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张爱玲与梅兰芳的文艺因缘

文摘   2024-11-16 15:16   中国  
一、 晚年追忆与人生初见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初次见到梅兰芳时尚值髫龄。离世前两年,张爱玲发表了《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一文。文中,张爱玲颇为得意地写道:“我八岁搬回上海,正赶上我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张爱玲第一次亲睹梅兰芳的风采,应当就在这次堂会之上。

不过据笔者考证,张爱玲的这段记忆或有失实之处。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楚娣说。‘那时候梅兰芳要演《天女散花》,新编的。大爷听见说这一出还好,没有什么,我可以去看。我高兴得把戏词全背了出来,免得看戏的时候拿在手里看,耽误了看戏。临时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让去。……’”此处提及的“楚娣”,其原型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而“大爷”的原型即张志潜。《小团圆》描述之人事多取材于张爱玲的亲身经历,据此想来,既然连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张志潜都认为家中女眷不宜去戏院观听,遑论于私宅中举办堂会,大张旗鼓地邀约“四大名旦”前来了。
 笔者认为,《对照记》中提及的堂会,其主办人并非张志潜,而是张爱玲的堂伯父张志潭,堂会的地点也不是在上海,而应是在天津或北京。  1920年代,张志潭位高权重,家产丰厚,且十分热爱京剧,多与名伶交往。据说他“经常请‘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到家里做客,请他们吃鱼翅全席,听他们清唱”。由此笔者推断,张爱玲儿时亲睹的“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当是在天津或北京的张志潭府中举办。

1960年代初,张爱玲开始创作英文小说《少帅》。在这部以张学良与赵一荻为原型的小说第一章中,叙述者说道,“四小姐”于“逢年过节或是有人过生日,她都会到帅府去。那里永远在办寿宴,请最红的名角儿登台唱堂会……不比散发霉味的戏园子,家里是在天井中搭棚,簇新的芦席铺顶,底下一片夏荫。她感到戏正演到精彩处而她却不甚明白,忍不住走到台前,努力要看真切些,设法突出自己,任由震耳的锣钹劈头劈脑打下来。她会两只手搁在台板上,仰面定定地瞪视。” 《少帅》中的堂会场面,其素材应该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这亲身经历大约就是张爱玲幼年参加的“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吧。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爱玲确曾于幼时在私家堂会上亲睹过梅兰芳的风采,引发了张爱玲对梅兰芳及其京剧艺术了解与欣赏的兴味。
二、 “故事新编”与“苍凉美学”
 1938年春,上海进入“孤岛”时期,梅兰芳携梅剧团赴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他留港不返。 
1936年张爱玲发表了小说《霸王别姬》。其时张爱玲正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这篇小说就发表在校刊《国光》第9期上。 
梅兰芳《霸王别姬》剧照
京剧《霸王别姬》先由齐如山创作初稿,后经吴震修删削而成的。1922年春,梅兰芳与杨小楼合作,于北京第一舞台首演《霸王别姬》。同年夏,应许少卿的邀约,梅、杨二人赴沪,登临天蟾舞台,这是《霸王别姬》在上海的首次演出。“梅派《霸王别姬》在上海的首次露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首演开始连演三天,后又迭次演了五次。”此后,梅兰芳携此剧献演于大江南北,其饰演的虞姬令无数戏迷票友折腰拜伏。
约在1923年,百代公司即已为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灌制唱片,至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再邀梅兰芳与杨小楼合作录制唱片《霸王别姬》。自此,一般市民即使不去戏院,也能时常于收音机与留声机中听到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而其中著名唱段如“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等,也随之传遍闾里,妇孺皆知了。
将张爱玲的小说与京剧《霸王别姬》进行文本比较,笔者发现,张爱玲的小说可谓是对同名京剧的“故事新编”。不过,张爱玲并未“新编”《霸王别姬》全本,而只是截取了该剧的高潮部分即“别姬”一场戏中的片段。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开始于虞姬在项羽就寝后,独自出帐外巡营。张爱玲于此写道:“她依照着每晚固定的工作做去。侍候他睡了之后,就披上一件斗篷,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住了烛光,悄悄地出了帐篷……守夜人一下一下鼓着更绕着营盘用单调的步伐走着。”熟悉京剧《霸王别姬》的读者,一眼便能觑出,身披斗篷,手执烛台,四下巡视,这正是“别姬”一场中虞姬行出帐外,四下张望时的扮相与做功。

梅兰芳、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

通观张爱玲的小说《霸王别姬》可以发现,这篇小说最精彩之处,莫过于以细腻华美的笔触对虞姬自刎前的心理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想象与描绘。17岁的张爱玲如此写道:“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目标究竟是什么。……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张爱玲是以绮丽的语辞书写虞姬的哀伤,但这哀伤非同一般,其中还流露出她对自身悲剧命运的透彻感悟,即无论项羽是成王还是败寇,对于虞姬而言,她的结局都是不幸的。结合梅兰芳在京剧《霸王别姬》中“南梆子”的唱法与风格,笔者认为,张爱玲不仅从“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一段中脱胎出其小说的主要情节,更是从一曲“南梆子”中生发出小说的全体意境。此意境为何?那就是“苍凉”:一种带有对人生彻悟式的哀怨,同时又是对人生悲剧性的怜悯。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张爱玲不断营造“苍凉”,最终使之成为其小说的重要美学标志。寻根究底,对于这独树一帜的小说美学风格的确立,梅兰芳的京剧艺术给予张爱玲的启示不容小觑。
三、 与梅兰芳不期而遇
1939年8月,张爱玲入香港大学深造。其时,梅兰芳已独自滞留香港近一年的时间。在港期间,梅兰芳深居简出,莫论演出,就连私下吊嗓子也要紧闭门户,拉上窗帘。如此境况,张爱玲自不太可能有与梅兰芳遇见的机会。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不久攻陷香港,港大旋即停课。翌年5月,张爱玲乘船返回上海。翻阅张爱玲的《小团圆》,其中竟也有一段女主人公九莉(以张爱玲本人为原型)在自港返沪的轮船上邂逅梅兰芳的叙述:“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阑干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方脸,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装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见说梅兰芳在船上。”上引文字虽是小说,但从其中描述的一些细节来看,确似实有其事。据许源来的说法,梅兰芳是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就开始蓄须的,“梅先生是个旦角演员,年轻时为了怕胡子太浓,常用镊子拔须,现在要用着它了,可又总是稀稀朗朗的几根,老长不密。直等回到上海,时隔半年,胡子才留得有个样子。”坊间一般传言,梅兰芳是在回到上海之后方才蓄须明志的,而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的描述特别提及了梅兰芳在返沪船上即已经有“细细的两撇小胡子”,想来这样的细节,若不是亲眼目睹,仅凭悬想揣测是很难写出的。 
梅兰芳指导弟子李世芳
不久,一部对张爱玲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话剧于1942年12月24日在上海首演。这部话剧在沦陷期上海市民中掀起观剧的热潮,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连演200多场,观众达18万之多,“创造了民国时期中国话剧史上的票房奇迹”。这部话剧就是“上海艺术剧团”排演的《秋海棠》。
话剧《秋海棠》改编自秦瘦鸥的同名小说,由费穆承担了主要的编导工作。费穆原是电影导演,上海全面沦陷后,由于拒绝与日本人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遂转入话剧界。作为梅兰芳的好友,费穆在塑造“秋海棠”的人物形象时,实际上是以梅兰芳为主要参照的。当时的梅兰芳已经多次拒绝日寇的演出邀约,称病蓄须,杜门不出,其不屈之气节为国人称道。

石挥、梅兰芳合影

在小说原著中,秦瘦鸥本就将“秋海棠”一角设定为具有爱国情怀的京剧名伶:他原名吴玉琴,之所以改艺名为秋海棠,是因为他感慨祖国的幅员如同秋海棠叶,而“日本等侵略国家,便像专吃海棠叶的毛虫,有的已在叶的边上咬去了一块,有的还在叶的中央吞啮着,假如再不能将这些毛虫驱开,这片海棠叶就给人们啮尽了……”。显然,费穆希望观众能够从秋海棠的舞台形象中觑见梅兰芳的身影,从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坚定誓不屈服的信念。为了让观众将秋海棠与梅兰芳联系在一起,在该剧彩排期间,费穆还特意邀请梅兰芳前来观看,并请其对秋海棠的扮演者、后有“话剧皇帝”之称的演员石挥予以指导。 

话剧《秋海棠》感动的无数上海市民中,张爱玲也是其中一员。1943年,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Still Alive一文。在这篇用英文写就的文章的开端,张爱玲写道:“从未有一部话剧如《秋海棠》那样,让上海这座具有坚硬性格的城市动容如斯……当京剧名伶秋海棠于悲愤中陨落,坚强的男儿亦为之涕泗滂沱。”显然,张爱玲对于费穆等人的良苦用心深有体会,她一定领悟到了“秋海棠”与梅兰芳之间存在着关联。因此,她以“still alive”(仍然活着)为文章标题,实有深意。此题名的浅层次意旨当是提醒国人,梅兰芳虽然一时中断了他的艺术生命,但其艺术形象与爱国精神仍然通过其他艺术形式如话剧等顽强地活着。至于此题名的深层次意旨,笔者以为是在宣告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终不会因为敌寇的肆虐而消亡,即使神州一时陆沉,民族之精神仍然会在民族文艺中以“中国味道”的形式永存不朽。

借鉴话剧《秋海棠》的经验,张爱玲在此后的小说叙事中不断营造浓郁的京剧气氛。以《倾城之恋》为例,小说甫一开场,叙述者便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明言,这是一个“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胡琴上的故事”。小说中形容白流苏,“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这令当时读者恍惚间感受到了已蓄须闭门的梅兰芳往昔的风致。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张爱玲还多次借用京剧剧目作为小说题名,这包括《金锁记》《鸿鸾禧》《连环套》等,如此手法,一方面是以“互文”叙事的方式将自己的小说与同名京剧作“参差的对照”,而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则是张爱玲借助文艺创作以宏扬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和文艺精神。 
结语
1976年,张爱玲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虽然此时她已侨居美国多年,但旧日对于京剧的喜爱似乎仍未衰歇。张爱玲与友人宋淇商议,曾一度拟将《小团圆》的主人公“九莉”的身份定位为一名京剧演员。就此,她与宋淇数番通信讨论这一问题。对于张爱玲的设想,宋淇表示十分支持,他还提供了一些素材与资料供张爱玲创作参考。然而,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张爱玲最终放弃了这一原初的设想。
回首既往,发轫于少年时期以梅兰芳《霸王别姬》为蓝本的“故事新编”,中经在话剧《秋海棠》影响下产生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篇的“参差对照”,终至《小团圆》中的“纪实与虚构”,张爱玲小说创作与梅兰芳及其京剧艺术的因缘绵延了近半个世纪。 
(摘编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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