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顾心怡：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年代问题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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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6 16:50
北京
文章回顾总结前人学者对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年代问题的见解，综合已知碑刻史料、20世纪50年代现场勘查记录、近两年新发现的现状痕迹、近期转轮藏部分木材样品碳十四测年结果，以及隆兴寺转轮藏的风格和结构特征，分析其现状的多重历史时期痕迹，重点辨认部分元代及以前的结构构件并总结相关修缮规律。
0 引言
1 基于风格的隆兴寺转轮藏年代分析
2 墨书、墨线所反映的转轮藏历史
3 结合碳十四测年推测转轮藏主体结构的部分修缮史
4 转轮藏历史照片和坑缘条石现状反映的清代地坑样貌
5 总结：隆兴寺转轮藏现状与历史修缮背景的关联
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是我国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转轮藏，也是北方地区留存的唯一一座元以前转轮藏，位于寺内大悲阁西配楼转轮藏殿内一个直径7米、深约1.4米的圆池中，总高约11米。参照《营造法式》（后称《营造法式》或《法式》）相关制度及术语，可将这座转轮藏自下向上分为帐坐、帐身、腰檐、平坐、顶部五个部分。隆兴寺转轮藏依靠中心立轴伸出的悬臂梁支撑，所有荷载落在立轴底部的铁石转轴构件上。在千年持续使用的过程中，这座木结构转轮藏经过不同时期的重修，虽已有部分构件散佚，至今依然集多种风格的构件于一身（图1～图3）。隆兴寺转轮藏的现代学术研究始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20世纪早期的考察。1934年和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后称营造学社）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带队现场考察了隆兴寺转轮藏，他们从风格角度对转轮藏的年代提出了和关野贞不同的看法。1957年，转轮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一次大修，时任转轮藏工程总负责人的余鸣谦勘察记录了转轮藏殿和转轮藏当时的情况，以及相关墨书题记、钱币等线索，并以文字材料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作出了初步的修缮史分析。2011年，赵献超基于2009年8月北京大学的现场考察、测绘，撰专文详述隆兴寺转轮藏现状，并注意到常盘大定、关野贞著作《中国文化史迹》中转轮藏旧照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在综合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风格分析成果的基础上，基于2020年以来现场勘查和碳十四测年的新发现，从现场痕迹、测年情况、构造和加工特征、风格特征及史料分析多角度入手，以当下的建筑史认知进一步剖析隆兴寺转轮藏的年代问题，同时考察勘察中引出的新的修缮史线索。虽然隆兴寺内现存大量相关碑刻、经幢，历代留下不少诗文，清代也有相关方志和《敕建隆兴寺志》留存至今，但其中与转轮藏殿和转轮藏的修缮相关的只有三通碑刻，分别为现立于殿内抱厦北次间的清顺治十六年（1659）《重修轮藏阁记》碑、南次间的元延祐元年（1314）《舍财施永业地转大藏经功德记》残碑，以及经余鸣谦研究发现应与转轮藏补修相关的慈氏阁内抱厦南次间的蒙古大朝宪宗九年（1259）《重修大龙兴功德记》碑。其中清碑所记为清廷官方的一次可能规模较大的针对藏殿的修缮，碑文录有大量相关官员姓名。至今尚未发现关于转轮藏殿和转轮藏始建时间的文字记载，因此已有始建年代研究只有基于风格史的断代，难以更进一步。现场观察并结合历史照片可见，隆兴寺转轮藏帐身部分虽然与《营造法式》规定类似，设置了内外两圈柱，但没有内外槽之分，且外柱不落至地面，而是落在帐坐顶面的坐面板上。因此，整座转轮藏的荷载全部传递至中央的立轴，转轮藏整体皆可转动，而非《营造法式》规定那样只有内槽部分可以转动。我国现存的转轮藏实例都是整体可以转动的形式，这与《营造法式》规定的只有内槽以内的转轮部分由立轴承载不同，而与《五山十刹图》所载南宋镇江府金山寺转轮经藏图更为相似。从《中国文化史迹（卷八）》（后文简称《史迹》）照片看，当时内圈柱之间有隔板墙，将里侧空间隔成八个平面梯形的部分，同时遮盖了插有大量悬臂梁的立轴。东面（正面）的梯形空间内设置了佛坛与佛像（图1）。作为整体转动式转轮藏，与外圈柱下不超过帐身相应，帐坐表面饰板的位置也就不像《营造法式》所叙述的那样对位内圈柱缝，而是如《史迹》照片所示，对位于外圈柱。帐身内圈柱顶也并未如《法式》制度所述做出铺作，而是直接与内部的一组井字梁交接，帮助支撑外圈的平坐和顶板。平坐以上部分不仅与《法式》记载不同，也与已知南宋遗构、《五山十刹图》镇江府金山寺轮藏式样不同。平坐铺作之上没有天宫楼阁，而是设置一圈山华蕉叶版和简单用木板覆盖的圆形檐口、八边形屋面的直坡攒尖顶。对比《史迹》照片，如今转轮藏本体外圈柱上的缠龙、柱间的钩阑，垂莲柱间小额枋中央的云纹框明镜，帐坐外表面的花板，以及地坑边缘压阑石上的钩阑都已经丢失。而自外柱顶的阑额以上，大部分构件都是依照旧样翻新重做的，使用了从未涂过油饰彩画的崭新木料，只在铺作中保留了少量带有彩画的老构件（图4，图5），这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大修的结果。1918年关野贞到访时，转轮藏殿内的云形悬塑尚且完好，左右壁下的带有山花蕉叶的帐龛中陈列有十六罗汉像。他在《中国文化史迹解说（第八卷）》中认为，“轮藏正面左右上部做出两菩萨乘云降下的形象，手法甚美，有宋初余风”。虽然注意到了大木作用料雄大的早期特征，但关野贞还是认为室内陈设的轮藏、十六罗汉及其帐龛都像是清初顺治年间物。结合清代隆兴寺的整体修缮活动看，20世纪50年代大修以及民国时期大悲阁及两挟阁重修之前，大悲阁院落中的楼阁建筑都表现为清代加装上层副阶后的风貌，使之整体观感更似清式楼阁。从《敕建隆兴寺志》中记载的各殿宇陈设用具和造像配置也可看出康乾时期隆兴寺整体翻新包含统一装修、布置室内。因此，清代修缮转轮藏时必然也要考虑到将其外观风格作统一化处理，使之向清代风格靠拢。举例而言，在《史迹》照片中可以看到，转轮藏顶部的山花蕉叶板和旁边罗汉像帐龛上的山花蕉叶形象一致，帐身雀替样式也与罗汉像帐龛所用一致，并且与隆兴寺清代所建戒坛相同（图1，图6，图7）。这种风格化处理后呈现的外观特征可能是关野贞作出年代判断的直接形象依据。至于具体到顺治年间，当是由于在他考察时能够明确的清代修缮活动只有藏殿内的顺治重修碑。20世纪30年代，营造学社与河北省及各县政府合作调查河北境内古建筑，其中包括1933年4月梁思成带队的正定调查，及刘敦桢带队分别在1934年9—10月和1935年5月的两次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刘敦桢第二次河北调查完成后，返程时于5月18—20日参观和补测正定城内古建筑，调查隆兴寺转轮藏是工作内容之一。梁思成一行的调查成果集中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正定调查纪略》一文，文中还包括最早的隆兴寺转轮藏测绘图和大量照片。对于小木作转轮藏的年代，梁思成反驳关野贞的看法，主张其为宋代，并重点列举他认为与《营造法式》符合的特征，包括当心间两朵、稍间一朵的腰檐下补间铺作分布，带华头子的真斜昂，枓欹䫜杀而非清式的板直，截面长方形的橑檐方，角梁头蝉肚，椽卷杀，普拍方，以及柱头卷杀。1918年关野贞到访时，关于《营造法式》的建筑史研究尚未起步，但对于15年后调查的梁思成而言，作为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研究《营造法式》是他的工作重心之一，这也意味着他对可能属于宋代的风格特征更为敏感。刘敦桢对隆兴寺转轮藏的看法在当时没有形成专文发表，但他的两次河北西部考察留下了详细的日记和笔记。在笔记中，刘敦桢提出了在关野贞和梁思成之外的第三种判断——转轮藏“元末明初大经改作，无可置疑”，并详细列出了11条证据，除了两条关于枓栱制度（正心重栱造，以及令栱加长）外，其余基本都与各处装饰性线脚做法相关。从中可见，一方面，刘敦桢对梁思成此前关注过的部分，包括枓栱构件、普拍方、柱头卷杀和大角梁头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在梁思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多处装饰性线脚的具体做法和风格。另一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历史上的修缮活动造成的部分构件与始建风格不同的问题，并且充分利用自己河北西部考察行程中调查过的元明实例，将转轮藏与之作样式比较，从而在历时性层面提出了具有分期雏形意义的证据和观点。虽然囿于时代背景，三位学者由不同角度提出的隆兴寺转轮藏年代问题的论断均以单一时间节点为主，但当下作进一步修缮史分期尝试时依然可以采纳其中大部分证据。更重要的是，在三位学者的论断中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年代问题分析视角和思路。如今建筑史认识更新后，首先可以对刘敦桢的论据稍作补充修正。刘敦桢注意到补间铺作的讹角栌枓和帐身柱为瓜棱形，昂嘴为琴面形，只是当时还没有关于宋代南方建筑的系统研究，因此这些特征都被判断为“元明间”。如今可借由保国寺大殿大木作中的同种特征和《营造法式》的相关描述判断这些特征的出现最早应当在《营造法式》刊行后。此外，隆兴寺转轮藏转角使用八瓣栌枓，其与补间用讹角栌枓的配合方式（图8）也与保国寺大殿相同，并与《营造法式》大木作用栌枓制度相似。虽然晋东南和河南宋代建筑实例中也有各种异形栌枓，但与瓜棱柱及法式型琴面昂同时使用的现象，在北方宋金大小木作中似乎只见于隆兴寺转轮藏。用栱方面，刘敦桢注意到转轮藏使用了加长的令栱和正心重栱造，这些也是法式制度的特征。推测隆兴寺转轮藏的这些特征可能与同时期江南技术北传和官式建筑逐步法式化相关，因而不晚于金代。刘敦桢提出“脊头及瓦当式样存疑”，但未及详论。这一点可通过与相关帐藏类小木作案例相比较作进一步考察。脊头做法方面，隆兴寺转轮藏的腰檐现状虽为修缮后的新料，但是从《史迹》照片（图1）中可看出当时也已经是角脊末端断开后加龙首的形式，龙颈与屋脊交接处生硬，使龙首与其后的屋脊不似同一套外观（图9）。相关实例中，现存的颐和园转轮藏、雍和宫转轮藏及已毁的北京普度寺转轮藏三座清代转轮藏在腰檐脊头都设有蹲兽，除蹲兽部分外，屋脊线条连续，是仿清式殿阁瓦作屋脊的一套完整形象。明初的太原崇善寺大殿内三座仿殿阁形象的帐龛角脊现状与隆兴寺转轮藏展现的状态最为相似，为二段式，角脊末端设一脊兽头，兽头前接雕一段更矮的屋脊。不同的是，崇善寺帐龛角脊端头的矮脊上留有钉尾，应是为安装蹲兽而设（图10）。更早的帐藏实例中，晋祠博物馆藏宋代仿木楼阁式小木作残件的垂脊和角脊末端皆断开，露出榫头，脊头构件丢失（图11）。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小木作帐龛的腰檐角脊末端插接龙头形成连续弧线而非两段，龙头部分在角脊轮廓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与角脊的接口形式则与晋祠博物馆藏小木作脊端榫头一致（图12）。图11 晋祠博物馆藏宋代仿楼阁式小木作屋檐和脊端现状图12 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小木作帐龛腰檐角脊与檐口现状《营造法式》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小木作仿殿堂瓦屋顶角脊头的样式，但在瓦作部分有使用蹲兽的详细制度，并且帐藏类小木作图样中也出现了“翘头㼧瓦”或类似轮廓的饰件。若以故宫本为准，则图样中的“翘头㼧瓦”可能即为瓦作所规定的蹲兽形象（图13）。孙毅华的研究认为这类脊头饰件应是《营造法式》“佛道帐上名件”中的“瓦头子”，其形象来源于唐代建筑画中的翘头㼧瓦，并且沿用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在宋徽宗《瑞鹤图》及西夏壁画中出现与翘头㼧瓦轮廓类似的兽头形象，应是此一原型的发展形式。尽管“翘头㼧瓦”或蹲兽的脊头装饰做法未见于宋代转轮经藏实例，但宋元界画中的宫殿对蹲兽多有表现。晋祠小木作遗失的脊头装饰及隆兴寺转轮经藏始建之时或曾采用此类形式，而非如今在隆兴寺转轮经藏所见的龙首形式。d）天宫壁藏（陶本对应图样为弯曲 的翘头㼧瓦，可能为蹲兽轮廓）图13 文渊阁本《营造法式》图样中帐藏类小木作翼角形象综上所述，可知隆兴寺转轮藏腰檐角脊端头的龙头饰件可能是原初脊头饰件脱落后按照较矮的一截角脊高度新做的样式。勾滴方面，隆兴寺转轮藏腰檐滴水现状为与寺内殿阁清式瓦顶类似的四瓣轮廓，而《营造法式》描述及图样、薄伽教藏殿壁藏、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帐龛均不设滴水。崇善寺小木作也设滴水，但其中一种用在两座小尺度的单檐歇山帐龛，是用长木板条整体制作一面檐口的滴水（图14），另一种用于尺度稍大的一座两层楼阁式帐龛，滴水为单独制作。两种檐口勾滴都不做边框线脚，与清代转轮藏实例中带有凸出边框且每件单独制作的勾滴不同，但这也可能只是由于崇善寺仿殿阁帐龛整体尺度都较转轮藏实例小。隆兴寺转轮藏勾头中心部分没有图案，只沿外轮廓凸起一圈与滴水同样宽度和高度的边框。薄伽教藏殿壁藏的勾头则是中心部分凸出。可见隆兴寺转轮藏瓦当、滴水形象应当在清代修缮时换为了清式。随着多年来大小木作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有大量新的实例材料——包括前已提及的宁波保国寺大殿和宋辽金以来的帐藏类小木作实例和旧照——可用于隆兴寺转轮藏的比较研究和风格断代，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试列举一二。
首先，隆兴寺转轮藏立面上腰檐从正中即开始向两端上翘的整体曲线檐口在已知相关小木作实例中显得较为独特。无论是江油云岩寺南宋飞天藏、太原崇善寺帐龛，还是北京颐和园、雍和宫转轮藏及普度寺转轮藏旧照，腰檐檐口在立面上都表现得更为和缓，中段维持平直，只在翼角部分向上翘起。与此相对，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帐龛的檐口在立面上采用与隆兴寺转轮藏类似的整体曲线，即中段以和缓的弧线接续两侧翼角的弧线（图3）。晋祠博物馆藏小木作虽然也采用较大弧度的翼角曲线，但中段仍维持平直。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和忻州金洞寺转角殿小木作帐龛虽然在单开间立面的天宫楼阁上也使用连续檐口立面曲线，但弧度十分和缓而近于水平。从地理上看，隆兴寺转轮藏可能与晋东南一带同时受到开封地区样式做法的影响，而与山西北部和四川地区习惯不同；从历史上看，隆兴寺转轮藏的檐口的立面曲线也与明清小木作帐藏仅翼角上翘的做法有显著区别。其次，《史迹》和营造学社照片中的转轮藏八根外角柱上尚裹有木雕缠龙，其雕刻方式为在圆柱形木套筒表面浮雕龙身和周围纹样，与《营造法式》所载缠龙柱、晋祠圣母殿实物所用以多段木料插接、以规则螺旋状紧密缠绕柱身的圆雕龙做法迥异，也与北京普度寺清代转轮藏旧照上所见的以不规则形式紧密盘绕帐柱的缠柱龙不同，而与太原崇善寺大悲殿内明初小木作帐龛所用缠龙柱使用几乎相同的做法，只是隆兴寺转轮藏的套筒无镂空，龙头与大小额枋间的花板上插雕的龙头装饰手法类似，浮在筒体之外（图1，图15）。因此隆兴寺转轮藏历史照片上的木雕缠龙也可能是元末明初修缮时替换。此外，如今外角柱上虽无缠龙，但却显示出规则的螺旋状痕迹（图4），或为宋式缠龙所留。因此结合修缮史料推测，始建时隆兴寺转轮藏可能在外柱上使用宋式缠龙，元或明代修缮时替换为旧照上所见的缠龙样式，这一样式的缠龙一直使用至民国时期。最后，《史迹》照片显示轮藏各面心间小额枋中段悬挂带云纹镜框的圆镜（图1），似乎可与《营造法式》所谓“雕华云卷，皆内安明镜”对应，但营造学社1933年照片中这些圆镜已经消失（图2）。北宋时期日本建造的平等院凤凰堂已使用带有花瓣形象镜框的圆镜装饰室内，白居易在《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中描述的转轮藏“环盖悬镜六十有二”，可知隆兴寺转轮藏上悬挂圆镜的做法并不罕见，但柱间使用花板和小额枋的做法为明以后才开始流行，且宋以后关于转轮藏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中暂未发现其他悬挂铜镜的案例，因此无法判断隆兴寺转轮藏始建时是否及如何使用圆镜。转轮藏始建的确切年代不详，目前公认为北宋，是缘于隆兴寺北宋时期大规模兴建的史料记录，和梁思成对藏殿与轮藏所展现的部分与《营造法式》相符的特征作出的判断。20世纪50年代负责转轮藏殿落架大修工程的余鸣谦先生所撰工程资料《正定县隆兴寺转轮藏殿建筑的初步分析》中提及，殿内转轮藏悬柱和横梁上有墨书多处，“其中可看出年代者有元至正二十五年游人题记两处，清工匠题记两处”，从墨书题记的角度证明了转轮藏在元代以前已经建成，元代和清代经历过修缮。2022年7月，笔者在现场勘查时再次发现了帐坐悬柱和横梁上的三处至正题记及一处清康熙年间题记（表1，图16）。三处至正题记有可能都是至正二十五年（1365）所留，其中第二、三处题记写于同一处横梁，余先生文章中可能将它们算作一处。从内容上看，第一处题记写于二月十九日，属于“到此一游”性质，除了日期和人名外难以辨认是否有其他信息（图17）。第二处题记是一首《鹊桥仙》词及其落款（表1，图18）。该词的字句有多个版本流传，题写的版本可能改编自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的一幅行书中的版本。第三处写在第二处题记上方和左侧的横梁空白处，时间为十二月九日，除日期外还可辨认出“到真定”和“佛”字样。图18 第二、三处至正题记及旁边外圈悬柱上墨书现状照片在其他隆兴寺相关蒙元时期历史记录中，除元末没有资料外一直有高僧住持，并举办各种高规格的法事活动，更有“转大藏经”和“敕印藏经”的活动，表明转轮藏依然延续宋以来的使用方式。与这些活动相伴的维修、翻新工程也有多通碑刻记录。距离帐坐题记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修缮活动是至元元年（1335）修缮大悲阁，最近的一次立碑活动是至正十四年（1354）秦王夫人施长生钱。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朝早已陷入内忧外患，虽然正定属畿辅地区，但此时真定路西据太行山井陉要道，与位于太原的元太子部处于内战状态，因此或可猜测当时的隆兴寺也缺乏来自上层的支持，以致转轮经藏缺乏管理维护而荒废，帐坐内部的结构构件上能够出现游人题记。这三处至正题记出现的真实因由尚需进一步的证据。清康熙年间题记位于7号靠外侧的柱身东侧面上（表1）。其中“月”字右侧又有一“天”字，“天”下方又有两个不清晰的文字。这一处题记笔划散乱纤细，字迹潦草，与三处颇具书法意趣的至正题记大相径庭（图19）。其中“巳时”以后的字迹避开了悬柱上的铁钉，排为两列，说明帐坐虽然已经用横梁贯穿悬柱作结构支撑，但至少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已经依靠铁钉加固。距离题记年代最近的一次关于转轮藏的明确修缮史料是藏殿内顺治十六年（1659）郡守佟国华重修转轮藏碑，康熙题记距离此次修缮29年。从题记内容可知，其所记木匠工作刻意挑选了日期和时辰，可能具有仪式性。从乾隆时期的《敕建隆兴寺志》记载和其他碑刻材料可知，清末衰落前隆兴寺修缮活动不断，仅康熙年间，除了康熙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1703—1709）全寺大修外，还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三十年（1691）重修过大觉六师殿佛像和大悲观音像，康熙帝也曾在在位七年（1668）、四十一年（1702）、四十九年（1710）三次驾临隆兴寺，可见在上层关注之下，此时隆兴寺已得到了大量修缮翻新的机会。因此，虽然没有其他材料明确表述康熙二十七年（1688）有转轮藏相关的修缮活动，但若只是单独对转轮经藏作小规模整修，只有这处题记记载也属合理。注：□表示无法分辨的单个文字，……表示无法分辨字数的漫漶文字，加［］的文字内容存疑，/ 表示换行。除了这四处可以辨明年代的题记外，在第二、三处元代题记左侧，即此处帐坐外圈悬柱的东侧面上，还有一处行草字体的题记，内容和年代尚无法辨认。西偏南的5号外圈悬柱上有与康熙工匠题记相似字体和笔划粗细的墨书字迹，有可能是余先生提到的两处清工匠题记之一。除题记外，转轮经藏帐身内圈柱柱身外侧面和帐坐内外圈悬柱之间的横方上还发现了墨书繁体字编号，只是横方上的字体与柱身上的不同（图20，图21）。而藏殿木结构的部分旧料梁栿、叉手、散枓及铺板枋上也发现了与帐身柱上类似大小、字体和笔划粗细的墨书字迹，皆为《营造法式》中的构件名称及构件位置。类似字体的字迹还用于标注尺寸数字，发现于帐身内圈柱外侧面靠近底端处，和帐坐最上部悬挑梁最外侧端头的侧面上（图22，图23，表1，表2）。这些尺寸数字均为阿拉伯数字，结合文字编号和名称，可判断这些墨书字迹是20世纪50年代落架大修时为了防止拆装过程中构件位置混乱而书写的。与这些墨书字迹配套的是转轮藏帐坐部分木构件上和藏殿大木作的栌枓、昂等构件表面发现的墨线。其中帐坐构件的墨线包括立轴卯口的延长线和斜撑与水平挑梁交接处梁下皮位的水平线，大木作的墨线包括昂身侧面竖直与水平交叉的墨线，栌枓上竖向弹在立面上的对称轴线，驼峰立面对称轴线。墨线的位置说明它们主要是用于定位。这些墨线在大木作留有老旧彩画的位置都覆盖在彩画表面，说明其年代晚近，和前述墨书的构件名称与阿拉伯数字同时大量出现在构件最外表面，且民国以后转轮藏殿大小木作的大修只有一次，因而这些墨书、墨线可确定都是20世纪50年代大修时留下的。图21 帐身内圈柱径向外表面上的墨书数字（墨书数字编号顺序见图16，表2）以往学者在讨论转轮藏年代问题时多从外观样式入手判断，从而无法涉及没有风格特征的结构构件。结合碳十四测年手段和前述再次发现的墨书线索，可以形成内部结构构件年代问题的初步判断。现场调查过程中选取转轮藏及藏殿部分木构件取样进行AMS-14C测年，可得立轴和帐身西偏南内圈柱的测年结果（表3，图24，图25）。仅从测年结果看，帐身内圈柱最大置信度区间是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到蒙古大朝后期，而立轴则极有可能是金末到元初期间的木材，二者置信度最高区间中重合时段为1205—1262年，基本属于金（1115—1234年）末到蒙古汗国“大朝”（1206—1271年）时期。从木料加工角度看，由于精加工或制作特定形状时会削去一部分边材，且木材从死亡到使用之间会经过时长不等的晾晒、储存，一般倾向于取主要置信区间内更接近下限的年代来分析。从隆兴寺修缮史角度看，隆兴寺更受王朝重视时高等级宗教活动多，相应的修缮、建造活动也就多，王朝衰败或不受重视时建造活动便难觅踪迹。金末到元初的记载中涉及转轮藏的修缮活动，是大朝宪宗时期国师南无大士作为寺院住持期间主持的一系列修缮，使破败的隆兴寺焕然一新，其中就包括1253—1257年间“补修经藏”“敕印藏经”的事迹，可与两个测年结果吻合。金代的隆兴寺相关史料只有一通承安三年（1198）的碑和大定二十年（1180）造立的广惠大师经幢，其中文字都没有涉及建设类活动，立碑和立经幢的动机中也难与建设类活动勾连。因此，结合史料可初步判断转轮经藏帐身内圈柱和立轴最有可能就是在大朝1253—1257年间南无大士主持的修缮活动中改换。测年结果中，帐身柱置信区间整体略早于立轴。对帐身内圈柱而言，只要转轮藏的使用方式不要求其作为观看对象暴露在外，内圈柱便是无需精加工的纯粹的结构构件。现状帐身内圈柱及其与立轴之间的横方也都为粗加工状态。与此相对，同样应当属于不被观看部分的帐坐结构构件，包括中间的立轴都得到了较为细致的加工，构件尺寸均匀、形状规整，除蛀、朽部分外，自然光条件下肉眼看去表面平整光滑，侧光条件下才能分辨出悬柱上有平木工具留下的痕迹。帐坐结构构件表面的元代题记说明这些构件至晚从元代后期（即题记的1365年）起就未曾有大变动。通过点云切片观察帐坐与帐身的内圈柱，发现每组上下对位的帐身、帐坐柱截面尺度不一致，帐身柱截面小于帐坐柱，但截面轮廓走势一致（图26）。这说明帐身和帐坐内圈柱平面对位处应取自同一根木料。但帐身部分现状表面粗糙有锛痕，说明其相对于帐坐部分而言，在后世变更中经历过二次加工，因而截面变小。因此，加上内圈柱本身的木材加工，帐身内圈柱样本的测年结果时段理应较立轴样本比木材实际死亡时间偏早更多，这解释了帐身柱样本置信区间整体比立轴略早的情况，也可进一步佐证结构内圈柱和立轴来自大朝宪宗时期的同一次修缮。涉及立轴的结构性大修应有两种可能，一者，从始建到大朝时期，转轮经藏已产生较严重的结构问题；二者，大朝时期产生了不同以往的转轮经藏使用需求，因而不得不改换结构。如为后者，则隆兴寺转轮经藏现状应与始建时的设计有较大差别。图26 转轮藏帐身内圈柱现状照片及其与帐坐内圈柱截面对照图4 转轮藏历史照片和坑缘条石现状反映的清代地坑样貌如今转轮藏地坑内只有侧壁留有残缺的砖砌壁面，坑底地面已全部为土质。但1933年营造学社调查时坑内尚满布碎开的硬质铺地材料，并且散乱的铺地材料几乎将转轮藏立轴底部铁件全部掩埋，说明地坑底部至少在清代时应当是硬质铺地（图27），江油窦圌山云岩寺转轮藏、平武报恩寺华严藏所在圆池，及北京普度寺用于安置转轮藏的圆池的现状即是如此。图27 营造学社1933年调查时拍摄的隆兴寺转轮藏地坑情形地坑边缘为一圈略高出室内地面（约2厘米）的条石。从东面（正面）开始按照平面顺时针顺序对条石进行编号，共21块石头（图28，表4）。条石作圆弧形，宽度在300毫米左右，厚度在195毫米左右，长度不均，最长的（20号）外缘约2.1米，最短的（9号）外缘约0.6米，上有深浅不一的卯口。靠藏殿正面（东侧）的条石上表面最为光滑平整，而轮藏背面（西侧）的条石上表面都比较粗糙（参见后文条石现状照片）。此外，加工光滑的条石，上表面靠外侧的部分比内侧（靠近转轮藏一侧）更为光滑。从1918年《史迹》的照片看，这种情形当由清末转轮藏周围设置钩阑造成（图1）。原因有二：一者，只有钩阑外侧部分的条石才会被观看到，因而可能需要加工得更细致；二者，也只有钩阑外侧部分的条石才有被踩踏磨光的机会。而藏殿内正面的室内活动最多，这一侧的条石可能是受到踩踏较多的关系，才更为光滑。依据卯口的位置和大小，可将其分为两个大类、四个小类（图29）。如图30所示，Ⅰ类卯口可分为11组，每个卯口平面尺寸平均约100毫米×35毫米。每组四个卯口两两成对、前后对位，左右相距380～585毫米，每两组卯口间直线距离2035～2090毫米，多在2080毫米左右。其中第4组和第5组的间距以第4组西侧卯口到第5组南侧卯口计，第5组和第6组的间距以第5组南侧卯口到第6组北侧卯口计，如此，则这三组卯口间的两个距离与其余各组相仿，能够满足卯口上构筑物基本均匀排布的要求。推测此现象原因为：第5组卯口附近的10号或11号石板曾受到较严重的损伤，在Ⅰ类卯口废弃后制作Ⅱ类卯口前，曾截去10号石板北段或11号石板南段，之后将10号石板整体顺时针偏移，使之重新与11号石板比邻，并且在10号和8号石板间产生的空档处加入了9号石板。由于西南内柱柱础与现10号石板的位置略有重叠，需削去10号石板柱础一角，因此挪动前同位置的石板可能也需要削去一角，而现10号石板北端并无此加工痕迹。若推测成立，可由此进一步推测，受到严重损伤的是11号石板。Ⅱ类卯口可分为三个小类（图31）。a类（天蓝色标记）尺寸最大，平均约180毫米×90毫米，共11个，两两间距多在2050毫米上下，其中4号和5号卯口之间距离只有1840毫米左右，相对其余卯口明显较短，位于殿内西南内柱附近，可能是一圈钩阑的接头位置。b类（深蓝色标记）卯口全部紧贴a类卯口靠轮藏一侧设置，尺寸最小，多在50毫米×40毫米，且凿刻较浅，因此破损较严重的条石上难觅踪迹，现状共有7处此类卯口痕迹。将每两个a类卯口间距三等分大致是c类（绿色标记）卯口的位置，一圈共有21个c类卯口，其中由于4、5号a类卯口间距较小，中间的c类卯口也就只有一个。c类卯口平面尺寸较a类稍小，大致在110毫米×60毫米。前人研究中，赵献超已注意到a、c类卯口，将之归为一类，并推测其应用于设置钩阑。a、c类卯口结合起来与《史迹》照片钩阑望柱和蜀柱位置吻合，应当便是照片中所见清代最后一次营建活动的结果。由于目前没有记载表明民国以后这些条石上安装过构筑物，因此初步推测Ⅰ类卯口至晚也是清代某次建设留下的痕迹，而Ⅱ类卯口便是清代晚期在Ⅰ类卯口废弃之后，对留下的条石料略微调整、补齐之后直接凿刻以安装钩阑形成的。在凿刻Ⅰ类卯口前，如果统一铺设，多数条石长度应在2米左右。这些条石在长期使用和多次开卯口后发生磨损、断裂、替换的情况，形成如今参差不齐的样貌。从卯口本身出发，Ⅰ、Ⅱ类卯口同样是11组，各组间距都在同一尺度（2.05米左右），说明Ⅱ类卯口延续了Ⅰ类卯口上构筑物的安插逻辑。虽然清代隆兴寺涉及转轮藏的修缮次数较多，但规模最大的应当为顺治十六年（1659）藏殿的专门维修和康熙四十二至四十八年（1703—1709）的阖寺大修，如果这些条石在历史上整体更换过，则在这两次修缮中更换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初步推测，地坑周缘条石与Ⅰ类卯口有可能是顺治或康熙大修时留下的。如果这圈条石在清代以来未经过更换，那么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顺治维修时重新铺设了室内方砖和地坑周缘条石，并凿刻卯口安插构筑物，留下部分Ⅰ类卯口。康熙或乾隆时期维修时依照顺治时的样式新替换构筑物，留下了Ⅰ类卯口的另一部分。乾隆时期过后，在清代的最后一次修缮时又将转轮藏妆饰一新，留下Ⅱ类卯口和其上钩阑，此种形式的钩阑又最终被拍照出版于《史迹》。从使用的角度看，国内现存的转轮藏实例中，除了现代对文物保护对象增设栏杆的情况外，只有隆兴寺转轮藏保留环藏单独设置一圈钩阑的痕迹。前已提及，元代仍延续宋代转动经藏的使用方式，然而清代的使用方式似乎并非如此。《史迹》照片（图1）中可见不仅增设钩阑，而且在入口方向紧贴钩阑设置供桌。根据钩阑卯口位置可推测钩阑位置，进而测得离钩阑距离较近的藏殿西南内柱和东南内柱距钩阑仅约0.4米，东南内柱柱础覆盆下边缘距钩阑仅约0.2米，虽能容一人勉强通过，但加上供桌的制约，正常绕行转轮藏礼拜只能绕过供桌和殿内柱，因而一个人无法同时完成转动轮藏和绕藏礼拜。关于钩阑与转轮藏的使用关系，还可由史料和旧照入手，探索清代隆兴寺转轮藏的使用状态。《史迹》照片中的转轮藏四正面供奉佛像，存放经藏的经柜却无明确的踪迹。虽尚未发现明代修缮转轮藏的相关记录，但有明代高僧梦堂自江南大报恩寺运入新的大藏经，及于正德五年（1510）主持增建包括藏经楼的一系列建筑两事记录于寺志。然而到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这一部藏经已作为旧存，贮于御书楼，乾隆五年（1740）新赐的藏经也存放到集庆阁。此外，若在帐身内外柱之间存放经匣，则隆兴寺转轮藏经匣空间与北京智化寺明代转轮藏每面边长、高度相仿，但不能如智化寺转轮藏一般做出深两格的经架，而智化寺转轮藏也只能刚好存放一整部正统年间的永乐北藏，说明梦堂增建藏经楼与乾隆新赐藏经存放至集庆阁或与隆兴寺转轮藏无法存放明清的大藏经有关。又据《敕建隆兴寺志》，转轮藏“系供经处”，“约十数人始能转动。取法轮常转之义也”，而相似规模的转轮藏在无藏经存放情况下仅需三四人即能转动，说明清代至少在寺志写作的乾隆十三年（1748），隆兴寺转轮藏依然存放了大量经书。常盘大定1920年10月考察隆兴寺转轮藏后的描述中也提及佛像和经卷，也指向清末转轮藏应仍供奉经书。寺志明言转轮藏为取法轮常转的象征义，与宋代转轮藏记中指向其收藏、诵读大藏经有所区别。这些史料表明，虽然《史迹》照片中并无经书痕迹，但清代转轮藏除了供奉佛像，也用于供奉经书，只是未必用于存放整部大藏经。其转动含义只象征“法轮常转”，故而不需要收纳全部大藏经，也无须经常转动。钩阑的设置也强调了转轮藏作为供奉对象而非日常使用对象的作用。本文首先回顾、总结了关野贞、梁思成、刘敦桢三位学者基于风格分析形成的转轮藏年代判断及其成因，并结合相关研究和实例，提出新的基于风格判断的年代分析线索，认为转轮藏腰檐脊头现状样式为始建时的脊头装饰丢失后在元明之际改易形成，勾滴、山花蕉叶、雀替为清代样式，瓜楞柱和铺作为直接接受《营造法式》影响后的样式。继而重点关注了现场勘查中在隆兴寺转轮藏帐坐、帐身再次发现的墨书题记，立轴和帐身内圈柱所取两件样本的AMS-14C测年结果，以及转轮藏地坑坑缘条石上所留卯口痕迹。综合分析墨书题记包含的信息、测年结果、卯口分布展现的规律，以及相关碑刻、史料，构件加工特征，转轮藏结构特征，藏殿一层室内格局特征，前辈学者原有风格分析成果和历史照片等多维度材料、线索，进一步推测转轮藏部分修缮、建设历史，略为补充已有外观风格分析所不能及的部分。在探索单座小木作年代构成的同时，也可以总结出一些针对隆兴寺转轮藏的个体特征和修缮逻辑规律。隆兴寺史和转轮藏修缮史料表明，隆兴寺和寺内转轮藏从建成起到清末一直受到中央政府重视，从建成后就得到相对连续的使用，直到民国时废弃，因此转轮藏在其千年历史中经历过多次不同程度的整修和翻新。不同时期的使用需要和与之伴生的修缮活动导致隆兴寺转轮藏现状同时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外观风格特征和多次修缮留下的多种痕迹。这些是隆兴寺转轮藏的时代特征和外观特点。作为较大的室内构筑物，宋代转轮藏既包含了难以替换的大尺寸结构构件，还包含了比现存木构建筑实例更多的装饰性和小尺寸构件G。对修缮活动而言，主体结构构件最难替换，只要不发生大的结构损伤或功能变化，这些结构构件也没有在修缮时替换的必要。也就是说，主体结构构件一旦发生替换，除木料使用寿命问题外，其背后必有功能或构造需求方面的因素。反之，小木作中容易被人接触、使用的部分和外观装饰部件脆弱易损且观看要求高，这部分包括带有结构性质的构件和纯装饰性构件，在翻修时相对于主体结构构件而言被替换的概率更大。而装饰性构件被替换时是继承原有外观、风格还是采用当时的风格或以其他装饰代替，一方面取决于使用需要和替换成本，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装饰图案的含义是否被继承、风格是否继续流行。此外，如果转轮经藏的使用方式发生显著改变，翻修时势必也要按照新的使用需求重新装修和替换构件。隆兴寺转轮藏的现状也体现出这些基本修缮逻辑。内圈柱以内的立轴、转动装置、径向悬臂梁、内圈柱不易更换，从《史迹》照片看也很少暴露在人视野内，体现的是宋元构造方式，其中立轴和内圈柱极有可能是蒙古宪宗时期替换。外圈柱整体保存状态较好，与垂莲柱一样都大体保留了宋代风貌。腰檐和平坐铺作制作需耗费较高成本，修缮时除非大部分破坏，否则没有整体替换的必要，因此也保留了符合《营造法式》的早期风貌。柱间花板和枋、外角柱上缠龙、帐坐外皮、勾头滴水、平坐上的山花蕉叶板，都属于容易被人看到也容易更换的部分，从历史照片和现状看，大都在清代修缮中替换为清式风貌。大量外观构件的替换可能也与清代转轮藏的使用方式转向以供奉为主相关。此外，如果外观构件在元、明时期曾经替换，说明其或者易损耗或易替换，或者存在含义表达或风格喜好的变化，因此清代修缮时被再次替换的可能性很大，故而元代留下的外观风格痕迹最少。（致谢：感谢正定文物保管所房树辉所长的大力支持，感谢文管所的帮助。感谢导师常青院士的指导和支持。感谢副导师天津大学丁垚教授的诸多支持和帮助。感谢丁垚教授团队在测年和识读第二处至正题记词句中的帮助。感谢在2009年天津大学暑期测绘实习中辛勤付出的老师、同学，尤其是合作测绘转轮藏的李炳昊同学。感谢同济大学博士生李竞扬同学。）顾心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顾心怡. 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年代问题新识[J]//建筑史学刊，2024，5（2）：13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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