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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因战事多年散处后方的联华公司老导演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张翼、沈浮、吴永刚、史东山、司徒慧敏、赵英才，老演员白杨、王人美、金焰、高占飞、黎莉莉，很快地也结成了一个团体，联名要求罗明佑，迅速交涉收回联华公司，大家愿意重新携手合作。于是，国民政府接收“华影”不久，便将抗战期间为敌伪暴力占据之联华影片公司产业，由当局调查后发还。![]()
1937年，蔡楚生导演影片《王老五》时，曾让郑君里担其副导演，这次“联华”复兴，同是广东人的蔡楚生便又拉了郑君里一把，只是这次郑君里因为有了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的历练，已不再是充当“学徒”的副导演角色了，而是与蔡楚生联合执导影片。另一个众所众知的原因是，蔡楚生抗战期间累积的肺病问题在他回沪后愈加严重了。1946年12月4日下午2时，蔡楚生由渝乘民联号到沪。这也是联华公司原定的第一部影片最后排在了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的原因。肺病初愈后蔡楚生和郑君里开始着手写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时间据郑君里回忆，已是1946年夏天了。![]()
郑君里在1956年《一江春水向东流》重映时曾写过一篇《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回忆文章，其中有：我们的注意力毋宁是被当时相当普遍的一些社会悲剧所吸引——有些人丢下妻子在上海（被称作“沦陷夫人”），到内地“参加抗战”又重婚（“抗战夫人”），胜利后“衣锦荣归”，又“接收”了新宠（“接收夫人”，剧中何文艳原称“接收夫人”，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太刺激，强改为“秘密夫人”）。这个“情节”包含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戏剧性。我们曾经依照它来规划出剧情的轮廓。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情节的本身，而是想揭发埋藏在它底下的社会矛盾。由此可能知，揭发“沦陷夫人”“抗战夫人”“接收夫人”所埋藏的社会矛盾，是郑君里创作“抗战夫人”题材电影的内在动因。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郑君里又托人找到从大后方回沪的陈霆锐律师了解有关“抗战夫人”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申报》1946年10月23日第6版曾辟出专栏“答复读者，法律质疑”，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对“抗战夫人”所涉之法律、道德等问题进行逐一解答，以下案例可视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故事的现实翻版：
问 友人某群在战事初起时逃至后方，音讯阻隔达五年之久，乃在后方另娶妻室，生有子女，今已返回家乡，发觉原妻健在，而新妻又已随来家乡，现敝友拟与原妻离异，该取何途径？（一）以相隔多年生死不明为理由，男方向法院提起离婚，是否合法？（二）如置之不顾，仅予以相当之生活费，使之离去，是否可行？（三）如原妻提起诉讼，是否构成重婚罪？（四）似此类情形甚多，近来立法当局是否有适当之新法律，以应付此等婚姻问题？（五）原妻之子女是否可要求判断由女方领去？（六）如女方提出苛刻之经济条件，而为男方（公务员）所不能负担，是事可请求法院减少。答 （一）查抗战期间，沦陷区与自由区，邮务交通，从未断绝，原妻是否生死不明，不难一查可知，以此为再娶理由，殊欠充分。（二）须得原妻同意，否则不可。（三）应负重婚责任。（四）最近并无关于解决此类婚姻纠葛之新法令颁行。（五）离婚后子女之扶养，依法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六）本件女方无过失，依法应给与相当赡养费，至女方死亡或另与他人结婚时为止。![]()
上海《女声》杂志更是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抗战夫人”问题的座谈，阐述了“抗战夫人”所涉嫌重婚的法律定性：抗战夫人”这一社会问题的产生，自然与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家庭关系的破坏不无关系，但深究下去，其实还涉及历史的、现实的、道德的、法律的等诸多层面的复杂问题，不是单纯用“重婚罪”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假如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战后“接收夫人”群体的大量涌现，则彻底撕下了那一副副沽名钓誉的所谓老资格的“重庆面孔”。![]()
1946年《吉普》杂志的一篇文章对“接收夫人”的社会现象做了极力的嘲讽：胜利后当然没有什么抗战夫人了，可是却又添了一批“接收夫人”，接收夫人也者，即是从汉奸那里接收得来的娇姬艳妾，所以那批接收夫人，都是相当美艳而摩登的，为的已经经过了汉奸的选择，不像抗战夫人的很有不少还带着乡土气。目前这种接收夫人，还在不住地产生着，只要有能耐有机缘，最好更能倚仗一些职务上的便利，弄几个接收夫人，真是易如拾芥，不费什么吹灰之力。![]()
而影片《抗战夫人》改名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四方面：（一）避免引发新的人事纷争。抗战当中的不少文化界的名人、政界“明星”都有所谓“抗战夫人”，如郭沫若的黎明健、田汉的安娥、梅兰芳的福芝芳、蒋经国的章亚若等。其中不少是与郑君里相识甚至要好的。如田汉是其南国艺术学院学艺时期的老师，安娥待他又像亲弟弟一般。（二）“抗战夫人”之名无法涵盖其要表现的“沦陷夫人”“抗战夫人”“接收夫人”的宏大命题。（三）从艺术性上说，“抗战夫人”仅仅局限于对抗战造成的家庭分裂的批判，“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借助于李后主千古绝唱的意蕴，深刻地将这一悲剧以“感人肺腑的诗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四）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剧本命名为《抗战夫人》后，电影公司纷纷以此题材为噱头，跟风者众，出现了不少以“某夫人”命名的影片。![]()
1946年冬，郑君里和蔡楚生共同完成剧本初稿，脱稿后由郑君里改动，《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为前后两集，前集《八年离乱》，后集《天亮前后》。在剧本分幕、分镜头完毕后，“联华”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剧本会议：读完全部剧本后，赞美之声充满全场，舍此就彼，再四研究，竟无一人对某一场某一镜头表示割爱者，为尊重原著作人之意见与苦心，并本发扬中国电影最高艺术之初衷，一致决议原班保留，增加摄制资本，分为前后两集，前集暂名《天亮前后》，后集暂名《天亮以后》，片成后将有二十大本以上，堪称中国电影划时代之作，实当之无愧。闻日内即行，并将慎选演员开拍。 ![]()
蔡楚生、郑君里二位导演经过对主角的挑选，初步拟定白杨、舒绣文、胡枫分饰“沦陷夫人”“抗战夫人”“接收夫人”三角。可是，“胡枫曾参加过‘华影’，联华同仁认为系伪明星”、“污点演员”，终至将其从主角计划名单中除名，换上了上官云珠。在对新人演员的提拔上，郑君里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需要发掘几个具有艺术天才的新星。”于是他从不久前“联华”公开招考上来的演员中大胆启用了新晋小生高正、中叔皇分饰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和白少魂；在女演员方面，则启用了林华。![]()
蔡楚生、郑君里对影片质量要求非常之高，使得《一江春水向东流》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拍摄周期。为了赶进度，经常一拍就是连续十来个通宵的“夜战”，把许多演员熬得累病了，而郑君里自己也需要靠“进补”牛奶勉强支撑。这期间，“联华”演员累病的消息频频传出：该片开拍至今，已有四五个月，所有工作人员均累得病倒。如白杨生病，舒绣文小产，郑君里与孟君谋发汗热，只有男主角陶金因身强力健，未被病魔所扰。而各演员病倒的原因，是为了连拍十多个通宵，以至工作人员体力不支而累得病倒的。导演郑君里因此便下令只拍日戏，夜间不再工作。日里虽热，工作人员挥汗拍戏，但到了夜间便可回家纳凉，因此白杨等大为高兴。![]()
导演郑君里给白杨、陶金说戏
在这样紧张的拍摄过程中，当时的《一四七画报》的记者前往位于海格路丁香花园的新华厂探班：《一江春水向东流》前集《八年离乱》的制片人是夏云瑚、陶伯逊、任宗德。后集《天亮前后》的制片人是夏云瑚。他们都是电影企业家，可是他们能够使这部影片的摄制工作“慢”至一年，他们不贪图目前的盈利（因为这部片已下了三四十余亿的制作成本），在焦急异常的情态下，可是这位夏老板，常看见蔡楚生或郑君里的时候，满脸堆着笑容，还是“慢慢来，慢慢来！”地安慰他们。拍摄一场戏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重搭布景重摄。这制片人是够伟大的，值得颂扬的。 在经历了将近九个月的紧张拍摄之后，《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在1947年10月初上映。以下是前集《八年离乱》在丽都大戏院开幕现场的盛况：丽都大戏院开幕献映《八年离乱》之日，该院主管机构联怡公司事先邀请该片演员及工作人代表主持揭幕礼，到昆仑影业公司演员，即《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女主角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及该公司总经理（亦即该片制片人）夏云瑚，制片厂厂长（该片制片人）任宗德。并由舒绣文代表“昆仑”同仁致辞。此时摄影记者纷纷抢取嘉宾镜头，银光闪闪，掌声雷动，情绪万分热烈。![]()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后，轰动了整个影坛，引起了上海乃至全国观众的热烈反响，放映深入至地方，观者云集，号召之盛，堪称空前。最终，它打破了以往一切国片的卖座纪录，亦刷新了由《渔光曲》（1934）所保持的连映四十八天的最高国片映期纪录，创下了首轮连映209天的新纪录。 以上海全市五百万人口计算，亦即上海无分老幼贫富，十人中必有一人看过此片，此上海首轮尚未结束，估计二轮结束之后，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八至二十上海人口数。![]()
与此同时，文学界、电影界关于该片的影评也发表在《大公报》（上海）《昆仑影讯》《现代妇女》《金声》《一四七画报》《上海警察》《风下》《现代周刊》《公理报》《正报》《文坛》等报刊杂志上，就目前所见不下20篇。
洪深在1947年10月29日的“剧影批评专辑”的“编后记”中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的技术上的成就，尤其在演技方面与在蒙太奇方面，我个人看来，乃是空前的。”同时他希望张忠良这知识分子的堕落不要写在抗战的账上，如因抗战而不能不离家等等。![]()
田汉对影片的总体评价十分高，但也不留情面地指出了一些不足：《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作者企图“从一个人的遭遇看中国抗战”。但我们很遗憾地还不能从它看到真正中国民族抗战的悲壮的史诗。张忠良本性是善良的，但他到了陪都重庆以后，“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与交际花王丽珍同居，而丢弃了素芬。及至他从天上复员到上海，他又爱上了何文艳。这片子在种种技术上虽有伟大成功，在许多素材的搜集与部分生活描写也有非常丰富的现实感，而在主题上却有着相当大的缺陷。作者没有从发展上写出一个现代进步知识分子不幸走向堕落的真正过程，也没有能抓住促使他们堕落的真正罪犯，抓住的只是可怜的“帮凶”两个流泪无依的女子。![]()
赵清阁将该片视为“一部感人肺腑的诗剧”，以下是其《简谈〈一江春水向东流〉》（原载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第9版）一文重点内容的摘录：《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题应属于消极的积极性。处理悲剧可以这样，此之所以能感人至深者！但也未尝不可以稍稍强调一些反抗精神。也就是说只对比的写实还不够，还需加以是非的正视，能如此，其效果或更大。总之，《一江春水向东流》，顾名思义，它是一部感人肺腑的诗剧，由于它的格调高，使我们知道作者的风度高，以及制片家的眼光高！![]()
左诵芬在《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从田汉的观点引申出去，也表达了两点不满，其一是：“没有指出张忠良堕落的复杂过程，好像张忠良的转变完全归罪于王丽珍与何文艳”，从而在“无意中又使我们温习了一下‘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观念”；其二是：“这个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没有和时代发生血肉的关系……素芬婆媳孙儿的受苦，不能代表上海的市民，只是说明他们一家人的凄惨……”另外，有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观众格力葛在看完影片之后，致编导函发表在《昆仑影讯》1948年元旦第十号上，信函的最后表达了对该片的不满：容我冒昧陈述一点意见，你们忽略一个要点：就是一部电影不仅要揭发真理，同时还得尽量明白地指出一条打破苦难的路。这张片子不能以素芬自杀为结局，而应该写她去乡间跟叔叔一起生活，去做有利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免一些过多而没有艺术价值的哭泣，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千百万与素芬相似的中国妇女们一股勇气。![]()
以群在《中国电影的新路向（上）》一文中，逐一驳斥了影片上映以来所遭受的诸多非议：有人说，它所表现的仅是这变乱中的一个家庭的传奇，并不足以概括这大时代的现实。我觉得这都未免是好意的求全之论。其实，任何艺术作品都只能通过某些具体的事项（人物），以表现时代现实的一面或多面，而不可能表现出现实社会的面面。1956年《一江春水向东流》重新公映，并将4个小时的片子精剪为三个多小时。去掉了哪些戏不得而知。可以想象的应该是某些儿女情长的细节，以及舒绣文和上官云珠的戏份被删减。![]()
此时的郑君里因之前拍摄《我们夫妇之间》（1951）而遭受批判。他在《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中，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创作阐释：
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解放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沦陷区的人们在绝望的深渊中眼巴巴地盼望胜利，盼望“天亮”！经过悠长的八年，好容易“天亮”了，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胜利”的灾难。我们怀着对蒋政权烈火一般的仇恨，写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关机照，找一下您熟悉的演员！
对于当时不少人批评张忠良的转变不合理、主题不够积极等问题，郑君里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以为把原来秉性善良的张忠良的变节，解释为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恶劣环境所腐蚀，可以在此时此地燃烧起千百万观众的仇恨之火，去进攻当前的社会制度。
在全国解放之后，千千万万与素芬同道的人们都挣脱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勇敢地站了起来，我们更加感到原来的处理（在当时当地虽曾发生一定的作用），不能满足当前广大观众的愿望。我们一度打算过改摄结局:素芬带着抗儿和老母坐船回乡（游击区），在怒涛滚滚的大江中扬帆东去……后来考虑到在全剧中，类似的缺点不止一处，只加局部的缝补修改反而容易弄到不伦不类。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创作仍以保存其本来面目为宜，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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