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杰 | 学科价值导向的外语学科新质发展

马文

最近一个时期，学界非常关注外语学科的未来发展问题，这种关注或忧虑主要原因是遭遇来自社会舆论和智能时代的挑战。因此，如何走出困境是外语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走出困境的出路关键在于如何创新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那么，它对于外语学科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外语学科如何顺应时代要求砥砺前行实现新质发展？这是需要我们审时度势进行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1提出，要实现外语学科的新质发展，必须摆脱外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价值观念的束缚，凸显外语学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并以此为导向促进外语学科的新质发展。

本文所称的新质发展指新质生产力发展及其指引外语学科的新发展。关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2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引领，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次，创新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或者说，是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的转型。再者，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体现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魏崇辉 2025:105-106)。

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等院校的外语学科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这是外语界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要统筹发展，而重点是统筹人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高校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和人才支撑，而且要培养能够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从实现服务于战略支撑和人才支撑的角度看，高校需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引下，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着力破解其在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促进学科发展向着新的质态跃升，从而才能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从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内涵看，高校的外语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要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力，促进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转型发展，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语学科提出的新要求，我们需要在充分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思考外语学科如何实现新质发展。

前面我们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对高校外语学科提出的新要求，简言之，就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指引下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3.1创新发展：从守正学科之“本领”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质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创新引领。外语学科的新质发展同样必须以创新为引领促进其发展。自新文科建设以来，外语学科的守正与创新备受学界的关注(查明建2023)，然而要守正什么，怎么创新，尚未达成共识。从外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外语人才培养的模式随时代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从清末1862年同文馆的设立至民国时期，主要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培养外语复合型翻译人才。民国时期主要采用“文学模式”培养翻译人才，即通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学习和掌握外语。新中国成立后转向“重语兼文”模式培养语言技能型人才，即由偏重文学阅读转为重视外语技能的培养(张绍杰 2015)。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后，由于高校人才培养规格趋于固化，主要按照素质+知识+能力的模式培养外语人才。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说明，外语学科无法坚守传统的培养模式，必须在时代的发展中谋求其守正与创新。历史告诉我们，外语学科要顺势应变，守正学科之“本领”，即掌握用外语交流、借鉴和传播的本领，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由此重构服务于时代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3.2转型发展：从目前的质态转向新的质态

新质发展的路径，如前所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对于外语学科而言，就是要通过创新引领，促进其现行质态的转型而形成新的质态，为服务于新质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目前，外语学科的质态及其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外语专业数量庞大，生产过剩，而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偏少；二是外语教育虽然形成了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但高水平师资队伍不足，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有限；三是外语学科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小觑，但服务于国家战略支撑和人才支撑的研究能力不足，尚不能被社会广泛认可，即使在高校内部此种诟病也屡见不鲜。因此，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和新发展格局下服务于新质发展的要求，必然面临诸多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的对策就是要实现培养模式的转型跃升，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从培养工具性技能型人才转向培养跨学科人文性研究型人才，从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人才知识结构转向适应于新时代社会需求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以及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转型，从语言研究转向更宽范围的国际研究(张绍杰 2023)，特别是对象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以增强服务于新质发展的能力。

3.3高质量发展：走内涵式+跨界并举发展之路

学科发展的前提是遵循学科内部要素的运行规律。外语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语言是其第一要素，也是起支撑作用的核心要素；文学与文化是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根基，也是起协同作用的内生要素。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在学科内生动力与社会需求外部动力之间寻求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过程。

从学科内涵看，语言文学文化乃是外语教育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同时必须扩大其学科范围，重视拓展人才的知识结构，从懂外语转向懂外国，从学外语到学会用外语学习(程晓棠2018)，强化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发挥外语学科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从社会需求看，本世纪初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达到顶点，因此导致外语学科的过热发展，这种过热发展已显现其人才培养质量下滑的弊端，结果是无法满足新时代现实社会的需求。这就倒逼外语学科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之路。

再从历史经验来考察，没有宽厚人文素养和文学文化根基的人才就没有发展的潜力。80年代交际法的引入弥补了传统教学法的不足，解决了“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问题。90年代后强调“听说读写译”技能全面培养，但随着新世纪初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的设立，强调技能培养的理念走向极端，导致不少学校的外语专业文学文化类课程形同虚设。因此，现在外语专业的学生人文素养匮乏。

从现实出发着眼于新质发展，外语学科需走学科内涵式+跨界并举发展之路。一方面坚持内涵式发展，催生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摆脱传统学科界限的束缚实施跨界发展，以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新的需求。虽然新世纪以来，我们坚持探索内涵式与跨界并举发展，在外语教育中增设复合型专业或增加相关专业知识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也拓展了外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两者并举发展却显得束手无策。要么强调内涵式发展就排斥跨界发展，要么强调跨界发展就偏离了内涵式发展。因此，外语学科要突破原有的“跨界”观念，突出“区域与国别研究”，实现真正的跨界，并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将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外国文化作为核心领域发展，逐步实现国际研究的质态转型(蒋洪新、彭天笑2022)。

下面，我们聚焦外语学科新质发展的路径问题，这就是通过凸显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推动其实现新质发展。

4.1为什么提出学科价值的问题？

外语学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尽管在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以及在国民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的学科价值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对于外语学科的种种诟病也源于对其学科价值的认识缺失或失语。所以，有必要从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角度提出什么是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问题。外语学科发展到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有其外部的原因，但也有其内部的原因。90年代后社会对外语的强烈需求助长了学科的所谓“跨越式”发展，这是外部因素的推动。外语学界推波助澜，盲目新增专业扩大招生，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预判，这是需要自省的内部因素。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地球村”“国际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外语学科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学科自信，让社会充分认识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而以学科价值为导向促进外语学科的新质发展，不但有助于消解学界的忧虑，而且有利于社会对外语学科的正确认知。

4.2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何在？

外语学科的存在有其不同的价值，比如，学习外语具有开启心智的功能(郭庆民 2017)，双语学习具有促进智力发展的作用(郑红苹 2017;程晓堂 2018)，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学科价值(安丰存、王铭玉2024)，等等。然而，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却鲜有人论及。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自从有了东西方文化文明的交往，便开始有了外语作为交际的工具和信息传播的载体。虽然我们无法追述源远流长的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的历史，但我们可从近现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进程中看外语教育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从中发现外语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

4.2.1从西学东渐看外语学科的价值

从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正是西学东渐的高潮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靠武力逼迫清政府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国家受辱、民族遭难、文明蒙尘的时期，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以实现中国的“求富”与“自强”。因此，清政府在186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开启了中国外语教育之先河，不但培养了大批外交翻译人才(禹仁鹏 2023:55)，而且以“中体西用”思想为主导，“实现了外国语言与西学知识的有机融合，培养出了一批外国语言兼西学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夏军、余文都 2019:53)。同时，同文馆翻译了大量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等方面的西方书籍(刘萌、王曰美 2021)，为促进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发挥了历史作用。可见，中国近代外语教育推动了晚清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近代化进程。1898年清政府建立了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同文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译学馆，开设了以学科建置的英国文学门，标志着早期外语专业的创立。译学馆在中国近代外语教育历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强调外语学习并非仅是涉猎西学的门径，还是研读外国学术的辅助；学习外语的终极目的并非仅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而是会通中学与西学”(邱志红 2011:82-83;)。可见，其办学理念随之发生变化，由“中体西用”转为“中西会通”，培养高级翻译人才。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外语人才和留学海外的学者，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无疑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通过翻译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和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王宁  2022:6-7)。纵观中国第一次被动开放时期的西方文化文明与中华文化文明碰撞与交融的西学东渐的过程，外语教育显性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翻译人才培养和西方科学技术及文学文化的文本翻译。然而，其隐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却体现在：通过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应对外交事务和派驻各国使节的需要，体现了外语教育“沟通中外”的社会文化价值；通过翻译文本吸收和引介西方的文化文明，体现了外语学科的“借鉴”和“传播”的社会文化价值。

4.2.2从东学西渐看外语学科的价值

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人类交往活动。西学东渐是在“西方主导”“西方中心”“西方霸权”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献显示，17至18世纪中华文化典籍就传入欧洲(张兴 2020:69-70)；中国的艺术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中国的英语学者撰写英文论著，将中国的绘画艺术传入西方(洪再新 2024)；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构成了东学西渐的历史(徐陶 2021)。外语学科在东学西渐过程中彰显其同样的学科价值。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恢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开放，极大推动了由西学东渐向东学西渐的转变。在这一时代变革的过程中，外语学科在对外人文交流、外事外交、国际贸易、商务谈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领域，都占具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西方中心逐渐被打破，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外语学科在“请进来”“走出去”与世界的互动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世界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外语学科所展现的外语能力已成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概言之，外语学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整个过程中，其“沟通中外”“借鉴”和“传播”的价值越发突显。所不同的是，西学东渐时期以借鉴西方为目的，而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导，其文化文明传播的价值已超出其文化文明借鉴的价值。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西学东渐还是从东学西渐看外语学科的价值，其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社会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外语不仅仅是对外交流的工具，翻译绝非是文本的转换，外语学科并非只为学习外语而设，而是通过语言的力量推动着人类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赓续。

4.3如何在新质发展中凸显外语学科的价值？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外语学科要实现新质发展，必须让社会充分认知和认同其社会文化价值，以扫除其发展中的障碍。那么，如何在新质发展中凸显外语学科的价值，便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下面，从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战略支撑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4.3.1提升在文化文明交流中的借鉴力

“借鉴”之意据北齐·刘昼《新论·贵言》所示：“人目短於自见，故借镜以观形。”后以“借鉴”或“借镜”比喻把别人的经验或教训借来对照学习或吸取。既然“借鉴”意味着学习和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就存在不同文化文明交流中如何学习和汲取的问题。因此，外语学科要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其借鉴力。这里所说的借鉴力，指外语人才或外语研究者知道从西方文化文明中借鉴什么、不借鉴什么的辨别能力。借鉴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已成为外语人才必备的基本能力。它不仅包含外语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包含跨学科知识体系基础上而形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由语言发挥沟通工具作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负载在语言之中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宁琦 2023:100)。这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必然产生交融与碰撞，具备借鉴力才会促进平等、包容、共生，减少磨擦、碰撞与冲突。当今世界，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已转换为以开放并包、文明互鉴、和合共生为追求目标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就迫切要求外语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必须提升借鉴力，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借鉴与弘扬做出自己的贡献。

4.3.2增强在文化文明交流中的传播力

传播，这里主要指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对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论述，而且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外语学科必须承担的新使命。然而，我们在过去的外语教育中忽视了传播力的培养，在科学研究中更缺乏对传播力的重视，甚至忘记了“传播”是外语学科立身的价值所在。传播力，即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能力。外语教育中传播力的培养涉及立场表达、跨文化理解及沟通方式问题。立场表达早已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其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立场关涉说者或作者对所传递的信息或命题内容的态度、感觉、判断等(于晖、宋金戈 2023)。不同语篇体裁展现不同的立场表达特征，尤其在政治语篇中，立场表达关涉表达主体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由于中西方在核心价值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要求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是要把握的方向性问题。因此，我们应把中国文化立场表达寓于培养传播力的教育教学过程之中，使外语学习者学会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中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

跨文化理解指不同文化间沟通互动中的理解，既涉及不同文化间人文交流中对礼仪、风俗习惯、人际关系、思维差异等的理解，更涉及跨文化传播中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外语教育长期以来限于学科的范围，关注跨文化交际，把注意力放在语言差异、文学文化差异、思维差异等的理解上，尚未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理解和沟通。然而，外语教育中的文化传播能力培养，需要建立在跨文化传播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培养出具备传播力的外语人才。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看，跨文化理解要“通过形成共有文化空间进行思想交流，进而彼此间达成理解的和谐之道”(肖珺、张毓强 2021)，才能最终形成文化传播力。

沟通方式对跨文化理解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于文化语境不同，沟通方式因此会随之变化。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产生，往往是沟通方式不恰当所致。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文本翻译无疑是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然而，我们要“切忌过于直白地传播一些意识形态内容明显的东西，而要代之以将深刻的思想融于普通受众能够接受的内容，也即用广大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好”(葛颂、王宁 2023:3)。所以，跨文化传播中，要充分考虑对象国的文化语境，以可接受的沟通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及其价值观。外语教育在这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教学与研究，将传播力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以适应新质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外语学科要顺应新发展格局下的新质发展，应摆脱工具价值观的束缚，凸显现其学科的社会文化价值，而重要的途径就是在外语教育的人才培养中提升和增强文化文明交流中的借鉴力和传播力。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新质发展不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外语学科提出了新要求，其现实的意蕴在于外语学科要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实现外语学科新质发展的路径，就是摆脱工具价值观的束缚，突显其“沟通中外”“借鉴”和“传播”的社会文化价值，而在外语教育实践中提升和增强外语人才在文化文明交流中的借鉴力和传播力，是促进其内在发展的两个重要途径。

本文就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外语学科的新发展，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个人浅见，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同仁共同关注外语学科的新质发展。

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