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是穆斯林就挺巴勒斯坦？马来西亚政坛对以巴冲突的分歧论战

马来西亚穆斯林社群长年以来都支持巴勒斯坦，但随着政治与社会风气变化，支持的理由亦有分歧。图为一名戴头巾的女性走过声援巴勒斯坦海报旁。图／美联社

本月初，以色列与哈玛斯展开近十数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随着以色列对加萨持续围城、加萨人道危机加剧，全球舆论除了谴责哈玛斯（Hamas）暴行外，也渐渐地更关注加萨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阿拉伯世界、甚至欧洲国家都出现不少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或是积极寻求缓解加萨人道危机的途径。

其中，马来西亚算是阿拉伯世界外，相当积极声援巴勒斯坦的国家：国内先后举办多场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由外交部管理的巴勒斯坦人民人道主义信托基金（AAKRP）、伊斯兰党（PAS）各支部都为巴勒斯坦人道救援募得相当可观的款项；而首相安华近期访问沙乌地阿拉伯的行程中也多次与沙乌地领袖、穆斯林世界联盟领袖（Muslim World League）商讨巴勒斯坦问题。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也是少有仍在护照上列明「无法在以色列使用」的国家，且至今也仍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马来西亚护照何时开始禁止在以色列使用，也没有确切资料可供作证。一般印象会认为马来西亚作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官方立场上支持巴勒斯坦、拒绝承认以色列所致。由此观之，马来西亚「自然地」声援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与锡安主义（Zionism）似乎是意料中事。

然而，若从近几十年的历史加以检视，将发现一切并非理所当然。国家政府、各政党、非政府组织间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虽然更接近外交议题，但同样深受上述各行为者在国内政治场域的互动与张力所影响。特别是在马来穆斯林政治中，巴勒斯坦问题似乎总是与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两种意识型态——马来民族主义（Malay nationalism）与伊斯兰主义（Islamism）之间的消长形影不离。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

1970年代，在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Islamic revivalism/ Islamic resurgence）影响下，马来西亚涌现许多穆斯林宣教（Dakwah）团体，包括澳尔根教团（Darul Arqam）、Tablighi Jamaat、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等。其中，伊斯兰青年运动代表的是大专院校中穆斯林学生的组织，其影响力甚至扩及政治领域，现任首相安华即出身于此，亦曾是该组织领袖。

穆斯林学生运动在70、80年代领导了马来穆斯林，无论是70年代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美国支援以色列、或是80年代抵制美货、抗议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都可以看到穆斯林学生组织的身影。除此之外，当时以安华为代表的穆斯林学生领袖，与南亚、西亚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领袖和学者有密切的关系网，能够与国际伊斯兰主义运动对话。这些关系网，亦反映在去年底安华任相时，得到包含突尼西亚领袖加努希（Rached Gannouchi）、甚至哈玛斯领袖哈尼亚（Ismail Haniyeh）在内多位穆斯林政要的祝贺。

由民间崛起的宣教运动，也为当时执政的马来穆斯林政党巫统（UMNO）带来不小的压力。马来穆斯林社群对伊斯兰愈发重视，也促使巫统必须回应。1980年代开始，由时任首相马哈迪领导的政府推出一系列涵盖司法、金融、清真产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伊斯兰化政策。

前述伊斯兰青年运动的安华亦是在此时期被「收编」入巫统阵营，成为伊斯兰化政策一大推手。马哈迪时期对伊斯兰化政策的追求，也扩及其外交举措，并具体反映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论述与介入上，如透过伊斯兰合作组织（OIC）、联合国等场域发声、于1983年在吉隆坡举办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基金会、捐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等。

事实上，自50年代马来亚独立、60年代马来西亚成立以来，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变化不大，惟差别在于其论述内涵与背景。笼统地说，或许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理由有所变化。

据Shanti Nair在其著作中分析马来西亚外交政策中伊斯兰的角色，在马哈迪任相的时代以前，巫统主导下政府的立场相对是民族主义式的，即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因此其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下称巴解）外交地位，视其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更在1984年、1990年两度访问马来西亚。这也符合巫统一直以来强调的马来民族主义、同时尝试与更彻底的伊斯兰主义保持距离的立场。

▌马来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张力

然而，随着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伊斯兰化政策等政治变迁，官方支持巴勒斯坦的论述也发生变化。马来穆斯林社群对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地位的关注，使议题增添了一层「同教情感」。因此，巫统除了强调从犹太殖民主义、西方帝国主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外，也需要回应上述的宗教关怀，以强化其作为马来穆斯林领导者、捍卫者的合法性。而其掌握伊斯兰话语权的挑战，也将来自马来穆斯林政治场域中的「老对手」——伊斯兰党。

另一边厢，在经历了70年代低潮、与巫统短暂合作失败的伊斯兰党，实际上也受到前述伊斯兰复兴运动潮流的冲击。Farish Noor在其著作伊斯兰党党史中提到，当时以城市中产阶级学生为主导的穆斯林学生运动，在国内伊斯兰议程、马来穆斯林草根的代表性上，几乎取代伊党。70年代末，随着党内宗教学者势力的崛起，伊斯兰党也更活跃于国际伊斯兰事务，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全球伊斯兰主义运动一部分之地位。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伊斯兰党高调支持同具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传承的哈玛斯，与更偏向巴解的巫统分庭抗礼。流亡的巴解在80年代末渐渐脱离本土抗争，加之积极参与90年代和平进程，被不少人抨击为腐败、投降的作为。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也据此支持唯有圣战（Jihad）才能彻底解放巴勒斯坦人的主张，并将其与国内马来穆斯林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因而事关整个伊斯兰「乌玛」（ummah）的自由与主道之落实，是马来穆斯林必须支持的事业。

马来西亚自1960年代开始即力挺巴勒斯坦。2023年以色列-哈玛斯冲突与加萨危机，许多民众也在吉隆坡参加声援巴勒斯坦游行。图／欧新社

▌在民族与宗教之外——人道主义关怀的可能

本文至此简单从马来穆斯林政治的视角，梳理过去数十年间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嬗变，以及国内政治如何与国际议题相互影响。尽管族群政治、宗教话语竞争的幽灵尚在，需强调的是，不管是巴勒斯坦问题本身，抑或是其在马来西亚所衍生的现象，都无法简化成是宗教问题，或只是马来穆斯林的议题而已。

在族群与宗教以外，仍有少数政党、非政府组织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发声。如此次冲突中，社会主义党（Parti Socialis Malaysia）即公开声援巴勒斯坦的抗争，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隔离政策；华团组织隆雪中华大会堂（KLSCAH）亦发文告谴责对平民造成伤害的军事行为，并呼吁各界对加萨施以人道救助。

前文述及由外交部管理、成立于2002年的「巴勒斯坦人民人道主义信托基金」，在其近期的移交仪式中，安华亦强调该基金仅用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助上；穆斯林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所举办的声援巴勒斯坦集会，亦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关乎宗教信仰，更关乎巴勒斯坦的人权……。

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在马来西亚的舆论中，除了族群政治的空间外，巴勒斯坦问题仍有其他被看见、听见、讨论的可能。然而，持平而论，不少马来西亚的华语舆论仍会将巴勒斯坦问题、以巴冲突视为是「马来人／穆斯林的问题」，因而忽视、甚至将对国内族群政治、伊斯兰议程的不满转嫁给认知上「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这当然能够牵扯出更深层的问题。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公众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思考，能否摆脱上述族群／宗教的幽灵，采取更普世、更人道的角度，也无可避免地取决于族群政治、媒体素养、公共空间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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