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胤征》记载，天学官员羲和因未能及时预报一次日食而招致杀身之祸，且有“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之语。如据此推论，则预报了日食而届时并不发生，其罪同样不小。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在预报的日食实际上未发生，即所谓“当食不食”时，“羲和”们不仅无罪，大臣们还要大上贺表！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卷二四中，收集了不少这类表章，兹引唐张九龄《贺太阳不亏状》为例：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阳亏，据诸家历，皆蚀十分已上，乃带蚀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无亏。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蚀，算数先定，理无推移。今朔之辰，应蚀不蚀。陛下闻日有变，斋戒精诚，外宽政刑，内广仁惠，圣德日慎，灾祥自弭，若无表应，何谓大明？臣等不胜感庆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望宣付史馆，以垂来裔。
这次日食预报看起来应该是非常准确可靠的——用了几家历法推算，结果大体一致：食分很大，太阳将在清晨带食而出。然而日食却根本没有发生。照张九龄的说法，这是由于皇帝在接到日食预报之后，正心诚意，修政修禳，以致感动上天，将这次日食取消了。为此他要求将此事“宣付史馆，以垂来裔”，即借此来宣扬皇帝的盛德。上述说法是古代中国人评价“当食不食”意义时的典型代表。“当食不食”通常被解释成帝王有德、朝政修明的表征，视为上天对人事感到满意而颁赐的嘉奖，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教化效果。兹举一项极有代表性的记载为例，见于《新唐书·历志三下》：（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于历当蚀太半，时东封泰山，还次梁、宋间，皇帝撤，不举乐，不盖，素服，日亦不蚀。时群臣与八荒君长之来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胜数，皆奉寿称庆，肃然神服。
东封泰山，本来就是极大的功德，况且闻知日食预报后，唐玄宗又如此诚惶诚恐，将禳救之举做得一丝不苟，再说开元年间也的确不失为升平之世，怎能不感动上天呢？然而，“当食不食”同时也说明日食预报是错误的，这毕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此如何解释？可举唐代僧一行（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天学家之一）的论述为例，加以考察。一行有著名的《大衍历议》，其中《日蚀议》通篇贯穿着对“当食不食”问题的讨论，见于《新唐书·历志三下》。对于上引玄宗封禅归途中那次“当食不食”，他的评论是：虽算术乖舛，不宜如此，然后知德之动天，不俟终日矣。
若过至未分，月或变行而避之；或五星潜在日下，御侮而教之；或涉交数浅，或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蚀；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则天为之隐，虽交而不蚀。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他还相信，在上古的太平盛世，各种“天变”可能都不存在（这是古代天学家普遍的信念）：然则古之太平，日不蚀，星不孛，盖有之矣。
在他看来，历法无论怎样精密，也不可能使日食预报绝对准确，因为：使日蚀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
古之造历，必使千百年间星度交食，若应绳准，今历成而不验（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算食二分半、侯之不食），则历法为未密门。（《宋史·律历志六》）
交会日月，成象于天，以辨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谪食之变，皆与人事相应。若人君修德以禳之，则或当食而不食。（《宋史·律历志七》）
一行禅师像
造历力求精密，预报力求准确，同时又相信“德之动天，不俟终日”可以导致“当食不食”，这种理论上的尖锐矛盾，由于古代交食预报不可能高度精确，而始终存在着表面上的调和余地。在现代人看来，所谓“德之动天”而令“当食不食”，显然只是对预报失误的掩饰而已，但在古人看来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根源。前面曾多次谈到，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是人格化的，是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孝可以格天，冤可以感天，则德行当然也可以动天。况且天会垂象以示人世吉凶，它既然可以因政治黑暗而呈现日食以示警告，则它因政治修明、帝王有德而取消日食又有何不可？只要接受“天垂象，见吉凶”，则再接受“德之动天”可使“当食不食”，乃至使其他各种不吉天象当现不现，在思维上就不会有什么逻辑困难。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日食预报失误后群臣反要上表称贺。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后返京途中那次错误的日食预报，或许是有意作出的，目的是向从行的“八荒君长”们显示大唐天子如何德行动天。这出戏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奉寿称庆，肃然神服”了。不管这次错误预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被成功地纳入了道德教化的轨道。（本文摘自《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原题为《当食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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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