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冬天，北京胡同里的箭厂空间顺应时节地变成了手工编织帽的精品店，作为艺术家胡尹萍的个展项目。橱窗展示的65顶帽子看起来款式各异手工精心编制。但你可不要误会了，胡尹萍并不是另一个以编织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尽管编织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特色的劳动。事实上，胡尹萍展出的帽子出自她住在四川小镇上的母亲之手。胡的母亲平常织毛线用来打发时间也挣点小钱。胡尹萍这次展览叫做“小芳”，这个名字是胡尹萍给一个虚构的中间商取的，让她朋友扮演，用来收购她母亲的帽子。艺术家的项目是整个虚构身份，买帽子，与母亲沟通，收藏母亲的编织物的全过程，而箭厂空间里的帽子只不过是这个项目的可以被当代艺术展览系统接纳的一些副产品。
胡尹萍个展 “小芳”， 箭厂空间，2016
艺术家在展览文稿中提到，项目的初衷是自己对母亲卖出的低廉价钱感到震惊。胡也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提到，她母亲织一顶帽子只能赚一块八毛钱。这还是在她买最差的毛线把成本降到最低的情况下能达到的利润，因为中间商给的价钱不考虑毛线的成本。当然这些毛线帽本身就是面向低端市场，卖的便宜，不需要考虑设计或者质量，管用就行，灰不溜秋的，灰色也基本是低端老年服饰的主导色，这些帽子就是一般所谓的“老年帽”，似乎“老年”一词足以告诉你它的所有属性。在艺术家母亲居住的小镇，织这种老年帽的不止胡的母亲一个，很多年龄相仿的阿姨也在织。
她们的时间在劳务市场上非常不值钱，胡尹萍惋惜道。确实这些织毛线的小镇女性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在普遍需要长劳动时间高劳动强度和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劳务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胡尹萍的母亲九十年代从国营工厂下岗之后，就基本再也没有过正式的全职工作了，经常在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之余做一些临时小工来贴补家用。织毛线帽只不过是她平常做小工的一种而已，所以也不会特意跟胡尹萍说起。胡尹萍会注意到这件事纯属偶然。某次从北京回家，看到家里角落里堆着一些麻袋，觉得奇怪，问起她母亲，才知道那是满满一麻袋灰不溜秋的毛线帽。母亲一整年的时间，刹那间具象地呈现在胡尹萍面前。胡尹萍感到十分难受，母亲的时间就这样被收割了。后来胡尹萍进一步了解到，她母亲其实已经织了好几年了。收购帽子的中间商一年来一次，但是也说不准他到底来不来。
但脱开艺术家的主观出发点来讲，“小芳”本质上是对现有的人力市场价格逻辑的一种反叛，虽然这种反叛出于爱，虽然这种反叛依然采用了购买劳动力这一典型市场操作。但我们不要忘了，只有爱，或者说利他主义，才是反对资本自我逐利逻辑的根本原动力。胡尹萍打破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的机制，作为劳动力的购买方却把定价的权利交出去，交给劳动的出卖方。这里没有资本主义逻辑下对劳动质量、数量和时长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想工作模式：母亲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任何时间以她任何想要实现的方式去织帽子。
当然艺术家本身也惊讶于这种理想工作模式所带来的变化。项目本身成了马克思的自由劳动这一哲学理念的教科书式演绎。胡的母亲在这种自由劳动中不仅激发了创造力，与她的经济能力同时增长的还有自信和社会地位上的改变。在一个传统的父权家庭里，母亲获得了某种发言权。
这种改变首先源自于生产原料质量也即毛线质量的改变。“我母亲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毛线”，胡尹萍略带感伤地说道。但原材料质量的提升就已经能让母亲感受到自己劳动价值的提升。她觉得这样的毛线值得织出更好的帽子。时间和想法上的投入，就让织帽子再也不是一项枯燥的重复简单劳动。她现在要想每顶帽子的花色样式，还要打了拆拆了打，不合适要改。就像我们在箭厂空间看到的，帽子形态各异，有带球球的贝雷帽，带花的大帽檐，时髦的渔夫帽等等，总之一眼望去比灰灰的老年帽多了太多创意和时尚性。
胡尹萍 “小芳” 2016
胡尹萍津津乐道的还是母亲自己的设计，比如“风雪帽”，可以将人的脸过得严严实实地，用于应付北京风雪交加的冬天，灵感来自母亲的北京之行。从跟母亲的交流中，胡尹萍感受到母亲定价的标准是花的时间、编织技艺和花的心思。她最开始的基准是卖老年帽时候的一顶一块八毛，但慢慢地她觉得自己的劳动值得更多。一顶费时费力的帽子可以要价到上百。在一年的时间中，母亲就邮寄了大概300多顶帽子给小芳。
这些帽子带来的稳定收入也让母亲觉得有底气从家庭私事里走出来，也许还能撑起家里的门面。胡尹萍的母亲开始用自己的名字收发快递。要知道以前无论是胡尹萍像家里寄东西，还是母亲最早给小芳寄帽子，用的都是胡的父亲的名字，因为似乎在这个家里，父亲才是主外的一家之主。还有就是父亲有单位，邮局的人也知道父亲这个人，但可能不大知道母亲的地址，所以操作上来讲，寄给父亲也更可行。我们看到在四川这样的小镇，即使市场改革过去了这么多年，社会生活其实还是以单位为中心。胡尹萍的母亲因为没有单位，所以社会存在感很低。但现在胡尹萍的母亲有了跟外面的经济联系，她终于觉得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去处理这些经济关系，建立自己的社会存在感。
胡尹萍这种对理想工作的热情也延续到了她2018年的项目‘玲姐你真棒’。通过一次艺术家驻留项目，胡尹萍认识了玲姐，一个坚持不用除草剂种大米的农民。玲姐的这种坚持意味着她要自己手动除草，又累又费时还不能保证高产。但这种倔强和“多余”劳动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玲姐家的米饭比其他人家的都香，这也引得胡尹萍发问进而才了解到玲姐的独特坚持。玲姐还带胡尹萍去看了那块不大的水稻田。某一瞬间，胡尹萍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觉得想跟玲姐一起做点什么。“我要将她从那块田里解放出来！我想到我自己要这么做的时候非常激动”，胡尹萍回忆道。这个项目又采用了一种经济交换的形式，胡尹萍跟玲姐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上写到玲姐在这块地上不能种任何食物，除此之外她可以种任何东西。作为补偿，玲姐将获得她原本种水稻卖米可以得到的年收入（按通货膨胀率每年上调）。合同为期十年。胡尹萍高兴地说：“第一年，玲姐让她老公在这块地里种了花，然后送给她自己。这太浪漫了，比我想象的浪漫多了。”相比于小芳，玲姐这个项目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理想工作，对把人们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意向。胡尹萍自己用到了‘解放’和‘自由’这样的意向，而且让玲姐获得自由这样的想法让她激动不已。
而在小芳这个项目的二期，胡尹萍也将更好的工作环境带给了其他织毛线的阿姨，这些阿姨其实也差不多是跟她母亲一样从国营工厂里下岗的。虽然项目的扩大让胡尹萍承受更多的经济压力，因为要给更多的阿姨支付高于市场的劳务费用，但胡尹萍尽量维持这种价格合理，鼓励创作，给予劳动充分尊重的工作环境，虽然这种理当如此的工作环境在我们今天高度内卷的资本主义之下显得如此乌托邦。
其实胡尹萍像很多中国艺术家一样，不是理论驱动型的，她们很少从一个概念出发去实践。胡尹萍并不追求某种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在与她的访谈中我会发现，她对理想劳动的执着其实源自于社会主义时期国营工厂的模糊记忆。她出生和青少年时期，中国尤其是内陆地区依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尾端，虽然社会主义的记忆现在似乎已经无人提及。胡尹萍记得她小时候是被妈妈带去工厂，然后阿姨们轮班休息时候就会照顾她陪她玩给她喂饭。那个时候在同一个单位的职业女性似乎共享了保姆的职责，因为大家可以把孩子带去工作单位，相互照顾。所以也就不难理解，那种社会主义式互帮互助的利他主义在胡尹萍心中依然留存。与这种小时候的温情相反的，却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对她家庭的迷茫与困苦。由于父母下岗，需要在这个社会中重新找到位置，这很难不对家庭产生负面的印象。所以某种程度上，胡尹萍的工作乌托邦像是对国营工厂的缅怀。她经常还会给阿姨发发东西，就像以前的单位一样。“过去单位发东西我们总是很开心，并不是这些东西多贵了，但大家就是很开心”，胡尹萍说。也许这样的方式也能让阿姨们感受到类似于单位大家庭一样的安定感吧。
霖公子
英国国家学术院博士后
剑桥社会学博士，主攻艺术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