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咏滟 |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研究前沿

栏目前言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为从不同的生态维度理解二语习得、发展和教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框架。该理论从生态学、气象学、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应用语言学。尽管因其学科交叉性对“新文科”建设具有巨大潜力，但其所持有的根本观点与传统的线性研究方法并不契合，制约了在二语研究中的发展。围绕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讨论，无法也不应规避方法论的问题；突破方法瓶颈能进一步拓宽理论边界，深入剖解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动态性。本专栏收录的五篇稿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在二语研究中的应用。综述性文章阐述了该理论对二语研究的革新意义，梳理了研究主线。四项实证研究分别从学习者口语系统、个体差异、数字化学习环境和学术语篇构建四个方面展开，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各有特色。其中使用的增长混合模型、潜在增长曲线模型、时间序列聚类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等既符合理论假设，也具有前沿创新性，相信可对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二语研究产生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摘要：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作为二语研究的前沿理论，为从和教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框架。本文首先讨论了复杂动态系统视角下二语研究的超学科性，强调该理论对二语研究的重要革新意义，继而梳理三大研究主线：1)学习者语言系统；2)学习者主体特征与个体差异；3)教师与教学环境。本文总结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三大设计原则，提出从混合法到融合法的转向。本文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呼吁充分挖掘复杂系统理论的相关概念、研究对象从单语系统转向多语系统、研究场景拓展到数字化非正式学习，以及探索干预系统行为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超学科；第二语言研究；设计原则；融合法

文献来源：郑咏滟.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研究前沿[J/OL].现代外语:1-13[2024-12-27].DOI:10.20071/j.cnki.xdwy.20241227.005.

“超学科”这一概念首先由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1972年巴黎会议上提出，旨在打破以学科为边界的研究范式，强调创造融合性新知识以解决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Nicolescu  2002;Morin 2008)。从本体论看，超学科范式要求重新思考牛顿经典思维内涵的单层现实本体论和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强调多重现实；从认识论看，超学科范式反对还原论、局部线性因果论和决定论，认为知识是复杂的、浮现的、关联的；从方法论看，超学科范式并不认同启蒙主义科学观和经典牛顿思维强调的非此即彼的排中律，而倡导函中律逻辑(the included middle)，以适应复杂世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方法(王仁强2022)。

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近年来也转向“超学科”(Larsen-Freeman 2012)，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寻求跨越多个学科边界的解决方案(Hiver etal. 2022a)。复杂动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超学科”理论，倡导从还原论转向涌现观，从原子论转向系统观，从笛卡尔机械主义世界观转向关联性生态观(Hiver etal. 2022a)。下文将着重讨论在“超学科”思维指导下，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如何重塑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理解。

2.1从混沌到秩序的涌现观

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发展过程中经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Evans(2007:132)将自组织定义为：系统中多个异质部分的合作导致一致的复杂模式化行为，由此自发涌现复杂的行为形式。涌现指的是在自组织过程中产生的新颖和一致的模式、属性(Van Geert 2008)。尽管复杂系统又名为“混沌”，但混沌不等于混乱；通过自组织，复杂系统将呈现出可辨认的模式，即为秩序的“涌现”。Thilbaut(2011)提出的“分布式语言观”从语言本体角度回应了语言形式的“涌现”。他认为，语言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称作一阶语言实践(first-order languaging),包含多个时间维度的实时语言沟通事件，即为微观尺度上具体的语言使用实例；第二层称作二阶语言(second-order language)，即“在更漫长的文化时间尺度上形成稳定的文化模式”(Thilbaut 2011:216)。宏观尺度上的二阶语言可以观测到的稳定模式，即词汇语法模式，是微观尺度上的一阶语言实践“涌现”的产物。偶发的语言使用(一阶语言实践)通过语言系统的自组织进入到“吸态”(即系统较稳定的状态)，凝结成词汇语法形式(二阶语言)，这些词汇语法形式进而引导或制约新一轮的语言实践。

2.2从局部到整体的系统观

语言发展是非线性的涌现过程，既包含从局部到整体的建构，也包括从整体到局部的限制(de Bot 2008)。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全面联结性，系统内不同维度具有的成分均相互关联，一个成分的改变会影响其他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行为(de Bot etal. 2007)，体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观。换句话说，复杂动态系统反对简单线性因果论(Verspoor&VanDijk 2013)。系统的行为取决于系统成分的整体组合，即所有相关因素共同发挥作用(Dörnyei 2014)。这些系统成分之间的关系也很可能是非线性的，与输入之间并非一一对应(Lowie&Verspoor 2015)。可以是一因多果，也可以多因一果(Larsen-Freeman 2017)。系统在不断的变化和迭代中发展，其发展路径的各个状态并非离散分布，而是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在复杂系统中也不存在单向因果(Verspoor&VanDijk 2013)，而是因果相互作用、循环迭代。学习者语言发展过程中每一刻的状态都取决于上一刻的状态和当下特定的环境(Verspoor etal. 2021)。由于学习者各自和环境的互动协调各有不同，个体发展的路径并非固定不变、符合预设的，由此产生个体变异性(variability)。

2.3相互关联的生态观

语言使用是一个互相适应的迭代过程，语言使用者不断与其所处环境和对话者相互适应，以此实现符号潜势。“互适”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复杂系统互相交互，依据对方的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复杂系统持续不断地重组其内部成分，并根据外界的变化做出适应性反应。

Larsen-Freeman&Cameron (2008)套用了发展心理学中“软组装”(Thelen&Smith 1994)概念描述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她们认为，学习者通过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资源回应交际压力，才促成语言实践。Papi&Hiver (2020)使用“协调结构”进一步阐释系统的互适。“协调结构”描述的是系统成分和环境之间产生的暂时性耦合关系，这一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相反会催生适应性互动，是推动系统进一步自组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暂时性意味着该耦合关系会随着环境改变、时间推移而重新组合，说明复杂系统内嵌于时空连续体(space-time continuum)之中。因此，语言能力的软组装表明该能力并非预先设置、固定不变的语码系统；语言能力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无论是语言发展，还是学习者特征，均植根于具体情境，这也与传统牛顿经典思维秉持的主客体分离二分思维大相径庭。

基于相关综述(Hiver etal.2022b;Li&Zheng 2024;郑咏滟2020)，结合最新文献，本文总结出复杂动态系统视角下二语研究的三大内容主题。

3.1学习者语言分析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实证研究的起点是学习者语言系统的分析。Larsen Freeman (2006)的第一篇实证研究考察的便是五名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口笔语发展。受此启发，大量后续研究着力于考察个体学习者语言词汇、句法等层面的发展路径，展现了系统“相位转移”和“分岔”等特性，也探讨语言复杂度、流利度和准确度之间的“协调互适”(如Yu&Lowie 2020;郑咏滟、冯予力 2017)。同时，该理论也被引入汉语习得领域(如韩笑等2021)。

然而，仅关注个体发展路径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了回应个体与群体的关联，学界致力于通过方法革新以推动理论进展。Verspoor etal.(2012)创新采取了语料库驱动的横截面研究设计，探索如何连接个体与群体。随着统计方法的突破，自2019年以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群体层面的发展模式。比如，Baba&Nitta (2021)率先使用了混合增长模型(general growth mixture model)识别群体中三种语言发展轨迹类型；Peng etal.(2022)则使用时间序列聚类分析法(time-series clustering)识别出五类不同特征的句法和词汇指标；于涵静等(2022)使用了多层次建模法考察中国学习者口语复杂性。以上研究都试图超越个体发展的异质性来探查群组间凝结的显著模式，反映出该领域研究者从群体层面探索学习者语言发展模式和规律方面做出的努力，呼应了复杂理论的系统观。

3.2学习者个体差异

Dörnyei最早提出二语学习动机可视作一个动态系统(Dörnyei 2009)，开辟了全新方向。研究包括个体学习者应该自我和逆反自我动机类型的起伏发展(Thompson 2017)、英语学习者长期学习动机和人生境遇的转换(Papi&Hiver 2020)、英西双语学习者构建的整体、动态、关联的多语动机系统模型(Zheng etal. 2020)、英俄双外语动机系统的自组织与涌现(Huang etal. 2021)等。国内相关动机研究(如常海潮 2021；戴运财、于涵静 2022)通过聚类分析、潜变量增长曲线建模、回溯性访谈、轨迹等效建模法等量化或质性方法研究英语学习动机的涌现和变化，为联合探索个体层面与群体层面的动机发展趋势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数据。近年来，个体差异研究扩展到自我调控策略和积极心理学等方面，研究转向外语学习中愉悦、投入等情感因素的动态发展和交互机制(Hiver etal. 2023;于涵静等2024)。不过，Lowie&Verspoor (2019)也提醒，这些个体间差异并不能显著预测语言的增长幅度，反而是个体内变异性的预测力更强(郑咏滟、李慧娴 2023)。

3.3教师教学与课堂研究

国际上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研究很早就运用到了教师发展中。Hiver&Dörnyei(2017)汲取复杂理论和生物学之间的平行关联，提出“教师免疫”这一概念，即教师不断适应高压教学环境带来的干扰，从日积月累的体验中涌现出免疫性。另有研究讨论教师认知信念的动态涌现，外在关键事件(如突发疫情)可成为重要控制变量，推动教师内在信念系统进入吸态(Feryok&Oranje 2015;Sulis etal. 2021)。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还运用于课堂研究中。Smith&King(2017)考察了外语课堂中教师提问后的停顿时间，发现教师在抛出一个问题后的停顿时间如果超过2秒，能有效改变课堂话语模式，激发出更多由学生主导的对话。另有研究使用反溯法考察任务活动小组的动态互动机制，发现小组内互动和组员的行为、情绪水平、互动中的关键时刻以及系统的初始状态相互作用(Poupore 2018)。此外，Smit etal.(2022)设计出一种称作State Space Grids(状态空间网格)的方法，对课堂互动模式可视化，并对每节课的个体内差异进行量化。结果表明教师与学生需要提升互适水平以提高课堂互动质量。该类研究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适协调，呼应了复杂理论的涌现观和生态观。

基于学界现有的复杂动态系统实证研究，本文总结出三条总的设计原则：时空性、交互性、融合性。

4.1流动的时空性

复杂动态系统的时间性体现在长期追踪的研究设计，与传统二语发展历时研究有两点不同：其一，传统二语学习研究的历时设计往往仅采取前后对比，易忽略发展过程中的起伏。然而，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折射出的个体变异性实际上反映语言复杂系统正在经历重组。其二，复杂系统研究强调时间尺度(time scale)。De Bot(2015)指出，语言发展发生在若干个不同、但时有交互的时间尺度上：小到大脑活动的微秒，大到整个人生的数十年。因此，时间尺度指的是“发展过程的颗粒度”(the gran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de Bot 2015:31)，既包括以微秒为单位追踪学生交流意愿波动轨迹(Waninge etal.2014)，也包含学习者数十年的语言学习经历(Thompson 2017;Papi&Hiver 2020)。需注意，时间尺度相互影响，不同尺度上的发展最终交汇成为特定窗口内可观测的系统行为。系统的空间性表现在系统内和系统间的全面联结性，需联合考察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与学习者自身特性，并观察是否存在协同效应。鉴于此，如果囿于单一的研究范畴，无法窥见语言发展全貌。在设计中应涵盖多个变量，如结合语音、词汇、句法系统，结合二语与母语发展或双外语发展，结合学习者个体差异(例如动机和投入)与语言能力发展等，找出构成支持或竞争的参数，充分理解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4.2主体与情境的交互性

系统研究语言发展时需要关注认知环境、社会文化、客观物质环境对语言发展产生的共同影响。研究设计中如果过度依赖量化研究范式，尽管能够凸显组间趋势，但难免会忽略环境因素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也无法捕捉个体学习者语言发展方面的细微变化。由此，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有机结合更能体现复杂动态系统倡导的“情境敏感”思路。为体现复杂系统的交互性，有必要聚焦系统的“协调结构”(Papi&Hiver2020)和“软组装”(Larsen-Freeman&Cameron2008)。学习者的内在特征，包括动机、能动性、情感、情绪等，是学习者认知系统与语言系统、学习者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互适结果，具有高度情境性，因此更加适合使用协调结构的框架进行探索。例如，Pekarek Doehler & Eskildsen (2022)结合会话分析和基于使用的语言学，揭示了个体学习者的语法系统如何从互动、协调中涌现。可见，语言系统内部、语言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协调结构”，构成了有机的生态系统。

4.3研究设计的融合性

通常认为，混合法可以比较好地平衡复杂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Creswell & Creswell 2018)。但是，混合法面临的最大批评就是其背后方法论哲学基础薄弱。事实上，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简单地将量化方法(如问卷)和质性方法(如深度访谈)结合，会弱化方法论哲学立场，“方法论”降级为“方法”。基于此，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设计有必要超越量化-质性之争，采用“融合设计”(integrative design) (Hiver etal. 2022a)。Seawright (2016:8)将融合设计定义为“一种多方法设计，其中两种或更多的方法被精心组合，以支持单一的、统一的因果推断。”换言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并不是独立存在，其各自产生的结果也并不用于比较；相反，各个方法互相弥补不足、发挥优势(Mackey & Bryfonski 2018)。笔者认为，不仅需要融合性的研究设计，更需要开发、采用融合性的工具。例如，问卷法在测量受试主观性时会受到研究者偏见影响，而具有融合性特点的Q方法能消解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主客观二元对立，凸显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的主客体一致性(郑咏滟 2023)。又如，具有融合性特征的复杂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Freeborn etal. 2023;李茨婷、任伟2021；韩知行、郑咏滟 2022)能从整体上捕捉到复杂系统组成元素间的动态交互。复杂网络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可以使用多层数据，以此对复杂系统进行整体建模，有力呼应复杂动态系统这一超学科理论秉承的系统观。综上，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秉持涌现观、系统观、生态观，要求研究者采用兼收并蓄的立场。这一立场并非简单混合，而是遵循时空性和交互性两大基本原则开展研究。

编者按

欢迎查阅知网或《现代外语》2025年第2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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