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环球记》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19世纪前欧洲科学家和汉学家视野下的中医西传研究”阶段性成果，汇集全球18位优秀学者和学术新秀，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及健康知识生产的关系。
“本草环游”构建全球商业网络
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的生产已成为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主题。2018年4月11—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了“贸易为健康的驱动力：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贸易与医药产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的关系。
与会学者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偏重于观察医药产品的长时段、跨地区的流动特征，尤其是“物”的文化史。讨论议题有医药产品的全球贸易与流通，如世人熟知的丁香、大黄、金鸡纳和人参等，或是鲜为人知的阿魏和中国根等；近代域外医药产品与知识入华史、近现代中外医药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以及新视野与方法的运用等诸多领域。参与研讨会的三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学科背景多样，既有历史出身的学者，也有中医与西医背景的学者。《本草环球记》便是此次会议的结晶。
《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高晞 [荷]何安娜 主编
本书充分展示了具有全球环游特征的本草药材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的：当葡萄牙人将“中国根”带到欧洲时，欧洲人将“金鸡纳”由北美运回欧洲，再随耶稣会士航海抵达中国；当“丁香”在东南亚海域引发“香料战争”时，加拿大人将“人参”带往广州，并掀起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在药物贸易的一系列交换过程中，世界逐步转换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
有学者以“人参”为透镜，分析了一款健康产品是如何进入18世纪中叶的商业资本主义网络，掀起一场全球商业投机的风波；有学者以耶稣会士的通信和档案，描绘了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在全球流动轨迹，认为耶稣会士的流动性促进了“科学”活动的发展，但这样的流动也促使他们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从16到18世纪，耶稣会可能是唯一能够操控药物进出口各个流通环节的组织，从海外的原料、知识提取到欧洲的药方设计和产品出售。该项研究拓宽了以往学界对耶稣会士的社会形象和商业角色的想象。
书中，梁其姿、陈明聚焦阿魏作为药物、香料和植物在全球1000多年的流通，追踪阿魏相关知识从生产、转化、变更、传播到不再被重视的过程；何安娜从有关食用大黄的一封信开始，将大黄的故事纳入全球视野，引入“糖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饮食习惯”的宏大命题，发现了大黄从药材到食材的变化；高晞从“中国根”的知识考古与权力隐喻角度得出“‘中国根’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引药”的结论；王家葵从药理学和毒理学两个角度对古代草药记录进行了探讨，看到了传统本草学向现代药物学转型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徐源、周英杰使用新的数字人文工具分析早期佛教与道教文本中出现的本草。
地图中欧亚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展现出阿魏的旅程
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药物流动，不难发现，凡是进入全球流通领域的药物都被赋予了“异国情调”的特质，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会有一段对“异域新药”充满好奇的历史，并产生相似的认知：本土草药是廉价、优质和健康的，而“奇怪的”或外来的草药是昂贵的、有问题和具有潜在危险的。
查理五世相信“中国根”
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正遭受人生第11次痛风的侵袭。2月9日，英国驻荷兰大使沃顿觐见查理五世，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欧洲政治强人状态非常糟糕：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脚放在另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用毛巾包着一只胳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2月10日，查理五世决定服用一种名为“中国根”的新药。服药不到两个月，他便恢复健康。原本颓丧地躲在比利时宫廷不愿见人的君主站立起来，重现优雅的姿态。他的服药决定是影响近代早期东西方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让查理五世重振威风的药物（中文别名金刚藤）是一种来自中国菝葜类植物的根块“中国根”，它的英文名是China Root，拉丁文为Radix China。该药最早由葡萄牙商人带入欧洲，当时欧洲的“中国根”主要由印度进口，因而欧洲人又称之为“Wood of Inde（印度木）”。受惠于“中国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颁发药物许可证，使之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当时被誉为“神木”的“中国根”一度风靡欧洲，由此引发了巨大商机。在16—17世纪来往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货船上，“中国根”是必备的商品。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中这项引人注目的案例——“中国根”在欧洲大陆长达四个世纪的流传和广泛使用，纷纷展开研究。
2022年最新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16世纪欧洲医学简史》便将“中国根”列为16世纪进入欧洲的两大新药之一，“中国根”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医学史书的显要位置上。
只是，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多聚焦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范围。作为大航海时代欧亚贸易的产物，学者们分别从贸易、文化交流与医药传播的角度展开探讨，采信的史料多依据16世纪以来的商人、旅行者以及外派东方的欧洲医生撰写的游记、考察东方香药的医学报道，以及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这样的研究关切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将一个医药交流事件放置在长时段跨区域的世界历史范畴内考察，可以突破医药史或是技术史的狭窄框架，通过贸易数字的统计与分析，考察“中国根”在欧洲所呈现的物质文化形态，并论证“中国根”在欧洲盛行的史实，勾勒出药物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
然而，仅凭货物数字就想阐释欧洲科学家、政治权贵和民间社会对“中国根”的不同认知，难免显得单薄而无说服力。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既往的史料中发现，“中国根”并不是历史传说中治疗梅毒的良药，17世纪之后的欧洲医生就弃之不用，来自美洲的愈创木才是对付梅毒的“神木”。那么，为什么“中国根”的社会影响会经久不衰呢？
维萨里《中国根书简》，里昂，1547年
若要分析“中国根”的神药形象是如何构建的，需要将眼光回到欧洲本土，从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文献中寻找“中国根”使用的痕迹，考察医生认识、处理“中国根”的方法和态度，考察这款异域新药是否对欧洲医学知识的科学化转型产生过影响，以此发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
在《本草环球记》中，将欧洲第一部以“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1546）和葡萄牙名医的《医药百章》（1551）为研究对象，并参照同期阿拉伯医师的处方和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尝试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两个问题：从知识考古角度，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从《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他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他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尝试从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权威的角度，探讨在欧洲医学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科学初兴时期，医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如何受到隐藏着的政治力量，如帝王意志、学术权威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语言完成方法论的建构，同时考察在此关键时刻进入欧洲的“中国根”，在欧洲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转型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
（转自《长江日报》2024年11月5日第11版，记者李煦整理）
《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
高晞、[荷]何安娜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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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精装
9787101162912
（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