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位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发起了一项惊人的电影实验项目,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郊区1:1搭建了一座1.3万平方米,1950年代的前苏联研究所,并招募了400多位非职业演员,让他们真正生活居住在这个前苏联场景中。
不少著名的数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都来到这里。在研究所里,他们与外界隔绝,必须遵从1938年到1968年前苏联时期的生活节奏,但并不追求重现历史,每个人都有相对的自由。
这个项目名为DAU,是俄罗斯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姓氏的后三个字母,最初只打算拍一部传记片,在得到巨额资助后,导演决定将它拓展成一场空前的大型社会实验。研究所中的400多人按照不同的角色设定,在预设的事件中生活和工作,全天24小时被拍摄,由各个角落的微型摄像头拍摄下700小时的影像素材。
到2020年,其中一部分素材被剪辑成一部145分钟的长片《列夫·郎道:娜塔莎》,在柏林电影节上激起巨大的争议。
像现实版《楚门的世界》,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导演得到了俄罗斯巨富谢尔盖·阿多涅夫的资金支持,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位导演只拍过一部电影。
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3月到6月的上海,就是另一座DAU。不同的是,乌克兰的DAU有金主负担,而上海放弃经济的3个月,只能由每个普通人自行承担。
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上海解封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官方数据支持,仅从个人直观感受来看,上海仍不是一座正常的城市,各个层面的生活都尚未完全恢复。一个月内基本不能堂食,所有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电影院、展览馆关闭,地铁没有完全开放,2号线虹桥火车站关停,至少隔一天要做一次核酸,每周小区内集中核酸一次,离沪去其他城市依旧困难重重。
因为不能堂食,上班带饭的人肉眼可见的变多,每天中午热饭的微波炉前都要排长队。奇怪的是地铁里人明显减少,我每天早晨9:00~10:00期间在地铁上,几乎上车一站就有座位,换乘到12号线后更是每个车厢都仅有一半多点儿上座率。为什么地铁里人会变少,是大家都选择私人交通工具了?还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上海?我无从知晓,所有解释也都难圆其说。
(摄于朱家角)
前两天加班打车回家,司机跟我说,疫情前我们公司加班到10点后打车的人很多,但现在加班的人已经少了很多,甚至张江高科加班打车的人都寥寥无几。听我说地铁里人也减少后,他更加疑惑,原本以为打车的人减少是因为大家都选择公共交通,但连地铁里人也减少,就更加难以解释。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一篇较为详细的数据统计,3月11日以来的100多天里,约有300万人离开上海。这些人里也许包含出差、暑假回家等各种情况,不能作为净流出统计,但多少可以证明,确实有大量的人暂时或永远地离开了上海。
浙江宣布对上海解除全域风险的第一天,我去了杭州。从虹桥站进站时和平时无异,只看48小时核酸,车站里人极少,可能是我见过虹桥站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候车门前松散坐着一些人,一队保安在拖着隔离栏杆来回走动,金属拖拉声因人少而更加尖锐。
到杭州后,上海来的旅客要集中到北2出口登记,手机填报承诺书、测抗元、测核酸,领取目的地区的标牌。之后集中等待,大概十来分钟后,安保人员像导游一样带大家走,前方栏杆按区分流,各走各的区,等待每区的隔离车到来。我上的是一辆中巴车,车内包着塑料隔离膜,负责此车的防疫人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生。上车的一共九人,前往本区内集中采样点。期间不断有人接到电话,统计车内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情况。
到达采样点后,所有人先把行李放在地上集中消杀,所有人安排坐在露天的小课桌椅上,开始填表、再次测抗原、再次测核酸。两位消杀人员不断跟对讲机联络,确认每个人的情况。全部流程完成后,行程码绿码、没经过中高风险区、核酸无问题的,等对讲机通知可自行离开。
当天我做了三次核酸,不到两小时内做了2次,一位年轻男生说:算了,反正是国家出钱。我对他说,不,核酸检测用的是我们的医保基金,他听后大惊失色。
一位大哥全程抱怨,说自己早晨就到车站,没有任何问题却突然被赋黄码,一天内改签了四次,做了四次抗原核酸,却始终不能放行。他不断申诉,但始终无人解释。当我们到达集中采样点后,对讲机里指定与他通话,说他变黄码的原因是自己填报承诺书时填成了身体异常,大哥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也因为一天滴水未进,已经不堪折磨,他坚决不肯再做核酸,跟消杀人员说,可以让警察来带走他,但他绝不会再做核酸了。
我被放行后立刻离开,大哥的后续不得而知。
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异常荒谬,甚至恐惧,个人完全被制度约束,没有任何逃脱的缝隙,疫情已经演变成“核酸恐怖”。
虽然已经“摘星”,但上海行程码依旧带有一个红色感叹号,在杭州无法乘坐地铁和进入商场,打车时司机对我说:对我们来说,上海没有低风险区。
摘星终究只是一个无用的仪式,相当于换了个logo。上海已被围困孤立,在杭州过了一天正常生活后,更加感慨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城市。
同样是抗疫,甚至还自称赢了,但上海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上海只是人质的城市,人质无法成为英雄,只能等待被英雄拯救。
《楚门的世界》里,妻子虽然不爱楚门,却不断提出要跟他生一个孩子。小时候看时不明白,现在才理解,一旦有了孩子,即使发现世界的荒谬,也只能接受荒谬,丧失追求自由的勇气。
孩子,是父母交给社会的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