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的“后正常时代”预算案

上周五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反映安华政府的三大改革焦点，分别是体制（减少贪污与提升行政效率）、经济（减少政府津贴与增加人民收入）和能源（减少依赖化石燃料与保护环境）。

这三个领域的改革，从安华的“后正常时代“经济学理来说，是相辅相成的。除了协助实现“昌明经济”宏愿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所定下的能源与经济转型，安华应该也希望可借此为希盟4年后打下继续执政的政绩基石。

这次财政预算案并未太多提及土著经济议程，这方面会否有重大变化或改革，或需等至明年1月政府主办的土著经济大会揭晓。

后正常时代

《2024年财政预算案》其中一个较少受关注的部分就是，安华在演讲开始时所提及的“后正常时代”（postnormal times）。这个未来学概念源自于英国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知识分子齐亚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可被视为安华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架。

安华并非首次提倡“后正常时代”概念。他早在2022年大选前就曾出版书籍，引用齐亚丁的“后正常时代”理论，来讨论大马当下面对的时代挑战，并宣扬其政策理念和框架。在当时，这被视为是安华个人的大选出师表。

齐亚丁与安华之间其实有着极深远的个人关系。安华于80年代在政坛崛起，担任教育部长期间，齐亚丁就曾任其顾问。

齐亚丁以批判的穆斯林学说著称，近年则担任后正常政策和未来学中心主任，旨在推动未来学的批判研究，特别关注边缘群体和穆斯林社会。

齐亚丁认为，当下全球人类正处于“后正常时代”，即旧时代的常识已经濒临死亡，但新的尚未确立，因此许多事物都难以理解。这“后正常时代”的变化，又与过往的时代变化不同，因为全球人类目前身处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社会，彼此互相连接又互相影响。

在“后正常时代”，任何事件都可能造成比以往范围更大（scope）、更快速（speed）的变化，同时也会直接影响上至全球，下至个人层面（scale），而且变化越来越频繁且同时发生（simultaneity）。“后正常时代”的变化非常复杂（complexity）且混乱（chaos），并充斥着矛盾（contradictions）。这可以用4S和3C来概括。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齐亚丁的“后正常时代”理论早在2010年提出。当时刚发生过全球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受到质疑和挑战。

如今，2019冠病疫情爆发三年后，全球又面对地缘政治升温（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旧经济秩序瓦解（全球生产线重组和通膨高涨），以及新科技如人工智能崛起，同时也持续受气候变化影响，“后正常时代”理论再次引起关注。

当然，“后正常时代“理论只是当下解释全球危机的众多理论之一。另一个更常被引用和辩论的概念是“多重危机”（polycrisis）。

“多重危机”一词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历史教授阿当图兹（Adam Tooze）用来解释后疫情时代全球动荡的局势而爆红，意指人类当今所面对的危机和挑战，并非仅由单一层面的危机所造成，而是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和科技发展等不同层面的危机叠加交织而成。

在大马，“多重危机”一词在今年初曾被贸工部长东姑扎夫鲁使用过。

这些理论和概念都旨在强调，全球重大问题如贫穷、财富和收入不均、气候变化、战争，甚至是冠病疫情，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而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引发或促使这些问题的发生或扩大。

因此，任何解决方案不能只是盲目信赖市场来解决，相反决策者必须更批判看待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齐亚丁更主张我们必须以伦理作为依归，并从丰富多元的人类文化汲取养分，来想象新的正常时代。后面这一点符合安华的人本经济观。

“后正常”的政策设计与风险

安华在其财政预算案演讲一开始时，即强调我们已经进入“后正常时代”，其引发的混乱导致人民受害、生态系统受破坏，以及食物供应被扰乱。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国家经济体制着手，这包括改善治理和行政制度，并消除贪污，而他所提的一个例子，就是重整利惠精英和富有阶层的津贴制度。

对安华而言，体制改革是伦理和道德问题，惟有强大的道德内在，政府才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人民的痛苦，消除贪污，减少行政官僚，并建立稳定的政治体系。他在这部分就特别提及孟子的“仁义智礼”。

安华也将政府体制素质与人民收入互相挂钩。他认为，通过解决津贴疏漏，这些收入可以分配给人民，并提升工人阶级的收入。其它相关的政策，包括增加新税务如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税，并调高服务税。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消费税目前被排除在外，因为消费税是一种累退税。若要实行，就必须扩大社会安全网和金钱援助，而安华政府似乎更倾向先解决津贴开支高昂的问题（安华就称大马的汽油津贴是全世界第三高）。

津贴重组也可与能源转型挂钩，虽然安华似乎刻意避免两者直接挂钩。持续津贴油气将会鼓励人民更依赖化石燃料，更难转型至可再生能源；而政府的选择是先重组高收入阶层的津贴，并在短期内维持对中收入和低下阶层的津贴，希望未来几年的科技发展和成本减少可以协助人民转移至可再生能源科技，脱离依赖化石燃料。

尽管安华政府的津贴重组极其有限，但依然带有政治风险。比如，政府重组柴油津贴，虽然仍保护物流业者，但依然会影响其它行业，连带影响整体物价。另外，政府也准备撤销鸡肉和鸡蛋的顶价，让其自由浮动。虽然目前全球通膨已经下滑，但在全球持续爆发政治和环境危机的影响下，物价仍有可能会随时大幅波动，最近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就是一例。

安华的演讲虽然只有8段涉及能源转型，但其中数额最大的措施，就是政府会动员金融机构提供2000亿令吉的融资，来协助产业转型至低碳经济。由于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是由政府控制，因此动员融资其实不难，其挑战在于如何带动私人企业申请融资参与转型。

在安华的“后正常时代”的经济学里面，其中一个明显缺席的，就是政治与民主改革。除了因为大马在2018至2022年期间已经实行多项改革，来巩固国会民主体系和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原因，则是安华政府担忧进一步的政治与民主改革，可能会有利于国盟挑战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