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轰炸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毁于一旦，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浩劫。1933年初，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局势岌岌可危。为避免重蹈东方图书馆的覆辙，北平文化界纷纷开始了救存运动。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同一众馆员也在筹划着一场重大行动。
央视网《善本南迁》纪录片
北平图书馆新厦落成典礼举行后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件”，从此华北政局不宁，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运，平馆的善本如何安全转移，自然也提上日程。《年谱》（《袁同礼年谱长编》）中很多篇幅涉及善本装箱南迁的复杂过程。钱存训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迁台经过》一文对此有较为精要的叙述 (钱存训《东西文化交流论丛》)，但是远不及《年谱》中的记载详备，比如行政院和教育部的态度、费用问题均告阙如。好在《年谱》从相关各方搜集到了更多档案史料，譬如大陆学界鲜有人涉猎的詹森（Nelson T.Johnson，1887—1954）大使档案，在此不得不称赞雷强的眼界和执着。这批古籍冠以美国图书馆新购图书之名，自1941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批从上海运出，辗转送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会图书馆，1942年春在胡适的协调下全部归于后者代存。善本南迁及运美是平馆在抗战期间保存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要事件，袁同礼先生作为主要筹划者和实施者之一，其坚毅和果敢让人钦佩。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郑振铎先生发表于1937年的文章《失书记》里说到个人藏书的损失，不禁感叹：“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 郑振铎《西谛书话》)但是战事乱象的演进方向，也往往在意料之外。1945年11月12日，袁同礼由上海飞抵北平，作为政府代表接收北大图书馆并代任馆长。北大图书馆在沦陷期间图书非但并无散失，反而以四十万元之价购得李盛铎藏书，大大丰富了馆藏。第二天他召集平馆全体馆员训话，19日呈教育部文：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经伪新民会强行提去政府出版品及俄文书籍一部份，除已函达北平市市党部请予清理归还外，其他留平之善本图籍、《四库全书》及普通中西文图书均幸无残佚毁损，房舍器物亦尚完好。
这是幸运的，《年谱》中也不乏书厄。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全境，不久香港摩罗街书摊出现大量图书，据香港中文大学马鉴档案，1942年2月10日袁同礼赴马鉴宅，“告知摩罗街书摊状况，后二人同往该处，见各摊陈列之书均系乱时匪徒自官署、学校或私人寓所劫掠者，现普通书以重量贱卖，善本则散见于各摊，极难配全，且索价甚昂。”这些“匪徒”乘乱打劫，类似的不幸事件在抗战时期并不鲜见。1936年，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卷子
袁同礼与年轻一代的图书馆学学者、目录学家王重民（字有三，1903—1975）的通信最为感人。敦煌学在袁同礼心目中地位极高，向达（字觉明，1900—1966）和王重民在伦敦和巴黎整理敦煌文书，也是受平馆的委托拍微缩胶片，王重民更是时时向袁同礼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想法。(近年来英法俄等国所藏敦煌文献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此时此刻，更应怀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敦煌学先驱。)他后来赴美，在海外生活十三年，1947年归国时内战已经爆发。1948年12月21日，袁同礼与梅贻琦、李书华、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人飞南京，离平前请王重民代理馆务。王重民屡以长信告“愁怅失眠”，此时北平已经被围，“北大存粮，尚够两个半月之用”。北京和平解放，对爱护故都古建筑的人士来说，也让人心安。(马衡、袁同礼、胡适、谷锺秀和梁思成在1948年3月28日联名呈文，呼吁维护文物建筑。)1949年2月20日，平馆驻沪办事处的李芳馥写信告以货币贬值的惨状，然后说：“绝望之下，只祈求早日解放也。”上海图书馆1952年7月开馆，李芳馥任馆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袁同礼、袁慧熙夫妇与次子袁清在华盛顿家中（袁同礼家人授权使用）
1949年至1951年，北京图书馆馆政废弛，王重民、赵万里、毕树棠等人写信劝袁同礼早作归计，但是袁同礼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断，留在美国，先后服务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的胡佛研究所和国会图书馆，继续个人的学术事业。过了一两年，海外通信服务中断。1954年9月10日，袁同礼为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钱存训提供新的秦汉书史线索，通信语气沉重：一九五一年长沙发掘系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则由湖南文化管理委员会主持，当时发掘596 坟墓，雇用一批职业盗墓人，从事于粗率的发掘，因未采用科学方法，以致历史文化遭到破坏（见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光明日报》）。两机关之发掘报告迄未出版，但内中关于秦汉书史之资料甚多。吾兄可函托森玉、西谛两兄设法搜集（西谛任文化部副部长）。弟曾函询王有三及曾昭燏（南京博物院院长）、贺长群（南京图书馆馆长）、向达诸人，均无复音，想由大陆寄信到英亦不易也。
说到发掘之粗率，值得一提的是，袁同礼1936年夏末奉命赴洛阳等地考察，并于10月14日撰写一份报告，其中提及“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陶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为探试地层之用。……查洛阳盗墓无月无之，而以秋冬为尤甚。盖本地农人多有盗墓者，秋收后禾苗尽去，不致妨碍农作物也。”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始于后魏，但是考察时“千佛洞，全部佛头无一幸免。……民国二十二年，钱王倬著《洛阳名胜记》，各洞佛像尚多完整，今则满目疮痍，盖被毁程度以近三年为最烈也。”民国年间统治程度之低下，由此可见。胡适（1891—1962）
《年谱》中胡适的名字出现最为频繁。胡适考证《水经注》（为戴震辩白），经常请袁同礼代查资料。两人在海外，始终关注着大陆所出新书和知识界状况。1953年3月袁同礼寄胡适《明代农民革命史料》（即《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郑天挺、孙钺等编辑，开明书店，1952年）和《傀儡戏考原》（孙楷第著）。胡适5月7日复信，他想到的并不限于李自成：《农民革命史料》收到了，十分感谢你！
大概明末的“流寇”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暴动。我在一部清初小说《豆棚闲话》里发现一首“流寇”军中流行的“西调”：
这是很有力量的呼喊。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动乱，多少总带一点革命性质。罗思华的自传里说白莲教原名“百连”，即“一连十，十连百”之意。可见十八世纪的“教匪”也是有组织的一种运动，不幸史料毁的太干净，我们竟不能考知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年的“白莲教”的信史了。(胡适信中所引“西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豆棚闲话》小有出入。)
胡适肯定记得发生在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论争，近十年时间过去了，他依然反对暴力，但是他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即对自己是否正确不那么自信的精神，自然也是一种尽力从别人视角观察世态的精神。《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内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美国看中国，势必与在中国内部看中国是有所不同的。《年谱》中这段时期的诸多记述会让我们产生异样的感觉，也许多一种或数种视角有利于加深对自身历史进程的认知。五十年代中期大陆批判胡适，而袁同礼组织筹划了《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下册，1956年12月和1957年5月作为史语所集刊系列出版。这是一种反向的互动，而大陆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胡适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季羡林在作于九十年代末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表达的敬意并不纯粹属于他个人。（本文是《袁同礼年谱长编》序四的第三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发表于《上海书评》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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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而生：国图、上图前馆长袁同礼、顾廷龙年谱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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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礼年谱长编》（全五册）
雷强 撰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6452-7
（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