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兰风

文摘   文化   2023-02-02 13:17   浙江  
一切伟大的文明都是一次智慧大爆炸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历史上有过四次最伟大的智慧大爆炸: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分别发生在爱琴海、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三次智慧大爆炸,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欧洲又一次发生了光辉夺目的智慧大爆炸,从而形成了西方文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认为:“适度的外来挑战(有足够的强度又不至于造成毁灭)和人们奋起的应战,促使人群精力的高度集中,从而导致思想与社会组织的进步,形成了最初的文明。

  基因也叫遗传因子,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文化基因则是文化的密码,同样记录和传递着文化的遗传信息。每一次智慧大爆炸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包含了特殊的文化基因。一个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旦定型,就具有非常顽固的稳定性。

  春秋战国时代是华夏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时代之一。特别是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期间,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孙武、孙膑、扁鹊、屈原、蔺相如、荆轲、聂政……等文化巨人都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创造力,黄河流域的智慧大爆炸创造了有别于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国文明。

  2500年来,越地文化也历经了一次智慧大爆炸和三次思想大变革,逐渐形成了绍兴特有的文化基因——剑胆兰风。剑胆表达的是意志和力量,兰风显示的是信仰和风范。勾践佩带的宝剑和手植的兰花,成为绍兴精神的物化象征。

  一、“卧薪尝胆”诞生了剑胆兰风

  于越部族原来聚居在浙北会稽山中,族人纹身断发,民风剽悍。《越绝书》载:“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经二十馀世后到了允常为越王时,越国与吴国发生了冲突,从此吴越战事不断,两国陷入了恩怨纠葛之中。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馀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夫椒之战越国大败,迫使越国屈服于吴国,在吴国强大的压力下,越王勾践面临“战”与“降”、“存”与“亡”、“奋发图强”与“苟且偷生”等三大考验,而勾践毅然选择了前者。特别是在“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率文种、范蠡等人不仅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而且领导越国人民奋起应战:将都城从山麓平阳迁到沼泽平原地带,建立了以卧龙山为中心的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制订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强国之策,鼓励人们生育增加人口;科学规划国土,建立了以粮食、冶金等主的各种生产基地。他们动员了一切力量发展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国人的智慧与力量,由此点燃了越地智慧大爆炸。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兴国、灭吴、称霸的伟业。“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哀公元年》)。越地智慧大爆炸不仅“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且创造了越国文明与越地民风,奠定了越文化的基因。勾践“卧薪尝胆”的意志、文种“伐吴九术”的智慧和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理念成为越文化的根本基因。越王宝剑和会稽兰花成为基因的物化象征。剽悍单纯的古越民风中融入了“坚韧”和“理智”,从此,“剑胆兰风”成为越文化的灵魂。这次智慧大爆炸彻底改变越国的面貌。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到东汉时会稽已经是人杰地灵之地。东汉会稽人虞翻(164年-233年)描述说:“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也。”


  二、“北迁南移”充实了“剑胆兰风”

  “东南山水越为首,天下风光数会稽”。越地智慧大爆炸后,富裕安康的会稽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历史上就有“秦谪吏民,汉徙强宗,晋移豪族,宋迁士人”之说。从秦汉开始就有众多豪族士人“北迁南移”。特别是东晋、南朝期间,由于北方战乱,大批黄河流域的居民避乱江南,豪族士人纷纷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北方的豪族士人带来的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和漂亮的人格”受到了越地人们的欢迎与尊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士大夫精神在越地得到了张扬。儒、释、道三教交汇,使越地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北迁南移”不仅给会稽带来了中原文化,而且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期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使鉴湖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垦殖了9000顷沃壤,使会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东晋时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繁荣景象。在整个南北朝时,会稽与建康东西相峙,成为当时江南两大都会,丝织业、冶炼业、造船业、青瓷业、造纸业等也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会稽的经济和文化之发展超越以前任何时代。会稽到汉代时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

  南北文化的对接与生产的交融触发了会稽的第一次思想大变革。刚柔相济的“胆剑兰风”精神得到空前的传播与发扬。王充、魏伯阳、贺循、马臻、王羲之、谢安、谢灵运、孔灵符、陆游、贺知章、王冕、王阳明,徐渭等绍兴名士人才辈出,绍兴出现了“士比鲫鱼多”现象。自南宋以来,成为东南一带文风最为炽盛的地区之一。尊师择友,弦诵比屋,蔚成风气。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孕育了象王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刘宗周、王思仁等一大批文人名士,还生产了大批量的“万卷书,一壶酒,宦海沉浮任漂流。官印在你身,学问偏我有”的师爷、幕僚。至明清两代,由于人口的增多,大批的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砚田笔耕,游幕四方。

  思想大变革在原有的越文化基因中加入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魏晋风度和“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清贫情怀。会稽人既有“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林语堂·中国人》)江南人的通性,更有“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的士人担当。一旦到了历史关键时刻就会有人挺身而出,“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正是这种潜意识的反应。


  三、“西学东渐”强化了“剑胆兰风”

  “西学东渐”通常是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明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传入大量西方科学技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推行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争相救国。为了寻找强国之路,他们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广泛。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明万历十三年(1585)西方传教士进入绍兴传播天主教,清同治十五年(1864)开始传播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在绍兴兴办教育、卫生、出版、慈善等社会文化事业,虽有其传播教义、培养信徒为侵华势力服务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也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对近现代绍兴社会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面对屈辱、苦难和严峻的中国社会现实,出现了反封建、求民主的浪潮。为了救亡图存,更新发展,适应世界独立、自由、民主、科学和法制的时代潮流,绍兴也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留学潮流。代表横扫封建制度意志的“剑胆”和追求科学民主新思想的“兰风”,再次把绍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随着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鲁迅、蔡元培、马寅初等一大批留洋学子的归来,新思想在绍兴广泛传播、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新文化运动对原有的绍兴文化基因进行了积极的变革与重组,使越剧、“女儿红”、小桥流水之类的至阴至柔孕育出了鲁迅、秋瑾这样铁骨铮铮的至阳至刚。

  “西学东渐”引发的第二次思想大变革一直延续至今。


  四、“改革开放”实践了“剑胆兰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央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和十年动乱给绍兴留下的伤痛,启动了绍兴的第三次思想大变革。

  改革开放之初,绍兴人很快就进入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新状态,走出了一条稳健有序、统筹协调的发展新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绍兴模式”。1984年,绍兴将兰花选为市花,启动了智慧型的发展思路。坚持改革开放决心的“剑胆”和发扬聪明才智的“兰风”在新时期再次发挥了它的威力。全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为推进绍兴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加快建设步伐惠及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光辉历程开启了绍兴发展的新纪元。

  据《绍兴年鉴》记载:2021年,绍兴市国民生产总值为6795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618倍。2021年绍兴市全年财政总收入95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4亿元。2021年绍兴城市居民收入73101元,农村居民收入达42636元,绍兴人民的生活提前进入了小康。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指引下,绍兴已融入建设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

  经过四十年多年的努力,绍兴相继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中国优秀创新型城市、中国魅力城市、联合国人居奖、最富幸福感城市、中国十大最美丽城市、东亚文化之都等荣誉称号,绍兴的卓越成就使中国乃至世界刮目相看。在中央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绍兴的文化基因引导人们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与更新。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发生的越地智慧大爆炸和随后发生的三次思想大变革所产生和不断强化的“剑胆兰风”,指引着绍兴走过了辉煌的2500年。“剑胆兰风”奠定了绍兴文化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使绍兴文化具备了“崇尚自然、抒述性灵、刚柔相济、勇于创新”的个性,无论在绍兴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还是在生活习惯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记号。正如柯灵先生在《重读绍兴》一文中写的那样:“会稽山的雄伟与鉴湖水的温柔,绍剧的高亢与越剧的委婉,白墙的明亮与黑瓦的深沉,火性与水性这一对矛盾,都奇妙地统一到绍兴这块土地上来了。”这里的“每一块青石板都有一个典故,每一座桥梁都有一个传说,每一个台门都有一个故事,每一种土产都带有绍兴文化印记。”

  在“剑胆兰风”精神的影响下,绍兴历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具有家国情怀的名人志士,留下了3600多处历史文化遗存、300多个文保单位和3.5万余件历史文物。使绍兴成为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闪亮点、东亚文化圈里的一个耀眼的明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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