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不可。
话是从肯定唐太宗李世民“举贤纳谏”说起的。
人们常以犯颜直谏的良臣魏征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征也确有点批龙鳞、不怕死的精神，一生陈谏数百事，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
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魏征“阿党亲戚”；审查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
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起魏征生前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作文书写的墓碑推倒。
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并不那么甜蜜，魏征的日子看来并不好过。“伴君如伴虎”，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唐太宗大约也并不特别可亲可爱，因为一个封建皇帝的“民主作风”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算个“好皇帝”。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巴望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呢？
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唐太宗”再世，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什么终身职、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难免就要顺理成章地合法化了。
因此，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我们多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决不是由于缺少“唐太宗”或别的“好皇帝”，而恰恰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 主与专 制、法 治与人 治之间作选择。
而巴望出现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即“好皇帝”的心理，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它产生在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之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会使我们忘记或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的警惕和斗争。那结果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危言耸听吗？
居安思危，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