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好友 ---写在好友去世一周年之际
2023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时已深冬，天遇浓雾。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们相约去送文军兄弟最后一程。
汽车在层层雾霭中缓缓而行，泪光中不时闪现出我们曾经一起上学、工作、生活的点滴。
文军是我的同乡、同学、同事、挚友。我和他都是河顺人，他家在镇上，我家在镇上的最西边村上，中间隔着一座石村岭，也叫矿山，相距十五六里地。
我俩的最初相识始于高中。1987年，我们来到了同一个高中---四中就读，上世纪八十年代，能考个高中已经相当不易，而且还是当时全县最好的高中之一。
我们不在一个班，起初也并不认识。高一学期末，我选了理科，他选了文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只是偶尔星期天放假回家时，他跟我们班的几个他邻村的同学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家，都要从我们村路过。时间久了，我们开始有了些许的交往。我开始关注一些他的情况：体态瘦，个子高，学习好等等。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走起路来腰板挺直，直到似乎要向后略微倾倒了。对他最初的印象，如此而已。三年的高中，我俩的交往仅仅就是在过星期天隔三差五一起回家的路上。短短三年的高中生活最后以我俩同样的初次高考失败而告终，如事至此，可能我们的相识就只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次擦肩而过。偏偏后来，我们又不约而同的去了一中复读。
那个年代，教育不卷，学校不卷，老师不卷，学生也不卷。他属于外向型性格，所以他的玩伴大都“调皮”，而我属于“知道学习”的安静型。虽然我们是复读班，但和其它年级没有多大差别，对大多数同学而言，除了正常的上课、自习、做题、背书之外，偶尔趁课间偷偷跑出去，或者干脆逃一节课，只要到就寝时按时回去，老师也不多问或者根本不知道。听说人民街有个电影院，那是林县最早的电影院，也是同学们神往的地方。影院离学校中间只隔着一条街，并不远，但大家总是被远远的拦在影院门口的围档外，望穿秋水。因为，电影票要五毛钱一张，碰到好片子，就涨成了一块钱，很贵的。知道文军能搞到票的，我不是第一人，但我很吃惊。我没敢想过，像我们这些从小玩泥巴长大的孩子，居然能搞到城里孩子都不好搞的票，那需要多大的能耐。
夏夜总是来的很晚。一个下午放学后，正当大家陆续准备去吃饭之时，文军挪着步子悄悄凑近我耳边神秘的跟我说，今晚有个好片，去不去？我心里虽及其渴望，但嘴上却没有痛快的答应，嗫嚅道：啥片？老师不嚷吗？他诡秘的朝我一笑，好片，就说去不去？我狠劲的壮了壮胆子说去吧，但心里仍仍然忐忑不安。于是我就盼着夜幕快快降临，盼着看自习的老师象征性的来教室走一遭我们便迅速溜之大吉，盼着我的偶尔逃课能够不被老师发现。不巧的是，本来课程表上是一个副课老师的自习，不知什么原因被班主给换了。“不解风情”的班主任居然一动不动的在讲台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丝毫没给我们起身的机会，一场逃课行动流产了，而我忐忑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后来很多年，我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是真能搞到票”还是“能搞到真票”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终于有一次，我和当年与文军要好的几个“调皮”的同学求证此事，他们很官方的告诉我：优秀的人，不只学习成绩好，他的素质是全面的，比如动手能力、模仿能力等等。如此而言，我基本也就心领神会了。
后来，我俩又考到了同一所师专，在师专，林县的同学很多，一个系里就好几个，而且我俩的专业又不同，他学政史，我学中文，期间来往自然不多。毕业后，我们都回到了河顺，他在一中，我在二中，虽同在镇上，但他是镇上的“坐地户”，我是村上的，那几年，他在一中混的风生水起，而我却几经周折，与他的联系愈加少了。
可是，缘分就是神奇的存在。
1999年，我调到了十中。两年后，他也调到了十中，而且他也教起了语文。
他是个有思想的语文教师。他的语文课，既充满人文情怀，也渗透辩证思想，教得很轻松，成绩却很好，他的课很受学生的喜爱。只是课堂上不免叫人担心：讲到动情之处，他便会手舞足蹈，大概因为腰背的原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踉踉跄跄。即使如此，放在讲台上的凳子，他从不坐。他说，老师坐着讲课，那算怎么回事。他说，老师总得有个老师的样子。我半开玩笑，半是表扬的说他，你是个有教育情怀的老师。他说，什么情，矫情而已，就你们学中文的，天天整点文字游戏，咱就是个破老师，只要上好课，学生待见、问心无愧就好。
后来，我去了市区的另一所学校，我开始教历史，而他仍教语文。我们在一起闲聊，我说我教的历史，不吹，是学生最喜欢的，是成绩最好的。他说，你是语文老师里教历史最好的，我说，过奖过奖，彼此彼此。于是我们俩似乎都得到了某种心里的小满足似的，一齐放声笑一阵子。
后来，听说他去了教导处，重点负责教师考评这一摊子事，但还不时兼课。有时教语文，有时教政治，有时教历史，成了多面手。教师考评是个细活，也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但他爱动脑子。为了减少出错，提高计算效率，他自己编辑好多个小软件，居然被很多学校直接拿来使用。
渐渐的，他的行动不如以前方便了，骑两轮电动车上班已经不易，改成了骑三轮。去年的一个早上，我刚从家出来不久，一上兴林路，看到他从东边骑着三轮过来，正要转弯时，我放慢了速度，他本身骑得就不快，我们同时停到路边，我蓦然发现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怎么几天不见，愁啥呢？他一笑，看看你，看看你，自己的连白的都不多了，地方都快保护不了中央了，还笑话我？几句寒暄，便各自上班去了。年前年后，听说他去学校已经很少了，偶尔去一次，往办公室进一次都很费力，他坐到座位上想要起身很困难，为此，学校专门安排人给他订做了一个专用椅，方便他的坐靠。
再后来的几个月，他便不去学校了，见他的次数也更少了。但每一次和朋友在一起时，总会问问他的情况，都说他没啥大碍，只是走路起坐多有不便。我俩见面的次数少了，微信交流渐渐多了，而且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他虽身有小恙，但思维异常活跃，他对很多事有不同常人的见地。都知道，他是个坐不住的人，怕他一个人在家孤独，朋友三番五次相约到家和他说说话，常常被拒绝。而我总是硬三分下线，常常打破他的“常常”。一进家，能明显的看出他脸上露出的兴奋与愉悦，到他家，我们都是自己动手，找烟、倒水、泡茶。一边吸烟喝水，一边胡侃乱聊，谈天说地。虽然蜗居在家，但他对国际国内大事了如指掌，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给他补一些网上看不到的身边的教育花絮，谁升职了，谁退休了，谁涨了工资，谁换了年级，他听得很仔细，我们还胡乱对当前的教育现状发表各自的看法，说一阵，笑一阵，发一阵感叹。
其实，再有小半年，他就工作满30年了。可惜天不假年，人生难有完满。
接到消息，是阴历十四的傍晚，传统上这不是个好日子。电话是十中的同事打过来的。我不相信，打电话给他家人求证，结果电话被拒接。其实，我只是不愿相信而已，这种事，只要有消息，便是真消息，也是坏消息。
今日就此作别，兄弟一路走好！
初稿于2023年12月30日 再稿于2024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