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的告别

健康   2024-12-05 11:11   江苏  





01
十二小时的死亡


死亡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或许对于朗贝尔来说这一天等的太久太久,她的妻子瑞秋红肿着双眼,慢慢地走出医院,少有地面对着媒体,哽咽地说“看着他离开,就是想要仍然把他当作一个自由人来看待。”
 
这是瑞秋久等的结果,为此他坚持了5年的诉讼,最终法院站在了她的这边。
 
2019年5月20日,医生正式为植物人朗贝尔拔管,开始“被动安乐死”的程序——停止一切治疗,并为他注射大量镇静剂,直到他自然死亡。
 
医院通知了朗贝尔的家人,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从容的、私密的,家人陪伴,安详离去。
 
可与朗贝尔妻子瑞秋认识的不同,朗贝尔的父母不同意朗贝尔离他们离去。
 

▲ 朗贝尔的父母



“他们是魔鬼,是恶魔。”朗贝尔73岁的母亲在赶去医院的车上嘶声力竭地哭喊着,坐在她旁边的是她90岁的丈夫,他默默地握住她的双手,无声地给予着她支持。
 
朗贝尔事件在法国尽人皆知,与朗贝尔的家人一样对此他们也分为两个阵营,一些人支持瑞秋“他应该有尊严地离去”;另一部分人更同情朗贝尔的父母“他们那么爱朗贝尔,他只是残疾,不应该离开他的父母”。
 
当法院判决下来的时候,瑞秋和他的支持者感到很欣慰,可朗贝尔的父母和他们的支持者却非常的不满。


他们走上街头,手中举着“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取决于它给予弱者多少权利”的标语,朝着法国总统府邸爱丽舍宫游行抗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感到很无奈,他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他不能替代法律与医生做出判决。
 
没有人料到,他们的努力真的得到了回应。
 
在拔管的12小时以后,“巴黎上诉法院”决定驳回此前为朗贝尔安乐死的裁决,重新为他提供生命支持。


在新的判决下,医院重新为朗贝尔接上一根根延续生命的导管,她的父母成功留住了朗贝尔。
 
“他们曾打算抹掉朗贝尔的生命,”朗贝尔的母亲激动地告诉法新社的记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将为我的孩子重新提供水和营养。朗贝尔不会再离开我们了。”
 
支持朗贝尔父母的人们在爱丽舍宫外欢呼,“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朗贝尔父母的两位律师在欢呼声中激动相拥,“这只是未来众多胜利的一个开始。”





02
那场悲剧


2008年9月20日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可能对于朗贝尔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一天。


这天早上朗贝尔为女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等会他要为女儿拍照,对他来说和女儿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值得幸福地去记录。


拍完照朗贝尔小憩了一会,他是个精神科的护士,得赶去看护那些需要他陪伴的病人。


或许刚才女儿拍照时“咯……咯”的笑容感染到了朗贝尔,周六还要加班的不愉快被他早已冲到了脑后。


朗贝尔的妻子瑞秋


“别不开心了,爸爸晚上很快就回来陪你玩。”朗贝尔亲昵地亲了亲女儿的额头,把女儿交给瑞秋,又亲了亲妻子的双颊,“亲爱的,我下班很快就回来,拜拜。”


朗贝尔出门了,像往常一样幸福的和妻子女儿道别。


可当夜色吞掉天边最后一抹绚丽的晚霞,瑞秋还是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当她正在考虑要不要给朗贝尔打个电话的时候,门铃响了。


瑞秋高兴地打开房门,回来的却不是她想见的朗贝尔,而是一名警察。
警察告诉瑞秋,几个小时前朗贝尔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瑞秋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朗贝尔昏迷不醒,全身插满管子,正在往他的身体里输入各种液体。


朗贝尔的主治医生言简意赅地告诉她,车祸造成了朗贝尔的严重脑损伤,对于朗贝尔,未来只有3种结果。


他醒来,但失去意识;他不会醒来,但仍然活着;他死了。


经过漫长的治疗,朗贝尔的结果是第2种——他不会醒来,但仍然活着,他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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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年至少有成百上千例濒死抢救案例,人们一生75%的医疗费用都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甚至会为延续亲人几天的生命而倾家荡产。作为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之一,中国的死亡质量却在世界排名极低。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医生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疗病人,永不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失败;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属背负了巨大的情感压力,觉得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轻易放弃亲人,放弃就意味着不爱、不孝。而此时,病人自身已经丧失了决策能力。结果就是,人们的死亡已经被过度医疗化了,这不仅给当事人及其亲属带来了折磨,还导致了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


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就需要对自己的临终负责,清楚地思考如何面对不可逆转的衰老与死亡,如何告别人世,补上人生重要的一课。当然,要改变这一点,除了个人,还需要我们的社会以及医疗系统共同努力




03
死亡假设


我们常常进行着漫无边际的假设,比如:今天我中了500万的彩票,明天是吃狗不理包子好呢,还是庆丰的包子呢;对于那个女神,哼,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让你后悔不已,看来后天还是送红色系的口红比较好,等等。


朗贝尔与瑞秋也有过这样的假设,与我们不同他们假设的更极端、更大胆——死亡


“如果有一天造成不可逆的身体创伤,全身插满管子,机械地推进着医疗进程,或者更具体的成为植物人呢?”


“那样活着,还不如死掉。”


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是2013年,瑞秋正坐在医院里,经过5年毫无起色的唤醒治疗,医院第一次向她提出了安乐死的建议。


他们问瑞秋,朗贝尔在过去有没有提到过,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他会怎样选择。


新婚不久的朗贝尔与瑞秋进行过类似的对话,可谁会对漫无边际的假设当真呢?


她不敢也不能就此让朗贝尔离她而去。可生活总是充满着回忆,瑞秋明确记得——他常常提到自由!


什么是自由?


她确信,这一定是他想要的。


为此瑞秋在5年积极治疗无果后,又开始了长达5年的“他应该有尊严地离去”的诉讼。





04
什么是自由?


在朗贝尔的故事中,人们很容易想起不久前主动安乐死的台湾主持人傅达仁,在喝下那杯含有剧毒药物之前,他签署了一些协议,证明自己意识清醒,自愿安乐死。


傅达仁 

他最终在瑞士“尊严屋”里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迎接了死亡的到来,他死在家人为自己唱的歌声中。


但傅达仁去瑞士前,与家人抗衡了许久。很长一段时间,家人不允许他安乐死,他们对傅达仁说,“你再多陪我们一下嘛。”


死亡对于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家人都很爱你,舍不得你离去;


可对于博达仁来说,他并不享受现在生活,是为了家人开心而维持着活着,他晚年无法忍受一直陪伴着他的病痛折磨,这对于他来说很残忍。


以傅达仁来看可以主动为自己选择死亡竟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对于很多人它有时很奢侈。


比如,巴金在晚年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希望安乐死,可家人却不愿意,他只好在病床上悲哀地说:“长寿对于我来说是折磨。”


这样的例子还有前不久病逝的琼瑶老公平鑫涛。


在中国,每年至少有成百上千例濒死抢救案例,很多都是在重症监护室中痛苦地走完这一生。


对于亲人的死亡,家属背负了巨大的情感压力,觉得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轻易放弃亲人,放弃就意味着不爱、不孝,可对于病人来说,他却没有受到作为一个独立人格“人”的尊重。


马克·奥勒在《沉思录》中说:“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谢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这里强调的绝不是对死亡的歌颂,我们强调的是它应该和生命一样,顺其自然,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在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的时刻,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有生的权利也有死去的自由。


国际重症监护领域首席专家肯·希尔曼在其最新的著作《从容的告别》中告诉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临终负责,清楚地思考如何面对不可逆转的衰老与死亡,如何告别人世,补上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因为爱,朗贝尔的家人重复改写着他的命运,但对于病床上的他来说,11年前的那场车祸发生后,生活就停止了。


对于瑞秋,她说道:“我将继续战斗,为了她(女儿),为了他(丈夫),为了我自己。”


作者:清风朗月,图片来源:网络。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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