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被迫求和的“谈判官”，风险系数极高。谈拢了，八成是丧权辱国的条款，回来要被万众唾弃；谈不拢，那就更可怕了，自己的这条小命怕是要交代在那里了。
因此，当宋真宗问谁愿意到澶渊走一趟时，满朝文武无人敢应。这时，曹利用站了出来：臣愿往！
昨天的天气很好，正儿八经的好秋天，有好多可做的户外活动。
但我还是把一些时间用在了听《大宋帝国》这本书上，同时也在心里想着：赵匡胤英明神武，死时却过于仓促了，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完，该交待的事情也没有交待。如果让他知道，那个侄儿皇帝竟然那么没用，跟辽国签了个什么“澶渊之盟”，一定会连夜回来，亲手抽赵恒三百鞭子的，还得让他报数：30万两岁银，我抽你三百鞭子，够便宜你小子的了……
想着想着，就想到罗胖子的《文明之旅1029》还没看呢，就点开看了一遍，然后又听了一遍。
再然后，就擅自替赵太祖做了主：原谅这小子了，狠狠骂一顿算了。那个负责谈判的曹利用很不错，可堪大用。我说赵桓啊，这人才你可不能浪费了……
赵桓倒也听话，他在当皇帝期间，一直重用着曹利用。
公元1029年，刘太后进行了两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把两位牛气哄哄的、经常跟她对着干的大官儿给撵走了，一位是宰相王曾，另一位就是已经升到了枢密使的曹利用。
王曾的结局还好些，只是离开了权利中心，太后她老人家看不见就行。曹利用可就惨了，不断被降职不说，还在监管太监的不断冷讽热嘲中，又气又悔的，最后选择自杀了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然后，罗胖子话锋一转，详细地讲起了曹利用的“官场笔记”：
话说，曹代表出使辽国前，对萧太后的底牌是一无所知的，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宁死不屈的信念。当然，寇天官也给他下了死命令：岁币数目要是超过30万，回来我跟你没完。
于是，面对辽国君臣的漫天要价和花样威胁，曹代表咬住30万的数字不松口，还他说出了可载入史册历史的关键话语：我来谈判前，就是抱定了着必死之心。你们尽可以漫天要价，到最后啥也拿不到，我们大宋还会跟你们不死不休地打下去。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曹代表最终以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条件，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这条件，别说寇准了，就连宋真宗也是极为满意的。
此后的曹利用，官运一直亨通，做到了枢密院正使，成为仅次于宰相的武官一号人物，同时还兼任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官越做越大，但是他的臭脾气却是一点没变，依旧那么的霸道强势和不懂收敛，把上至太后、下至百官都得罪完了。
就连宫里的太监，曹大人也是从没个好脸色，心情不爽就非打即骂，丝毫不当人看。这些心理建设严重跑偏的家伙，自然是对他恨之入骨的。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有意为之的某些“行为艺术”。入殿奏事时，刘太后看得真真的，这位曹大人竟敢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束腰。太监们不会放过任何诋毁曹利用的机会，偷偷对刘娥说：“太后您看，当年先帝在时，他可不敢如此这般无礼的。”
当所有人目标都指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距离倒大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1029年，刘太后终于逮住机会，撤了曹利用的枢密使一职，又一再降他的职。他也总是走在出任小官的路上，被他欺负惨了的太监们乘机下了黑手，逼得他不得不死。
在分析曹利用人生悲剧的根源时，罗胖子说：这就是宋朝武选官制度的最大弊端。在宋朝，武选官是介于文官和武将之间的特殊官员。官二代们不想参加科举时，可以先出来当武选官。武选官首先是皇帝的家臣，然后才是政府官员，其权力和地位完全依赖于皇帝的私人信任，即所谓的“单维生存者”。他们只需要、也只能对皇帝绝对忠诚和依附，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身居高位，但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和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一旦失宠，立即就会陷入绝境，再无翻身的机会。
对于现代人而言，就是避免做曹利用之类的单维生存者，不能过度依赖单一方面的资源，应该多元发展、独立思考与判断、做强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