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以来，二胡音乐在风格、题材等方面的拓展是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继承弘扬的标志之一。在此过程中既注重了传承保留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因，又尽可能地吸收了外来音乐文化中有利于我们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在中外音乐文化剧烈碰撞的今天，本文期望从建国以来二胡艺术发展中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和此阶段二胡艺术的创新这两个方面对二胡艺术在现阶段和将来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建国以来；二胡艺术；传统；继承；发展；创新
当今，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快捷，各种现代文化及其艺术类型的不断涌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
艺术的民族特征的保持与动态发展是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如何传承发展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如何将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精华展示出来，让世界能够听出这是中国的声音？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展有利的东西？如何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艺术的同时，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传递下去？这种“动”、“静”关系的合理处置，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艺术来源于生活，社会发展总是赋予艺术不断发展的使命。本文涉及的二胡艺术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作品是最能反映音乐艺术的发展的。纵观中外音乐史，每种音乐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无一不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而决定的，可以说，对传统的继承与开放性的发展是本土艺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二胡艺术正是因为有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二泉映月》等既极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神韵及丰富的创作表现手法，又借用了“它山之石”，因而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丰碑。
民族艺术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总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它具有本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并以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所追求的艺术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并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
二胡艺术本身的独特性便体现出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某些特征[1]。二胡音乐在风格、题材等方面的拓展是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继承弘扬的标志之一。在此过程中既要注重传承保留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因，又要尽可能吸收外来音乐文化中有利于我们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在作品的创作、演奏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二胡教育以及人才的培养方面，抑或在二胡制作上的改进、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中外音乐文化剧烈碰撞的今天，本文期望从建国以来二胡艺术发展中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和此阶段二胡艺术的创新这两个方面思考二胡艺术在现阶段和将来的发展。
一、建国以来二胡作品在创作主题、题材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二胡艺术的民族特色，首先体现在其题材上。而传统二胡艺术与现代二胡艺术在这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于不同生活的不同感悟而对题材与主题的不同选择。究其实质是由于新中国前后整个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变而导致的。因为艺术创作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其主题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任何作品都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创作题材和主题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作品一般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在乱世中的彷徨无助，对家国山河破碎的痛心和对和平的向往等。典型的例子如《二泉映月》，题材上就紧贴阿炳所处的现实社会。（二泉映月中的“二泉”就是江苏无锡的惠山泉，世称天下第二泉），杨荫浏等前辈以二泉和月色辉映的情景为阿炳的这首乐曲命名，使听者更易随着阿炳的乐声进入水清月冷的意境，去感受那时的世态炎凉和顽强的盲艺人阿炳坎坷的人生。冷清的月夜中，作者的那种孤寂、同命运抗争的激情和对社会不平的倾诉在音乐中深刻地表现出来。而这种“悲凉”题材，与当时中国社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本身遭遇的苦难息息相关，其情贴近听众，自然、真切。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二胡创作的主题和所反映的题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更多地取材于充满勃勃生机的生产建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与歌颂和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在这个时期，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新作品是《山村变了样》、《江南春色》、《河南小曲》、《一枝花》、《三门峡畅想曲》、《赛马》、《奔驰在千里草原上》、《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战马奔腾》等令人热血沸腾或心旷神怡的作品。即使是《豫北叙事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虽有“悲情”成分，但豪迈向上的情绪仍是其“主旋律”（当然，在这个时期，为激发人们对新中国的热爱，让人们记住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产生了移植改编的以控诉黑暗旧社会为主题的著名二胡曲《江河水》）。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二胡音乐的创作题材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二胡作品以多元化的趋势出现，大大拓宽了二胡的表现力，极大地丰富了二胡演奏的曲目。如作曲家刘文金的《长城随想曲》中凝聚的民族自豪感使二胡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异彩。《长城随想曲》由四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关山月》中乐曲一开始，在空旷的钟声和朦胧的背景音调中，乐队奏出宽广雄伟的乐曲主题并贯穿全曲。随后二胡深沉而庄重的旋律，犹如人们漫步长城，心潮起伏发出的感慨。这种题材的创作，也只有在伟大的新中国，在崭新的改革开放时代，才能激发起作曲家如此豪迈的创作激情。因此，可以说，题材的民族性与现实性，是中国二胡艺术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建国以来，二胡作品创作中表现的新题材，展现了新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
二、在创作技法及演奏技巧方面的继承与创新
传统二胡音乐音色深沉韵味绵长，擅于表现缠绵或悲哀的情绪，比起提琴的灵动、钢琴的凝重、笛子的悠扬，二胡的韵律别有一番风味[2]。中国二胡艺术在艺术形式上与西洋的音乐迥然有别：西洋音乐艺术以丰富的“多声思维”为主；声部丰富的交响乐自不待言，即使是小提琴这样的长于抒情的拉弦乐器，也经常运用双弦乃至多弦的演奏技法展现其和音、复调效果；而二胡音乐，则极其充分地体现出中国人的“线性音乐思维”。这种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艺术形式，，深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以中国听众的审美需求为其艺术追求。其风格的形成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span "="" style="user-select: auto !important;">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植根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二胡的艺术风格，大都是亲切自然、蕴藉婉约、韵味醇厚、微妙传神的。这与提琴曲的热情奔放、夸张外露，钢琴曲的深沉厚重、雄浑博大，长笛的浪漫秀丽、清新典雅，吉他的跳跃灵动、颗粒轻盈等不同艺术的民族风格，恰成鲜明对照[3]。
建国前的二胡曲，如刘天华的首部作品《病中吟》中，作者把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4]，人生顺逆的感叹，逆境中的挣扎和走投无路的痛苦，都倾注在乐曲中。但这并不是一首绝望的悲歌，而是有所期待的，其用音乐表达出感人至深的内心独白，风格上如泣如诉、缠绵委婉。十二度的下行滑音、造成了一种肝肠欲断的悲恸效果，全曲在宛如痛苦呻吟一般的颤音中结束。将作者的悲哀和抗争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建国后的二胡音乐创作，较好地继承了传统二胡音乐及刘天华以来的二胡音乐创作及演奏的技巧，在旋律发展等多种表现手法方面使二胡这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乐器的表现力又大大地得到了拓展。早期的《山村变了样》、《花鼓》、《赛马》、《赶集》、《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在二胡音乐创作技法和演奏技巧的继承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对本民族特有的音乐语言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新的创作手法及西方协奏曲的结构观念，使二胡的演奏技术与表现性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二胡音乐创作以及演奏技法的借鉴方面，又获得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以本民族特色为基础，不同程度地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方法创作而成的二胡代表作有《长城随想曲》、《战马奔腾》、《葡萄熟了》、《洪湖人民的心愿》、《蓝花花叙事曲》、《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等等。鉴于新的表现内容的需要，技法上更多地借鉴了小提琴演奏技法：弓法如跳弓、顿弓、连顿弓、颤弓、抛弓等；指法如移指换把、高把位的频繁使用等；曲式结构上也有新的突破，如对西方曲式结构观念的借鉴和采用；并发明了双千斤二胡，扩充了二胡的音域范围，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为二胡增添了新的艺术内涵。同时，也移植了些别的器乐独奏曲（如《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和国外的器乐曲（如《流浪者之歌》等），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的二胡艺术。全新创作的《战马奔腾》，不仅大量借鉴了小提琴的各种弓法指法技巧，更创造了一种新的运用弓毛大幅度刮弦技巧，将听众带入了一个热烈奔放、如火如荼的场景；如此等等，都为我们的民族艺术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个新的尝试与契机。
三、建国后二胡艺术的传播、传承方式的改变
新中国建立后，二胡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新中国建立前，二胡很难登上正规场合进行演出，甚至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二胡只是街头卖艺人的演出工具而已，而且其传承方式在民间也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很多优秀二胡作品（包括民间艺人华彦钧的二胡乐曲）被灌成了唱片，通过电台播放，得到广泛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录音机、电视机等的广泛使用，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大大促进了二胡音乐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各艺术院校普遍都设置了二胡专业，并适度借鉴了西方以练习曲为准备阶段的教学方式，编写了大量有民族特色的进阶教材，教学过程更具理性化、科学化特征。
四、建国以来涌现出了大批的二胡音乐创作、演奏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二胡创作与表演艺术人才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进程迅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建立后的二胡曲目大大超过了之前数百年曲目的总和,涌现出了以刘文金、黄海怀、张晓峰、王建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二胡音乐作曲家。表演艺术人才方面，解放前只产生了阿炳和刘天华、蒋风之、刘北茂等少量的有代表性的二胡演奏家；但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涌现了张锐、张韶、王乙、闵惠芬、王国潼、蒋巽风、蒋才如、张强、舒昭、黄海怀、安如砺、陈耀星、宋国生、宋飞、姜建华、于红梅、严洁敏、陈军、邓建栋等一大批二胡教育家和演奏家；作品与演奏家数量较之建国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五、结语
在二胡艺术漫长的发展阶段中，如果说，刘天华和阿炳的出现，使得传统二胡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二胡艺术方迎来了它的真正脱胎换骨的第二次生命、第二个春天——一大批年轻的二胡艺术家大量颇具想象力、创造力的成功之作，将我们带入了一片全新的境界。这些新的作品与新的演奏技法的出现，几无例外地采用了群众喜闻乐听的音乐语言并加以变化发展；并与现实生活密贴，紧跟社会节奏，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他们在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中，选取最富于时代意义的题材，并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吸取营养，将其发展变化成特有的二胡音乐语言。类似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惟此，二胡艺术的新的创造才经得起听众与现实的检验;惟此，其潜在的价值才能为听众与现实所接受,从而转化为新的社会效应。此外，传统曲目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广泛传播，也为二胡艺术的新生创造了开阔的前景：本来只能口耳相传的东西通过现代的技术可以长久保存下来，使之造福子孙后代、造福未来，其功德是不可限量的。
必须引起警醒的是：我们在广泛借鉴外来文化“改良”二胡的同时，丝毫也不能忘却二胡这件乐器的民族性特征，往后应更深入地挖掘二胡的民族性特征。使其在传统与现代这个“天平”上，既凸显二胡艺术的传统特色，又能使之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这其中大有学问，值得我们慎重思考。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使得二胡变得不中不洋，否则，将会欲速不达，甚至事与愿违，断送其大好前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整个世界将越来越象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日趋频繁。
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各国各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已经在所难免。而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基因，真正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恐怕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二胡这件乐器及其创作，无论怎样改良，怎样借鉴外来乐器及其创作经验，都不能以丧失其本民族特色为代价。比如，二胡之二弦，不能改良为四弦而与小提琴“接轨”，那将不成其为二胡；二胡的作品，也必须以本民族特色的音调为其生命之源，《卡门主题随想曲》那样的改编曲，不能使之成为二胡音乐创作的主流，而更需要我们在本国、本民族的传统土壤中去吸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只有如此，我国的民族音乐才可能永远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参考文献：
［1］牛苗苗．从秦地戏曲音乐论秦派二胡曲的风格［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4）.
［2］李荣芝．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解析及其演奏处理［D］．首都师范大学，2004.
［3］万欣．二胡乐曲创作发展脉络及展望［D］．首都师范大学，2004.
［4］许叶蓁．刘天华二胡教学活动的初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4.
来源：中国音乐（季刊）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