军队里调来的同志，每一对夫妇住一间房，没有单独的洗脸间，用的是公共厕所。伙食是数菜一汤、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样样都有，生活条件比起战争时期部队里好多了。在这里住的时间虽不算长，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我们调到祖国首都第一个居住的地方，和同志们在一起生活结下的友谊也常记心头。

1950年6月，孙琪摄于北京武官训练班。

住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孩子的入托问题，由组织联系，将孩子送进了万寿山中央军委保育院。这是延安时期的保育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军队调来的干部的孩子都送到这里教养。因此，刚到北京的几天，我忙着为孩子准备进保育院用的被、褥、衣服等，并绣好了孩子的名字。一切准备好后，我和老李一起把孩子送往保育院。

小朋友们与军委保育院院长丑子冈（电视剧《啊摇篮》人物原型）和她写在照片后的字。坐在丑子冈左怀里的是幼年李一林。（摄于1951年7月21日）

1950年，幼年的李一林。（摄于军委保育院）

到了保育院，看见了木马，我们的孩子很快跑过去骑上，一位保育员过来照顾他，我们趁他玩得高兴时悄悄离去。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看他，他看到爸爸、妈妈之后非常高兴。我们带着他玩，午饭后，要睡午觉时，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他怕我们离开，不肯睡觉，哭着要跟我们回家。没办法，我只得陪着他睡觉，待他睡着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时间，他逐渐习惯了，我们去看他，他不再哭了，每当我们离开时，他还主动向我们摆摆手说：“再见！”

1952年春，外交部召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老李代表大使回国参加会议。回国后，老李就到军委保育院去看孩子，相隔一年未见面，孩子已经不认识爸爸了。

星期六，在部队时的老战友吴继春老大姐（我们出国后委托她照管孩子）接他回家过周末，他告诉吴阿姨：“一个胖胖的叔叔来看我，他说他是我爸爸。”吴阿姨问他：“他是你爸爸吗？”他回答：“我不知道。”

外交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新的工作，我们没有这方面经验，甚至普通常识都缺乏，组织上将这批从军队调来的同志集中起来培训。这时候，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呕吐得很厉害，过了一段时间，妊娠反应小一些后才去学习。

学习内容有国际国内形势、外交常识、外语等，主要是请中央首长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此外，还组织学跳舞。已参加我方工作的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的三秘胡济邦同志给我们讲授一般外交常识、外交礼节、外交技术等，对我们很有帮助。

学习期间，女同志得知要跟随丈夫出国做夫人，都不安心。有一次，组织部帅孟奇大姐来作报告，谈到外交官夫人工作的重要性，有的同志递条子，提出不愿出国做夫人、做丈夫的尾巴，要求在国内分配工作，并要求见周总理。我也是其中之一，认为在战争环境中，部队的女同志工作有一定限制，有了孩子更无法随军工作，只得在后方留守处，实际上是当家属带孩子。现在解放了，又调到北京，想在和平环境里加强学习、独立工作，没有想到又让女同志去做丈夫的“夫人” “太太”，真是想不通。

邓颖超到夫人培训班做思想工作。（图源：网络）

总理很快派邓颖超大姐接见我们。邓大姐说：“周总理派她来告诉大家，外交战线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当‘夫人’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男女一样都是外交战士，还要按照你们女同志原来的级别、职务分配使馆内部工作，有的也可以担任外交官，并不是你们想的专门去做外交官夫人。到国外从事外交工作，人员少、任务重、事情多，要努力学习，做好使馆分配的工作。”

邓大姐勉励大家出国后要注意保持党和部队的优良作风，不要闹名誉、地位，要体现出新中国妇女优秀的本色。邓大姐还现身说法谈到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是以恩来夫人的身份出现的。大姐语重心长的一番教导使我们很受感动，思想也通了，学习也安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立即宣布承认我国，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有些国家也正在同我们进行建交谈判，我们国家需要尽快派出第一批外交使节。

我们仅学习两个多月就分配了工作。清泉被分配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工作。驻捷使馆政务参赞本来是由杨亚中同志担任，但他本人提出不愿任参赞而愿任武官，反映到总理那里，周总理同意了他的要求而指定李清泉担任首席参赞。

这时我们搬到外交部宿舍区方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着手使馆的筹备组建工作。先后到这里集中的除了大使谭希林及夫人吴文彬和我们夫妇外，还有参赞温宁和夫人夏清，一秘张世杰和夫人叶雯，武官杨亚中和夫人要青萍，副武官胡畏和夫人杨冠先，三秘刘耕园和夫人叶苏、杨荫樵和夫人张宏洁，随员周善延，以及公务人员和勤杂人员共约30人。在方家胡同期间，我们除了调集工作人员外，就是筹办使馆必需的办公设备、生活用品和个人置装等。

当时，外交部规定：在国外正式场合穿着的外交礼服，男同志是中山装，女同志是旗袍；非正式场合，男同志可以穿西装，女同志可以穿连衣裙、女式西服裙等。出国前，国家发给我们夫妇1000多万元（旧币）的置装费。

在部队时是实行供给制，很少发零用钱，女同志可领些卫生费，男同志常开玩笑叫女同志拿卫生费请客买花生吃。就是调到北京后，也仅发几元零用钱，我们俩人的零用钱只够每月两次到保育院看孩子时乘车和买点糖果用。

一下领到这么多钱，真不知道如何花，也舍不得花。男同志置装比较容易，做几套中山服和西装就可以了，女同志置装则复杂得多。胡济邦同志负责教我们如何置装。当时我国驻印度使馆的同志也住在方家胡同，他们集中较早，置装工作也先行一步，我们就去向驻印度使馆的女同志取经。

看到她们做的旗袍，有长的、短的、长袖的、短袖的、单的、夹的、绣花的、嵌花的，五颜六色，此外还有西服、西服裙、外套、高跟鞋、化妆品等等。回想部队刚打进大城市，看到城市小姐和太太们的样子，曾流行一首顺口溜——“火烧的头发，吃死人的嘴，摸鱼的胳膊，过河的腿”。过去看不惯城市小姐、太太的打扮，现在自己也要像她们那样装扮起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为了节省，开始我们没有去大商店买东西，而是到旧货市场去买，那里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多。我们买了两个半新的皮箱后，又看到一个铁皮木头箱，约4尺多长、2尺多宽、1尺半高，能装不少东西。正在犹豫不决时，听旁边的人说：“这个木头箱好，能装东西，是过去的外交官员出国用的。”于是，我们便买下了。

回到住地，同志们开玩笑说：“你们怎么买了一个‘棺材’回来。”我却说：“这个箱子能装东西。”当时没考虑到过去的外交官乘船出国，行李是海运的，我们是乘火车，这么大的箱子就不适宜了，所以后来从捷克调回国时就没有再带回来。

在旧货市场买的衣料虽然比大商店的便宜得多，但出国后才发现，用这些料子做的旗袍显得不新鲜，在外交场合不适宜穿，反而造成了浪费。

各驻外使节即将赴任，在出国前，外交部组织大家到北京饭店学习吃西餐。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吃过西餐，不会使用刀叉，这是一次现场实习。

驻捷克使馆的首批人员是1950年7月乘火车去布拉格的，当时我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不久就将临产，而且旗袍、西服也无法做，就没有随大家首批赴捷，而是在生了孩子之后，第二年才去布拉格的。

- END -

更多精彩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