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打开”伦敦

游客止步、闲人免进——这些常见的指示牌，在伦敦城市开放节（Open House Festival London）期间都有可能失效。

2024 年 9 月 14 日至 9 月 22 日，伦敦 33 个行政区里，一些平时从不对外开放的住宅、花园和遗产保护建筑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并举办八百多场活动和导览。你可以潜入地铁站寻宝，可以打开摄政街电影院尘封的档案室，胆子再大点儿的，可以大剌剌地走进英国国家审计署。

对伦敦人来说，这不是什么稀罕事。过去 32 年里，这个活动每年都会在伦敦上演，平均每年接待 25 万人。如果你住在伦敦好几年，忽然在街上看到了一大群拿着水壶排队的夫妇，你就会知道：日子快到了。

桑顿感到那时的伦敦封闭而灰暗，就像“一扇紧闭的门”。“1990 年，英国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人们只关心文化遗产，除了建筑师，没有人对‘当代建筑’感兴趣。”她说，“当时是保守党政府执政，17 年来几乎没有公共资金，也没有人愿意建公共建筑——伦敦变成了一座私人的城市。”

她决定做点什么，打破这种“私人”感，让更多建筑的公共性展现出来。1992 年，桑顿成立了慈善组织 Open City，身边是一群认同她信念的同事和邻居。

Open City 成立时的工作是“找到那个有钥匙、能给大家开门的人”。他们优先找到那些建成没多久的“当代建筑”，常见的途径是研究建筑的历史和产权结构。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会由志愿者电话联系对方在“法律上对建筑负责的人”推销点子——可能是户主、物业公司或者大型组织。

不过，更容易说服的还是身边的熟人。Open City 聚集了那些喜欢建筑、热爱社区的人，志愿者会在家附近和大街上晃悠，看好看的房子直接上去敲门。

绝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这种唐突的邀请，“开放几天”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做法。“人们会觉得只开放几天更安全，”桑顿告诉未来预想图，“我们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但我们会给他们一群志愿者和一场‘派对’。”

伦敦城市开放周末（Open House Weekend London）由此诞生。“开放房子”（Open House）这个词恰到好处。它既能让人联想到房产中介们张罗的“开放看房日”，也能影射 1965 年美国芝加哥黑人居民抗议种族隔离、要求住房平等的民权运动。

这个开放活动出现在 1992 年 9 月，第一届吸引了二十多栋建筑、一百多号人捧场，声量不算大，但这个活动让更多人看到了潜在的“好处”。后来，Open City 每年都会在 9 月底的周末组织活动。

一些私人住宅的所有者虽为房子感到自豪，但参与过一两次也就感到满足。开发商和建筑师则会积极加入活动，展示设计施工能力。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这样坐拥数座大楼的名校，本来每年就会筹备开放周末吸引学生申请，因此到了第二届伦敦城市开放周末举办的时候，就有二百多栋建筑对公众开放了。

桑顿幸运地等来了支持者。1997 年，英国工党接替保守党上台执政——他们的口号之一就是“开放社会”。Open City“利用”了这个口号。“我们跟他们（指政府）说，政府办公楼也是伦敦的一部分，应该开放。”最终，桑顿他们说服了政府，英国外交部、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和国会大厦首次向公众开放。

当时，英国上下涌动着“迎接新世纪”的气氛。英国政府靠国家彩票解决了财政赤字，在 1993 年组建了公共投资机构“千禧年委员会”（Millennium Commission）。这个委员会在英国各地投资了超过 220 个建筑、环境、庆典和社区计划。

这股城市建设潮彻底激活了伦敦人的好奇心。1999 年年底，摩天轮“伦敦眼”正式运转，人们得以鸟瞰伦敦全貌。2000 年 1 月 1 日，数千人挤在没有暖气的地铁站里，等了整整 3 个小时，就为看泰晤士河畔的白色穹顶“千禧巨蛋”揭幕。沿河而上，改建自火力发电厂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即将竣工，那一年有 525 万人进去参观。

连大众媒体都开始热议建筑。Open City 成立时还找不到多少专职的建筑记者，可忽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变得能表达几句了。英国《卫报》的政治记者用这些新建筑来暗喻政局。美国《纽约时报》没少看千禧巨蛋的热闹，说它长得太丑，还说它不值得花那么多钱。英国老牌专业杂志《建筑师杂志》跳出来辩解：“千禧巨蛋不是最丑的，但它确实没打动我们！”

2000 年，伦敦城市开放周末的参与方达到了 550 个，参观者超过了 50 万人。那一年，Open City 的赞助伙伴多了《卫报》。这家媒体首次为市民带来了关于城市开放周末的频密而深入的报道，甚至还有游览指南。

早期城市开放周末的积极参与者绝大多数是伦敦民众。“这是当地人第一次有机会参观日常生活中可能经过的建筑物。”桑顿记得，在一次问卷调研里，本地人占比一度达到 93%，什么样的人都有。

受一些来参加活动的老师邀请，Open City 把建筑和城市分享会搬进了教室。桑顿解释说：“令我们兴奋的是，老师们清楚地认识到，建筑可以是一种神奇的学习工具。”2001 年，Open City 开始涉足建筑教育项目，面向小学生和 14 岁至 18 岁的学生，这一课程一度覆盖伦敦一千多所中小学，每年估计影响了逾 3 万名学生。

桑顿在 2016 年离开 Open City，进入儿童建筑教育领域工作。她“任期”上的挑战一直是寻找建筑、吸引媒体和筹集资金。Open City 是非营利慈善机构，但他们不介意告诉政府，开放城市有什么好处，并请求政府给出一些“财务贡献”。“我们总是在经历这些：如何让人们对我们感兴趣。要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桑顿说。

桑顿离开后，Open City 迎来了两任建筑媒体背景的首席执行官。Open City 仍然保持独立，但名气已经很大，2013 年时创下了开放 868 栋建筑的纪录。至少，志愿者们不必挨家挨户上门解释这个概念了。

伦敦城市开放周末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酷、更有野心的活动。2017 年，它迎来了 25 周年，并得到了时任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的支持——这位市长上任于 2016 年。活动首次扩张到了伦敦所有 33 个行政区，登上了市政府网站，推出了手机导览 App。

2020 年，“伦敦城市开放周末”正式更名为“伦敦城市开放节”，时间也从一个周末延长至一周，横跨两个周末，平均每年开放建筑七百多栋，迎接二十多万游览者参加 citywalk 线路游或参观建筑。如果屋主愿意开放建筑给公众参观，或者游客想参与这个活动，上网注册并申请就行。

城市开放节主管西莉亚·米德（Celia Mead）于 2022 年上任。她曾在遗产建筑保护领域担任管理咨询顾问，目前负责这个活动的战略规划。米德引入了一套独立评估社会影响力的问卷调查系统——这就像某种用户调查，让 Open City 能了解参与方的满意度和观念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查能佐证 Open City 作为慈善机构提供了什么公共利益。“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开放城市节是一股向善力量，创造更强烈的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提供令人兴奋的参观和学习机会。”米德说，这会成为他们拿出去合作的“名片”。

无障碍环境（accessibility）就是 2024 年策展团队重点关注的一项社会影响力指标。2023 年，大约 6% 到 8% 的访客因为行动障碍或听力障碍而体验不好——因为不知道楼梯、无障碍厕所的位置，他们不敢贸然参加活动。米德和团队试图确保今年这些信息足够充分。

疫情为城市开放节带来了两年“冰河期”，2022 年又撞上了英国女王逝世悼念仪式，许多屋主退出了。米德和团队认为，让人们回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注册流程的体验。在城市开放节的语境里，开放空间的人或组织被称为“贡献者”。

疫情到来时，贡献者们迫切需要依靠预订系统限制参观人数、管理预约，而他们也从中看到了好处，再也离不开这个系统了。年轻一些的参观者则想用手机来操作一切。早些年，Open City 制作了储存志愿者和贡献者建筑信息的数据库，这两年，他们花了大工夫制作网站，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按米德的说法，“投入了巨资”。

目前，超过 3 成贡献者会选择用 Open City 的系统管理预约，6 成地方接受人们当天直接到访。一些太抢手的建筑还得靠抽签分配名额，这一类的建筑占比不到 10%。“有些建筑非常受欢迎，抽签是分配名额最公平的方式，其中也包括唐宁街 10 号。”米德说。

数字系统会提供地图，解决了常见的引导问题。在此之前，Open City 每年 6 月都要面对游览手册的截稿日，但这份手册最多只能派上 7 天用场，而有的志愿者和贡献者偏偏等到最后关头才拍板。坚持完全数字化的好处是，哪怕是活动的前一晚，他们也能把新增的合作伙伴贴到网站上。印刷版导览手册已于 2022 年停止制作。

如果点击城市开放节网站上的“日历”一栏，就会进入内容索引页面，上面挂着各种建筑和导览活动。今年的建筑贡献者已经超过了 800 名，米德预计最终的数字有可能超越 2013 年的纪录。8 月 22 日，城市开放节网站正式接受参观预订，12 分钟内就收到了 1 万多份报名。

这个可喜的涨势也和 Open City 降低了贡献者的门槛有关。比起建筑价值和历史价值，策展团队更在乎建筑是否免费开放，屋主是否能做点什么来庆祝开放时刻。

这种发现城市新鲜事，再把它转化成活动的策划能力，来自 Open City 的志愿者“人才库”，也是 Open City 的“卖点”。Open City 有一支 21 人的团队，但每年另有七百多名节日志愿者，为城市开放节提供了约 9 成活动的策划。

在 Open City 不熟悉的地方，他们会雇用建筑行业的评论家、作家和记者为“客座策展人”开路。志愿者们也不得不靠个人关系推动一些事。很多建筑首次对外开放的前提，是有人愿意在内部说上几句。但也有些大楼前一年参观者太多、没有充足的人员和预算，或者自己平时也会策划导览项目，可能就会退出城市开放节。这是团队无法左右的。

与政府的合作项目，既展现了 Open City 的企划能力，也能为它带来一些收入。

地方政府文化和城市更新部门会深度参与城市开放节。入伙需要交每年不超过 5000 英镑（约合 4.6 万元人民币）的“订阅费”。作为交换，Open City 会为每个行政区出些主意。这种合作关系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

伦敦每个地区的政府都有自己想打的“广告”。米德试图推动它们扮演“共同策展人”。她告诉未来预想图，这些行政区各有目标和策略。恩菲尔德区（Enfield）位于大伦敦北部边陲，获得了伦敦市政府一笔产业资助，他们为此往 2024 年的开放活动中塞了很多酒庄和啤酒厂展示成果。

毗邻恩菲尔德区的哈灵盖区（Haringey）也有类似的抱负。2019 年，伦敦市政府以欧洲每年评选的“欧洲文化之都”为灵感，设立了“伦敦文化区”，这个称号会跟随当选的行政区一整年，市政府也会调拨 135 万英镑（约合 1263 万元人民币）用于文化活动。哈灵盖区已确认当选 2027 年的“伦敦文化区”，他们需要抓住机会，向人们讲述一个新故事。

市中心那些规模更小、品牌特色更强的区或许更拿得准主意。卡姆登区（Camden）——著名购物街牛津街的所在地——政府更想宣传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技术园区，再围绕“夜间经济”和 livehouse 做点文章。

米德认为定义社区是和政府合作最简便的形式。Open City 为“社区”这个概念制定了标准：在行政区内划分 20 分钟步行圈，步行圈内至少得开放 3 座建筑，才算是一个社区。他们会根据政府需求，明确策划社区活动的优先级。

Open City 需要自给自足，城市开放节的收入则支持着团队运营。2022 年，城市开放节得到英国最大的线上房地产交易平台 Rightmove 的赞助，接着又在 2023 年获得了 Airbnb 这个赞助商。

2024 年，Airbnb 继续担任本届城市开放节的赞助商。在伦敦，有法律法规限制屋主只能在线上平台上出租空间 90 天，加上疫情后伦敦租赁市场不景气，所以米德认为，Airbnb 也试图守住生意，通过城市开放节吸引更多潜在房东，拿到独家房源。

今年，Open City 得到了英格兰艺术理事会、国家彩票社区基金和城市桥梁信托的支持，新增了一项收入，即资金援助。这些机构独立于政府行政财务体系，它们会赞助一些节日活动。“是的，我们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资助。”米德说。

在米德看来，这个活动的本质仍是让人能越过院墙看看。超过 8 成参观者都是本地人。但相比 10 年前，游客的确多了一些，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了节日的经济价值。很多游客会在伦敦住上几天，就为了多看些东西。2023 年，城市开放节刺激了约 700 万英镑（约合 6548 万元人民币）的本地消费。

考虑到城市开放节的人流量能达到 20 万，米德和团队想争取更多个人捐款，为此重新设计了用户体验，把捐款提示放到提交活动预订的页面之后。这对限制人数的活动特别管用。“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心理预期，会觉得是不是捐了钱就能拿到名额。”米德说。Open City 截至开票第一天累计收到的捐款额已与 2023 年 8 月持平。

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Open City 需要靠报纸、广播和电视台为城市开放周末做宣传，还要和媒体的建筑记者打好关系。但他们现在的主要渠道是社交媒体。Instagram 上，Open City 大约有 6 万粉丝，TikTok 上一些视频的浏览量超过百万，它还有一档同名播客。

Open City 的活动格外依赖新闻传播。2024 年，城市开放节相较往年将会推出更多建筑特辑和公众投票活动。Open City 的一个理事还让自己的传播顾问公司为城市开放节免费服务，帮助米德他们拿下更多新闻报道和品牌曝光。

“开放城市”运动早已走出伦敦。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建筑师斯科特·劳尔（Scott Lauer）发起了“开放纽约”计划，这个活动至今仍在运营。“开放城市”还在巴塞罗那、布拉格、拉各斯等城市落地。

9 月 9 日，你可能会在伦敦各处的地铁站看到城市开放节的广告。你将有机会钻进银禧延长线的地铁站，漫步于王室官邸的草坪上，或在国家肖像馆度过夜晚。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可能是城市开放节还从来没有“打开”过白金汉宫——总有一天，这个节日想敲开英国王室居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