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读荣新江老师新作《满世界寻找敦煌》，不禁将我的思绪拉回到30年前。1994年，我跟随宁可先生、郝春文老师开始入门学习敦煌学。那时每逢周四，我和同学刘屹一定要骑自行车到北京大学旁听荣老师的“敦煌吐鲁番学概论”课。第一节课上，荣老师娓娓道来，把1984至1994年探访世界各地所获得的敦煌学研究信息倾囊相授，当时觉得真是“信息爆炸”。
中华书局2024年5月出版
荣老师不啻开一扇窗，这扇窗就是从北京大学的教室里望向世界的一扇窗。他告诉我们每一宗海外敦煌文献收藏是什么时代、哪家探险队、经什么样的过程获得，在哪一个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此后又经历怎样的编目过程，哪些部分已经有很成熟的目录，哪些还是未编目或未公开的状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些汉文文本以外，各种语言文字的文本，其编目、刊布、研究、甚至是做索引的状况，都一一道来。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英国、法国的斯坦因、伯希和编号中，哪一个号段是哪一种文字，比如伯希和编号当中，混入了其他西域文献的哪个号段，具体从哪一号到哪一号，都讲得一清二楚。这样辛苦的调查，这样精准的讲授，这让刚刚步入学术门槛的我们知道，敦煌学这样一门学问，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是一个要走向世界去寻访调查的学问。
荣老师告诉我们，敦煌学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门世界性学问。而且这种世界性是双重的，它所记载的历史和文明的碰撞过程是具有世界性的。虽然今天的敦煌是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城市，而在中古时代，敦煌是世界文明交往的重要汇聚点，从四周聚拢进来和放射出去的文明的力量非常巨大，这是它的内容所具备的世界性。而敦煌学产生和文献流散的过程是另外一重的世界性。
敦煌写卷刚刚从藏经洞中拿出来的样子
正如《满世界寻找敦煌》所表现的调查行为本身，还有和各国的全世界的学者互相交流这门学问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具有世界性。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看待这部学术旅行记，就会有更深刻的想法。在荣老师诸多的校内校外弟子当中，我是聆听荣老师有关世界范围内寻访敦煌文献的各种故事最多的一个人。但是，我在读这部《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了当年的调查荣老师怎样一步一步地做准备工作，怎样在调查之前先确定要去哪一个机构，从谁那里可以获得“入场券”，全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谁是最优秀的学者，他们的成果在哪儿发表。他会带上这样的论著到调查现场去，用最短的时间和最高的效率核对那些信息，探索新鲜的内容。
所有的精密安排，实际上给学术调查提供了一个样板。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当中，也有几次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调查的经历；虽然我之前也熟悉荣老师调查的过程，但是真正自己操作的时候，还是觉得有非常多的不足，比如说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打开一卷书仪的文献，当时面对这么粗的卷轴有一点发蒙，因为我没有准备好赵和平老师的最佳录文，去核对我那个最关心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时就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计划没有做好。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做学术调查工作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在书里，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趟轻松的旅行，但要是仔细阅读，尤其是有同类的调查工作经历，就会发现实际上在旅行之前和之后，存在着各种困难。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也是大家读过这本书以后会经常看到荣老师所说的一件事：为了尽快把要拿到的资料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所以他尽可能地把连吃早饭、午饭的时间都要节约出来。例如他住在伦敦郊外的中国大使馆教育处，要到城里的图书馆博物馆需要花很长时间在路上，于是便要牺牲很多日常的早餐、午餐的时间。又如他在日本东洋文库，为了多看一些文献，中午休息时间让人家把自己锁在库房里工作。
对此，我也深有感受。当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做敦煌文献调查时，紧张的工作经常伴随着饥饿感。在巴黎时，为了节省经费或者出去吃午饭的时间，我都是在出门之前自己做一个三明治；第一天的时候是两片面包的三明治，但是吃过以后完全不解决问题，从第二天开始，就加多成三片、四片面包的三明治。在伦敦，在英国图书馆阅览限制比较多，馆内吃几块饼干、喝一杯咖啡，马上又要回到座位继续工作。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对同样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来说，有一种非常强的激励感。
这本书叫做《满世界寻找敦煌》，但是如果我向读者提问，“为什么要满世界寻找敦煌？”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大家会怎样考虑？可能大家有各自的考虑，那我自己的一个答案是，敦煌学本身具有世界性，从它的这个文献记录内容，到它的流布，一直到它的研究，是全世界分布的。但是同样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大部分仍然在自己的书斋里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那么荣老师必须走向世界去寻找敦煌是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其一他的研究课题决定他需要去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老师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敦煌周边乃至河西地区的民族史，一开始的个案研究就是一个于阗年号的汉文写本，之后又是更为厚重的敦煌归义军史研究。这些研究课题的性质决定荣老师需要去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教授在列宁格勒东方文献研究所抄书（1991年）
我们知道第一代敦煌学者是挖宝式的，如果他有机缘遇到了哪一件文献就研究哪一件。比如1909年，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在六国饭店见到伯希和的时候，伯希和向他们展示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就会说，这个好，我们要研究这个；第二代学者就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做调查和做自己关心的领域里系统的分类整理，尤其是典籍的分类整理。那么到了像荣老师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满足于这样的一种认知了。因为敦煌文献的特殊性不在于它保存了哪些已经遗失的古籍，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地方社会最原始的档案，而历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欧阳修那样，直接利用档案来书写历史，对于当代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的事。为了把握这样的机遇，不仅要把敦煌文献分成几个类别来做整理和研究，更要全面地掌握这个时代的一切资料，反映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社会的资料，尤其是社会史的材料，不能漏过任何一个有字的，甚至是只是保留某种特殊形态的敦煌写本中的任何信息。所以是学术的支撑，促使荣老师去走向世界寻找敦煌。
如果追溯荣老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内在原因，或许是因为他出生在天津新港，从小很喜欢各种水边的冒险游戏。这种冒险和娱乐，或者是面向海洋的这种特性，可能是在他的性格和生命历程中积累而形成了一种探险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走向世界，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探险”，也会产生陌生感、新鲜感或不适感。《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书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生命的一种全球史，这一点意义，是在传统敦煌学之外的意义。那么，当我们去阅读这样一部历史，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代人的海外生活史，或者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海外“探险史”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其实是具有某种全球史的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仔细体会的一个角度吧。
（转自《深圳特区报·人文天地》202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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