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苏联的公共公寓,每座公寓都有疯子和告密者。

文摘   2024-11-27 18:33   北京  

你一家三口住在套宽敞的三居室里,忽然有天一帮自称房管会的人上门说你的房子归国家了,把你们赶到一间卧室里,客厅卧室再给你塞进去3家人,有时候厨房也塞进去一家人。你们得排队上厕所和作饭,你打开门发现楼道和门厅里也搭上了床住上人,你需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住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这就是19020至1930年代的腾屋行动。

将近半个世纪公共公寓一直是苏联城市的特色,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城人里住公共公寓工人市郊住筒子楼,只有一小群特权人士有独立的公寓。还有的人住地下室或公寓走廊或厨房里,住在走廊里的人通常还有一张床,睡在厨房角落的人只能晚上打地铺,这就是斯大林时代市民的住房条件。
由于所有的住宅都被收归国有,由房管会来决定你应该住哪里,住多大的地方,所以就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人均面积,人均面积永远是大城市每个居民的心里阴影。1930年莫斯科人均面积标准为每人5.5平米,1940年降到不到4平米。首都本就限制人口流入,在快速工业化的新兴城市里,居住情况更差。比如在伊尔库茨克,人均面积标准不到4平米,而1933年远东的人均面积仅为3.4平米。

房管会有权驱逐住户,被认为是坏分子就会被扫地出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腾屋行动。1920 至1930 年代腾屋行动是市民的噩梦,被打成坏分子就赶出城市财产没收,良民也要交出自己家多余的房间。
从 1932 年开始户口登记制度,市民必须持有内务部签发的居住证,人证和居住地必须相符,没有证件寸步难行。居委会负责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公寓管理员和看门人负责监视居民,定期向内务部汇报楼内情况。

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公共公寓的营私舞弊和欺诈行为猖獗,比如假结婚多占面积,挂很多户口占房间,私自出租地下室厨房和走廊等等。这些小动作都少不了给居委会,公寓管理员好处费。当时的公寓管理员和看门人充当了内务部的白手套,比如你想出国批不了,通过看门人走关系就能过,在房间里挂户口这种更是常规操作,给红包就行。
1930年代在公共公寓里会发生各种狗血的事情,比如莫斯科的列别杰夫夫妇已经离婚6年,还不得不和18岁的儿子一起挤在22 平米的公寓里,尽管关系糟糕经常打架鸡飞狗跳,但也得挤在一个屋檐下。1933年警察在迪霍夫家的公寓房间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女尸。她是迪霍夫的姑姑,这家人杀死了姑姑以占有她的房间。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住房问题最严重,只有高官才有单独的公寓。官员们每天都收到成堆的申请住房请求,在列宁格勒走廊里住了5年的工人写信给莫洛托夫,恳求给他一间最小的房间,莫斯科一个六口之家住在楼梯下,面积只有6平米而且站不起来。
斯大林时代市民几乎都住公共公寓,每家一个房间已经算不错了。在房间里扯幔子,把占地方的东西挂窗外,打水要到一楼,因为交暖气费吵得不可开交是家常便饭。

公共公寓刚提出来的时候,充满集体主义理想化色彩。腾屋行动时把原来的房主赶出去,让工人搬进去代表改天换地。1920 年代末到1930 年代初公共这个词很时髦,连新建的房子都故意把厨房和浴室设计成公用的。大家必须共用厕所厨房浴室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不是享受上。
事实上公共公寓对培养住户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帮助,全是一地鸡毛。每个家庭都需要地看紧自己的财产,哪怕一个羹匙都有人顺手牵羊。厨房是发生矛盾的重灾区, 锅碗瓢盆和食物都会被邻居顺手牵羊。

一个列宁格勒人回忆:"当时我家炖了一锅红菜汤,好不容易弄到点肉。我就去厕所几分钟,回来连锅都没了。这不是第一次我家被偷菜了,良心好的过几天锅还能在楼下找到,碰到黑心的锅都没了。”
一个莫斯科人回忆:“我的邻居老夫妻是对贼,所有东西都不放过。衣服食物用具都不离开视线,否则转眼就没。我亲眼看到那个老太婆偷捞我家煮的饺子,被我喝止她把饺子往地上一扔扭头就跑,打死不承认。”

嫉妒和贪婪在公共公寓里盛行,住在大房间里的人会引起邻居深深的愤慨和嫉妒。打小报告举报陷害在公共公寓里很常见,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占你的房间。
一位莫斯科的教师回忆:"我丈夫被判处 8 年监禁关进了古拉格,我和父母还有两个儿子住在莫斯科公共公寓里,我们的42 平方米的大房间引起了邻居们的嫉妒。所有的邻居用各种方式诬陷我们,向各个部门写举报信。最后他们成功了,我们全家被撵出住了20年的房子。”

生活在公共公寓里没有隐私,你在邻居面前没有秘密,每个人都怕被人举报撵出去,每个人又都想举报别人以占有他的房间。每天公寓里打老婆的,喝酒的,偷东西的,传播小道消息的,欺负寡妇和老人的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说了不该说的被举报关进古拉格。
一个列宁格勒人回忆
“每座公寓楼都有疯子,还有酒鬼,麻烦制造者和告密者,公寓最常见的精神错乱是迫害妄想症。一个邻居坚信其他人在她的饭里混了碎玻璃渣,他们想弄死她占她的房间。一个52岁的寡妇住在20 平米好房间里,多年来与邻居互相开战,几乎每月都写举报信。她举报邻居是富农奸商,邻居们举报她是疯子有反社会倾向,力图把她送进疯人院,而疯人院表示位置已满恕不接待。“

也有一些公共公寓邻里之间有互助精神,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一个莫斯科人回忆:“我们公寓里所有的邻居都是朋友,他们互相帮助,白天都不用锁门。我们替人民公敌的妻子保守秘密,她非法与幼子躲在姐姐的房间里多年,没有一个人举报她。”

公共公寓的大部分美好回忆都与童年有关,孩子通常很高兴和同龄人相处,留下美好回忆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他们的父母则在警惕人心险恶。一些公共公寓长大的孩子很喜欢创作关于公寓的绘画,在他们的画里公寓和谐而美好的。
在新兴工业化城市中,房子由企业负责,比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82% 的房子属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这里的公共公寓就是单位家属院。1930年代在莫斯科后来也倾向于把同单位的人安排到一起,这样不容易引起纠纷,就是有纠纷,单位也会出面解决。

公共公寓虽然差,但在当时算是中产标配,比工人住的营房筒子楼强多了。1930 年在西伯利亚95% 的工人都住筒子楼,1938 年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筒子楼都是好待遇只占47%,其余的工人还得住在自己用稻草和木板搭的板房。即使筒子楼也是上下铺大房间,已婚工人和家属只能挂张帘子。
约翰·斯科特是个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住过的欧洲技师,他住得相对体面些。他回忆30年代西伯利亚的营房:“一座粉刷过的木结构低矮建筑,双层木板墙中间夹着稻草。屋顶上覆盖着牛毛毡,春天会漏水。营房里有30个房间,每个房间住户都自己装了砖炉或铁炉,不烧炉子这里冬天没法过。

低矮的走廊只有一个小电灯泡照亮,两人的房间只有6 x 10 英尺大,有一扇小窗户用报纸糊起来。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一个小砖炉和一个三脚凳。木板床又窄又摇晃。营房里没有浴室也没有自来水,要去院子里打水。厨房里也挤了一家人,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炉子上做饭。”
斯科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已经算被优待了,普通营房经常要挤200 人甚至更多,床需要流睡,一半人要打地铺。这种恶劣居住条件在30年代是常事,1932 年莫斯科发电厂的营房里不分男女挤了550人,每人只有2平米空间,有50人要睡在地板上用稻草当床垫。
对于他们来说,能住进公共公寓已
经算是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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