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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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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1《工作美学》，邵沫晗：
《工作美学:艺术、劳动与资本主义》（Danielle Child, 2019）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具有启发性 的书。作者以劳动为视角描绘了一系列当代艺术行业中的后台角色（或前台角色的幕后时刻） ——艺术制造商，产能工作室，作为项目经理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和行动艺术的中雇员/志愿者 ，以及数字项目中的虚拟参与者。这些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受当代经济和文化所塑造的艺术生产中，从系统中获益，或为其所惑。其中有关艺术制造的内容尤其呼应着我的日常工作。作者从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去技能化思潮讲起，通过Lippincott Inc.和Mike Smiths Studio 等具体案例述说了代工厂和工作室如何出现和发展，如何成为艺术家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并就此改变了艺术生产的基础逻辑。书中艺术家与厂商之间的早期合作的细节依然是今天 艺术生产工作的现实，比如艺术家如何将作品方案转变成数据和图纸以交付工人进行制造，或艺术作品如何像商品一样由流水线上的不同车间产出的不同部件组装起来，以及技术顾问如何促进创意想法和制造场景之间的对接。对这些现实的关照揭示出资本和光晕之下的物质、 人力、技能和情感的编织，同时也发出提问:不同的艺术工作者如何在这样的编织中自我定位 ，又各自追求怎样的价值呢?
作为一名当过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艺术技工，我使用各种材料和控制电路进行动态、交互和自动化的创意设计与制作，以支持艺术人群在创作和展示方面的技术需求。同时作为研究者，我关注创意行业中不可见的物质性/非物质性投入，思考工作者如何在材料、技术、劳动和知识的复杂网络中栖身。
（文/ 邵沫晗：技术员，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策展专业和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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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2 "马克思论劳动"，张霖芝：
我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次线上活动，我负责带读马克思有关劳动的文本。我们深入研读了《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我选择重新审视马克思劳动的概念，因为他的理论，深耕于德国哲学传统，对劳动和工作的政治经济学最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根植于他的人类学观点，即人类是homo faber，也就是创造性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形象常常被视为理想的自由无异化劳动的原因。因此，通过重访马克思的初始概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劳动的本质。
我自己的研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追求，或者只是一份工作；它已经成为我世界观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动力来自于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有尊严和有价值的工作，使他们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希望首先我自己能够实现这一理想，并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实现这一理想。
（文/ 张霖芝：在剑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最近在英国学院博士后奖学金的资助下完成了考陶德艺术学院的博士后研习，目前仍是该学院的研究员。她的研究考察了中国高压工作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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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E4 Hope Labour，刘若曦：
通过哥本哈根商学院学者Ana Alacovska的两篇创意劳动研究相关的文献， ‘Keep hoping, keep going’: Towards a hopeful sociology of creative work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跳出了创意研究的惯常研究区域（西欧福利国家），从现代东南欧社会的案例出发，试图了解创意劳动/文化工作者及其社群更为细节的切片，也试图对这一群体对危机和不稳定性的应对提供了更多样化的理解。通过这两则研究，我邀请大家一起思考创意劳动/文化工作中的不稳定性（precarity）和希望（hope），重新审视那些文化和艺术工作惯常和不常被关注的特点与面向——包括非正式性、临时性、出于志愿、基于灵感、巧思、与天赋、追寻意义感、人际与社群的关注。我们要如何在识别文化和艺术工作中的危机和不稳定性的过程中，辨认文化和艺术工作中的主体性，探索希望的可能？又如何避免希望不会成为盲目乐观的陈词滥调？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调查个人主体性和基层创造力在受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的表现。在我名为《独立的意义：自雇文化工作者的不稳定性和替代性》的博士研究中， 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期间，我在景德镇和广州的独立文化工作者及其社区进行了民族志田野调查，这些社区代表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背景。我的目标是在威权政权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剖析后社会主义中国景观中的“个性”、“创造力”、“自主性”和“自给自足”的概念。我的工作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和创意产业、其中的工人及其社区，为中国基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人能动性和自给自足提供新的视角。我的研究和生活实践以不断寻找“替代方案”为指导，并致力于打破学术界和行动者之间的障碍。
（文/ 刘若曦：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她关注社会和政治限制背景下人们的个人能动性和草根创造力。 她在博士项目期间研究了当代中国的独立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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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5"复制与创造"，田嘉毅：
为什么复制与创意水火不容？在这一节读书会中，我们共同阅读了Winnie Wong所作的Van Gogh on Demand: China and the Readymade一书。这部作品聚焦于中国南方的大芬油画村的画家们，这些画家一度以临摹西方经典油画作品为生。通过话语分析和在大芬村的民族志研究，Wong表明那种二元对立的“复制/创造”话语是由政府、媒体和观念艺术家共同制造的，它展现出大芬画家从缺乏创意的劳动者转型到创意艺术家的过程。然而，与此同时，大芬画家实际上的工作方式恰恰与“真正的艺术家”一致，他们的工作由此解构了那种二元对立的话语。Wong的研究引领读者反思创意是如何被定义的，尤其是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剧变的背景下。
我自从2019年夏天开始与一些大芬村画家共事。这个时间点对于我的观察意外地重要——到那个夏天为止，当地政府牵头的大芬村环境整治终于告一段落，其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把所有过道中的自建空间全部拆除。许多大芬画家曾经以低廉的成本租用这些狭小空间，把它们用作自己的工作室和画廊。拆除这些空间意味着许多画家不得不搬到其它地方，甚至直接退出这一行业。而那些能够留在大芬村的画家则往往都有更高的绘画水平和更强的经济能力，他们中许多人还拥有自己的画廊，并参与各类展览。换言之，今天大芬村的图景已经与Wong所描绘的复制画生产的产业大不相同。然而，很遗憾的是，那种“复制/创造”的二元对立以及“转型”叙述仍然盘踞在许多画家和当地政府官员的观念中。那么如今，大芬画家如何构建自己的创意呢？
（文/ 田嘉毅：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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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S3 艺术与反思劳动，王几：
对我来说，研究艺术和劳动是一个不断协商身份和位置的过程。最初，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实习生、一个哲学系学生，我会好奇“艺术自律”等理论神话如何反作用甚至遮蔽艺术领域的现实劳动实践。我的研究主要是结合马克思劳动理论和意大利马克思自治主义学派对“非物质劳动”的讨论，考察如何将发展下的当代艺术重新置入劳动理论的图景：为何艺术常常不认为是劳动？谁是劳动主体？进行什么样的劳动？它在各环节如何分工，如何分配？如何评估其中的劳动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我在Slade进一步展开当代艺术的创作实践，我的作品主要关注流动性和身份，如何处理无辜的尴尬，在一些小漏洞中松动一个更大的系统。研究中我也开始聚焦一些处于艺术和工作/劳动的中间地带游走、发生重叠的作品，包括李燎去富士康打工（《消费》，2012）、芬兰艺术家Pilvi Takala在德勤会计事务所办公室发呆（《实习生》，2008）、葛宇路替扉美术馆员工上班（《假日时光》，2020）、德国艺术家Maria Eichhorn给Chisenhale画廊员工放假（《5 weeks, 25 days, 175 hours》，2016）等。他们隐藏或以艺术家的身份在场，各自回到传统福特主义工厂、现代企业和艺术机构的劳动场景中，这种交叉的身份带来了什么特殊的视角？引入了什么与原有工作场景不同的逻辑？我试图在这样语意丰富的双重曝光下进一步拆解艺术和劳动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对比这些作品的时候不禁感慨，尽管都是艺术家进入劳动场景的作品，但是中国艺术家们的方法常常是身体力行的：自己也去工厂打工、送外卖、美术馆贴发票，通过具身接受特定体制、系统的规训，实践异化的劳动，再通过呈现规训痕迹而使得这种不合理显现。而欧洲艺术家们似乎做作品也不愿意委屈自己，会席地而坐然后反问，我啥都不做怎么就不行呢？不由想起日剧《重启人生》里对东亚性格的刻画，作为小职员的安藤樱死了来到投胎重生的柜台，第一句话还要说“私密马赛”。这种工作的惯性源自某种东亚性或者中国的特定国情体现，还是某种全球化分工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所造成？
结合这点观察，以及在Anartist读书会中对读篇目的启发，回溯当代艺术之初的关键历史节点，意大利理论家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曾热切赞美杜尚和现成品中所蕴含的“懒惰”，认为其指向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劳动实现的人类观。然而，最近好奇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还拥有对懒惰的想象力吗？“想象力”不仅是抽象的幻觉，而更植根于一代人经由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形成的普遍逻辑，评估着提出替代性方案的潜力。如果无法想象对劳动的拒绝，那我们也许也很难操作对劳动的拒绝。在中国的劳动语境和当代艺术中，我们又可以如何想象“懒惰”？
想分享对一点讨论艺术领域劳动的集体的考古，这些组织曾在2010-2015期间活跃，于2019年左右停止活动。胡萝卜工人大队（Carrotworkers' Collective）是一个由伦敦的艺术和文化工作者成立的组织，名称生动借用了驴追着胡萝卜工作的形象，从具体的志愿工作、实习工作、无偿劳动的工作状况开始，专注于探讨艺术劳动和文化生产中的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的自出版《幸存实习——艺术领域无偿劳动的反面指南》 ，是一个免费在线分享的工具包，其中不仅包含在理论上进行自我教育的推荐篇目，也分享了诸如如何签订合同、抗争无偿实习等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写作模板。在该组织基础上成立的不稳定工人大队（Precarious Workers Brigade）则将反思从艺术行业的具体工作扩大到了不稳定工作状态本身，并团结其他一些具有不稳定特质的行业和组织。
这些平台是关于艺术和劳动非常丰厚的学习资料库。然而与此同时，虽然所质询的劳动问题似乎从未缓解，仍然是紧迫的现实状况，但这些曾经蓬勃的组织却只是昙花一现。留下的网址像一个遗迹，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斗争状况，有些甚至已经打不开。这些讨论在英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的浮现也许是紧缩政策和占领运动的浪潮在艺术领域泛起的波澜，然而也留下历史文本让我们思考哪些讨论已经产生又是什么背景导致他们纷纷退场。
（文/ 王几：居住在伦敦的艺术家和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媒体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