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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先生的《唐诗选注》第一次在中华书局出版是2018年。初次接触本书的时候，我出于编辑的工作惯性，一头扎进了文献核查的工作中，忽略了对于书的整体把握，以至于没能深入理解这本书的精髓。这次借着改精装版的机会，重新把《唐诗选注》读了一遍，这才终于明白这本1994年就已经出版的书，为什么三十年后还能长盛不衰。《唐诗选注》，葛兆光 著
“选注”，首先是选诗。想在选诗上别出心裁，殊为不易。毕竟，从唐人选唐诗开始，唐诗已经被选了无数次，今人无论怎么细心筛选，“也只是在他人掘过的番薯地里拣漏，拣到了剩番薯个头也不大”。但葛兆光先生基于对诗史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唐诗的细致体验，从浩瀚的唐诗海洋中选出了282首。其中，好诗名篇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若只选好诗，就像是选“劳模”，劳模虽好，但并不能反映全貌。所以，葛先生说自己还另有一种选“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诗史的轨迹与诗人的特色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至分水戍》（骆宾王）、《深湾夜宿》（王勃）、《古兴》（常建）、《苔藓山歌》（顾况）、《秋怀》（孟郊）、《神弦曲》（李贺）、《重过圣女祠》（李商隐）等都是依据这个原则，而杜甫多选律诗、李贺多选七言歌行、李商隐多选七言律诗等也是出于这些考虑。以骆宾王为例来说，骆为“初唐四杰”之一，他们的共同点是“富于个性的气质、不平则鸣的性格加上一肚子牢骚于悲凉”，但正是这些特点使他们得以摆脱同时代诗人千人一面的应制、酬和诗，为诗坛带来生机勃勃的主题。骆宾王的《至分水戍》等几首边塞诗就有亲身体验的感受和亲眼目睹的意象，是边塞诗的新气象。可以说，这个选本里的每一首诗，都有它入选的充分的理由。本书所选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小传。作者通过小传，梳理唐代诗风的承袭与演变，锚定众多诗人各自在唐代诗史中的位置，单拿出来几乎可当一部极简唐诗史。人物小传或繁或简，各有侧重。诗人生平部分及诗人排列的先后顺序均依据《唐才子传校笺》。至于诗风，作者则遍翻历朝历代选本与诗歌评论，如在讨论孟郊的诗风时，作者列举了《中山诗话》《临汉隐居诗话》《沧浪诗话》《论诗绝句》《贞一斋诗话》《兰丛诗话》《载酒园诗话》《养一斋诗话》等九种前人诗话中对于孟郊诗之风格的评论，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一方面也体现了其用力之深。其他诗人小传莫不如此。当然，小传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还是葛先生的“我情我思我见”。他把自己读诗、读史、读人时的感受如实道出，直达诗人的要紧处。比如关于李白的诗风，作者专门选取了王安石首先使用过的“快”字，并深入阐释道：“李白的诗一方面由于‘迅快’而自然流畅气脉贯通，一方面由于‘迅快’而显出了豪爽潇洒。可是由于太‘快’，也会导致诗思来不及细细琢磨。因此，李白尽管囊括了古代诗歌传统却没有把它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东西，他的天才足以让他左右采撷随心所欲，但他的‘迅快’并不足以让他重建一套新的诗歌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总结前代的诗人而不是开创后代的诗人，不像杜甫那样善于把诗史传统的终点和未来诗史的起点连接在自己手中。”类似这样的精彩论断几乎每篇小传皆可见，对读者来说极富启发性。本书注释堪称广征博引。作者说自己在注释杜甫的“独树花发自分明”时，为了说明诗人为何要用“明”来写花的艳丽和灿烂，当时收集了李峤的“岸花明水树”、钱起的“高花映竹明”、朱庆馀的“孤花晚更明”、苏舜钦的“时有幽花一树明”、郑獬的“一树高花明远村”、陈后山的“水净偏明眼”、陆游的“频报园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打算对诗歌里用“明”字来形容“花”之灿烂的各种方式作一个注解和分疏，只是因这首诗后来没有选入，这些材料也就被舍弃了。大家可以想见，那是完全没有电子检索的1990年，作者除了苦苦翻书，别无他法。注意本页上方的若干文字。原本《唐诗选注》有朱庆馀《和刘补阙秋园寓兴》一首，其中有“孤花晚更明”句，于是，在宋诗中搜得若干相关诗句，用作以“明‘喻’花”的例子。但因为此诗后来删去，所以这些资料就未能用上。
与其他选本相比，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抛弃了传统的诗歌批评“印象和感悟”的方式，而是更加关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毕竟，诗歌不是靠你写什么，只能靠你怎么写，也就是如何变化、创新诗歌语言技巧来决定诗人的“诗史意义”。此外，作者还指出诗歌语言技巧的沿袭及影响，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与感受。关于本书的语言风格，有一个豆瓣网友的评价比较中肯：“感谢葛老师俯就读者的写作态度，语言通俗易懂，分析具体而微，没了那些玄之又玄的印象式词汇，就连我这种感官迟钝的人，也能将诗的妙处领会一二了。” 本书虽然引用材料很多，但丝毫没有堆砌材料的压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葛兆光先生善用比喻，时有妙语。举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比如在提到元稹时，作者说，“元稹在后世主要以他那些讽喻性的乐府得以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但那些诗写得并不高明，尤其是他在那些诗里常常要发议论，要自我表白，这就好像把心灵掰成了两半儿，真的一半儿闷在肚里，却把假的一半儿写了诗拿来展览。说到韩愈时，作者说他“好像一个文字博士怀里揣了一大部僻字字典，不时翻开挑出几个嵌入诗中为难读者”。这样的语言风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非常友好，同时这也是作者的追求，“能多让高中和大学的年轻人读，这倒符合当初我编选注释这部唐诗选本的初衷”。总之，本书无论是选诗、撰写小传及注释上，均有新意。本书破除了古典诗歌批评云里雾里的魔障，在梳理诗歌发展沿袭中提供了清晰理解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葛兆光先生走出了一条诗歌评论的新路径，所以，这必将是一本传诸久远的书。读这本书时，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场景。那是1990至1991年， 40岁的葛兆光先生在北京城西一个九平米的小房间内，摊开满床书册拣选唐诗、查阅各种资料给唐诗作注。这个小房间正是中华书局位于“翠微”的集体宿舍。那时候，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兜兜转转，终于还是到了中华书局。缘分之玄，妙不可言。（转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4年11月15日第23版，原标题为《这本书编完六年后，我才读懂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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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6726-9
葛兆光先生以自己对于诗史的深刻洞察及对于唐诗的细致体验，从浩瀚的唐诗中精选78位诗人的282首诗。其中既有好诗名篇，也有在诗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作品。小传中关于诗人风格的描述，前人品评之汇总与作者的的创见有机融合；注释广征博引，具体而微，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诗意和技巧的理解与感受。作者善用比喻，语言通俗易懂，适合普通读者作为诗词入门读物。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想象异域》《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亚洲史的研究方法》等。曾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思勉原创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三届亚洲图书奖、第二十六届亚洲•太平洋奖等。1. 以诗史框架选诗。本书以诗史框架选诗，视境阔远而又体察入微。除了好诗和名篇之外，作者还按照诗史的轨迹和诗人的特色选诗。本书共收78位诗人的282首唐诗。
2. 小传用力颇深。小传中除了讲述诗人生平，还包括诗人诗风。在谈及诗风时，随处可见作者对于历朝历代选本与诗歌评论之熟悉。如果说夯实的史料基础是此书卓尔不群的根基，那其中贯穿的作者之“我情我思”则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3. 注释广征博引。寓评于注，对诗歌的语言、意境、句法、技巧均有涉及，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诗意和技巧的理解与感受，走出了一条中国诗歌批评的新路径。
（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