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英丨唐莉：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的建筑活动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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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5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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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南迁至云南及四川地区，并拓展了服务范畴，承接了部分建筑设计业务，参与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设计、昆明市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图案应征设计、篆塘新村设计等项目。对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建筑活动考据勘误、拾遗补阙，可以丰富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活动实践轨迹及图景。
二、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与西南联合大学校舍设计的考辨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以中国传统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该组织结合中国传统的文献考证与现代科学测绘方法，在营造文献研究、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古代建筑保护实践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理基础，使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研究在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既往对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侧重关注营造学社在抗战以前对中国建筑史学与历史建筑保护事业的开拓之功，以及对民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耕耘，但是对营造学社于抗战时期在后方地区的建筑实践研究则不甚全面。事实上，通过爬梳史料可以发现，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进行的部分建筑活动被忽视。对营造学社在昆明的建筑活动进行梳理，有助于丰富营造学社研究的整体图景，亦对中国建筑学史研究极具意义。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志在“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营造学社成员开始踏上流亡之途。1937年10月，梁思成和刘敦桢抵达长沙，组建中国营造学社长沙临时工作站，意欲在长沙继续进行古建筑调查工作。可是，当时湖南抗战形势严峻，调查工作无法进展。12月8日，梁思成一家随西南联大南迁赴滇，刘敦桢暂留长沙工作站。1938年春，莫宗江、陈明达、刘敦桢也先后到达昆明，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初步建立。1940年11月，由于日军对昆明轰炸加剧，营造学社被迫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平。营造学社在南迁后，持续对川、康、滇等区域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进行调查和研究，也曾为国防及国营建设工作开展设计服务。特别是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建筑设计实践，对昆明本土民族建筑现代化和现代建筑本土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战时昆明地区的建筑实践提供了先导性示范作用。既往研究对抗战时期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较细致的梳理，但是抗战时期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建筑设计活动，如参与建筑设计的人员、建筑设计数量及参与深度，尚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二、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与西南联合大学校舍设计的考辨梁思成及林徽因参与西南联合大学校园建设的历史流传较广，实则较为片面，有澄清之必要。既往相关研究多认为，梁思成、林徽因参与西南联大校园建设始于1938年8月16日，是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校舍工程顾问。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38年4月1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便决议“本校建筑校舍请梁思成先生为工程师”;5月16日，西南联大正式发函邀请中国营造学社担任该校校舍设计及建筑事宜。5月23日，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身份回信称，在1937年秋南迁之前，中国营造学社“曾议决在抗战期间，凡关于国防及国营建设工作，可予服务……西南联大建筑事关学术界前途，又属国家建设，应即如命担任设计及指导监工事宜”。但在7月28日，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应代理社长周诒春的要求，停止了所有设计事务，并将28副“完成与未完成”的西南联大校舍设计图纸交给西南联大。之后，营造学社便不再直接参与西南联大临时校舍设计工作。为此，西南联大付给营造学社3000元酬金。营造学社将其中的1000元用于购置图书和设备，校舍主要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各500元，其余500元分给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三名助理。8月16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林徽因担任校舍建筑工程顾问;29日，又聘请刘敦桢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校舍建筑事宜则由该校工程处建筑设计委员会委员吴正之、王裕光、杨石先、黄钰生、樊逵羽、沈茀斋负责。1939年2月，西南联大临时校舍工程处开始着手购置土地、估价定料、绘制图纸和选定营造厂等事宜。是年年初，梁思成与刘敦桢决议率队对四川省和西康省的古建古迹进行野外调查，加之日军对昆明城区的频繁轰炸，使营造学社无法顾及西南联大校舍建筑事宜。不可否认的是，营造学社规划设计的西南联大临时校舍方案，为西南联大校舍的落成提供了参考。从现存的由西南联合大学工程处绘制的校园临时房屋设计图中可以发现:在建造策略上，校舍建筑材料以本地易于获取的土、木为主，建造工艺采取易于加工的简易榫卯结构和土基墙，力求快速经济地落成建筑以应对战时需求。在设计策略上，图书阅览室、厕所等房屋设计进行了适应性探索，如通过在屋架上增加斜撑以满足图书阅览室大跨度空间的需要，通过白铁檐沟、青砖散水、土沟或者砖沟等设计，有组织地将雨水排至地面管沟等。1939年夏秋西南联大校舍建筑完工，作为抗战时期昆明地区完工较早的公共建筑，其建造和设计策略为昆明地区战时建筑实践提供了示范性参考。既往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侧重对“明星”职员及标志事件的关注，对其他职员的成就研究较少。在抗战时期，营造学社的职员一度仅有5人，对“非明星”职员工作情况进行梳理，是细化营造学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丰富营造学社研究的整体图景。1935年，经梁思成推荐，刘致平加入营造学社，并担任法式部助理。抗战时期，刘致平随营造学社辗转至昆明及李庄，曾对云南地区的传统建筑展开了系列调查，并参与了昆明地区部分建筑设计活动。刘致平的相关活动是中国营造学社学术轨迹及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年初，刘致平到达昆明后，对昆明地区的建筑进行了积极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关注当地的宫殿、寺庙及塔幢等官式建筑，也对西南地区民居的调查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拓展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视域。在对西南地区民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致平著有《云南一颗印》。该书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开山著述之一，刘致平亦被誉为中国民居调查研究第一人。1939年12月31日，刘致平徒步环行昆明湖（即滇池)，开展考察活动，对滇池周边的呈贡县、晋宁县、昆阳县、安宁县进行调查和研究，通过拍照、测绘、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这些县城的古城墙、寺庙、佛塔、民居、工业建筑、交通、自然景观及人文风情等做了翔实的记录。1940年6月1日，刘致平在《旅行杂志》上发表考察记录《昆明湖环行纪》（图1）。这篇文章是抗战时期考察记录滇池及附近城镇的建筑、自然环境及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史料至今仍鲜被学界提及。图1 刘致平徒步环形昆明湖路线图
在对晋宁县调研时，刘致平指出，“晋宁唯一的古迹便是盘龙寺后祖师殿内的大觉禅师砖塔，塔是元至正壬子年建的，内供奉大觉禅师(即神僧莲峰)的真身……砖塔制作非常精细，雕镂神妙”。后因战乱，盘龙祖师殿内的盘龙祖师真身宝塔大觉禅师砖塔被损毁。近年晋宁盘龙寺依旧址重建，并欲重修盘龙祖师真身宝塔，但因不知宝塔类型，而迟迟未能开工。刘致平对盘龙祖师真身宝塔的调研记录，为寺庙宝塔的重建提供了精准信息，也为当地历史文化的传承及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1940年11月，迫于昆明战火加剧，营造学社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但是刘致平依然关注着昆明地区的建筑事业。1943年，昆明市政府决议建设中山纪念堂。为了集思广益，昆明市政府工务局公开征求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及其他附属工程设计图案，“凡建筑界对此感兴趣愿意参加应征者，均可登记领取应征办法、地盘及剖面图”。结果，工务局收到20余个应征方案，很多出自名家之手，质量较高。通过多次展览与评议，刘致平以中国营造学社（重庆）署名的设计方案获得昆明市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的第五名。这是刘致平少有的建筑创作探索。刘致平是东北大学建筑系首届学生。当时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由梁思成和林徽因主持，在对学生进行“学院派”建筑教育训练的基础上，也注重对学生进行技术与艺术的训练，这就为刘致平把握中西古典建筑形式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昆明中山纪念堂工程包括昆明中央公园入口牌坊、全部园艺布置以及中山纪念堂，建筑式样要求“以发扬我国固有建筑艺术及表彰时代精神为原则”。从目前可查阅的刘致平应征设计方案中可以发现，其设计注重场地及建筑的轴线处理（图2），运用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序列及建筑元素彰显中山纪念堂的民族性及纪念性，主体建筑中山纪念堂形制端庄，气势恢弘，体量宏大，重檐三滴水屋顶，蓝瓦朱壁青绿彩画，体现了其在中国传统建筑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以及“学以致用”的建筑理念（图3）。然而，建造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组群，对于抗战时期的昆明而言是极其困难的。刘致平的应征设计方案虽未能拔得头筹，但其在现代城市公园规划、现代建筑的地域性表达方面做出的探索，是其建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现代昆明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1938年前后，昆明首个新型居住区篆塘新村开始建设，这是抗战期间昆明最早开展的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由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与昆明市市长翟翚发起，拟在昆明市小西门外筹建新住宅区篆塘新村，以缓解抗战时期昆明地区人口暴增而带来的房荒问题，并协助市政发展建设。篆塘新村项目由昆明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主持，聘请“对于新村住宅研究有素”的林徽因为建筑设计顾问，“以满足战时疏散人民生活需要，使人民在后方安居乐业，并非专为盈利”。自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开始关注战时及战后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问题。她曾在1945年发表《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该文是针对“中国建设低租住宅”的一项开创性研究，研究重点介绍了1941年发布的关于英国伯明翰市在工业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建设的经验，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发展的畅想。昆明篆塘新村项目的建筑设计顾问经历，为林徽因探索中国战时及战后现代住宅设计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昆明篆塘新村建筑设计的理念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新村主义”和“新村运动”的社会思潮，是借鉴“田园城市”规划理念中疏散工业和人口的方法，决定在昆明城市郊区选址建设，用以缓解战时昆明市区住宅紧张的问题。事实上，在1945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曾借鉴“田园城市”理论中绿化隔离带、“卫星城”等观念进行城市规划设计，但在量大面广的住宅建设上，按照“田园城市”设计原则得以实施者，为数寥寥且规模不大。可以说，篆塘新村的住区规划是“田园城市”设计原则在中国城市住宅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探索。篆塘新村选址在昆明城外西南角郊区，距离城市中心约1公里，具有城市之便利，而无市区之嘈杂。篆塘新村建设计划占地约1100亩，分区进行规划，道路设计宽阔、人车分流。建筑设计以简单朴实、经济适用为原则，在采光、通风、避潮、防空等方面均有所考虑，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住宅，系中式平房。然而，受征地、物价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至1944年11月，原计划1100亩的住宅区仅征地411余亩，马路建设仅完成26%，出租住宅建设10所但仍未全部完工，新村礼堂及附属工程、新村公园及路面等建设也刚刚起步。1946年起，林徽因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专题课。是年，在总结中国战时住宅建设条件时，林徽因认为“西南几省依据简易简朴的建筑技术，辅以战时政令协助，在近郊取得适当的地区，作有秩序的建造，两年时间足以解决战时临时的住所的数量”，然而篆塘新村项目的实际进展和林徽因的初期筹划相去甚远。相较于既往在理论层面对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思想的研究，昆明篆塘新村项目却是其鲜有的探索实践案例。林徽因在住区规划、户型设计等方面的思考是解读其建筑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战时及战后城市住宅建设提供了示范性参考。中国营造学社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传统建筑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在抗战期间仍躬耕不辍，在西南地区的八年时间里成果斐然。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建筑活动，突破了既往的研究视域，将中国传统民居纳入调查及研究范畴，并一度基于社会责任意识及社会需要开展建筑设计等业务。相较于营造学社的整体学术成就，在昆明地区的建筑设计实践虽然屈指可数却异常珍贵。营造学社的突出成就，并非仅仅是一两位人物的探索，而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勇毅笃行。对抗战时期营造学社在昆明地区的建筑实践活动进行考据勘误，拾遗补阙，是丰富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轨迹及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战时后方地区的建筑历史是亟待挖掘的荒芜之地。对战时昆明地区建筑团体及事件的关注，是科学认知战时建筑历史的重要途径，对细化及拓展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时间、空间范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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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莉. 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的建筑活动拾遗[J]//近代史研究，2023（6）：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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