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余信
本文是简辑文，辑编自笔者原4.5万字的《解读中医余继鸿的生涯（暂名）》全稿文（2024.07）。
——续接前文
（五）参与创办沪南北广益中医院、副院长（1917—1925,—27？）
插图40：藏馆介绍文字——【上海沪南广益中医院并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碑记拓片】。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图片来源，网上。
对于开设中医院，丁甘仁等先生在1915年早有谋划，1918年夏，地处沪南和沪北的中医院相继落成并开业，它们是“广益中医院”的两处，合称为“沪南北广益中医院”。该院的经济运营，来自广益善堂，以“服务贫民”为宗旨。董事会任命甘仁先生为院长。
沪南北广益中医院的创办，在祖国医学史上占有两个第一：近代第一个中医学校学生实习的中医院“，即丁甘仁早年所称的“（为了能使学生进行）实地观摩”，“尤当设立医院”；近代第一个直接以中医院命名的民办医院。
仅就“创办中医院”这一内容而言，同样可以从当年余继鸿是丁甘仁先生早年的重要门人去看，从继鸿的能力来看，又从师徒等各位对创建该院的意义有清醒认识并投入极大精力的方面）看，从1917年年底起到1918年夏开业、即该中医院开办之前的那个阶段，余继鸿已积极加入了对中医院医务运作的筹划工作，也由本处今存的资料加以证实。下面的两图所披露的两件资料，是涉及到创办医院时对筹划医务工作的最早稿件的原件。
插图41,42：左：余继鸿等拟《病房丸散膏丹用目》（手稿一纸）；右：余继鸿拟《看护生诊察病情表》（手稿一纸）；来源：常熟得一堂余听鸿中医档案室。
以上左图为：余继鸿等拟的《（沪南广益中医院）病房丸散膏丹用目》一纸手稿。据此，通过这些药品的配备，可以知晓当年中医院院内药房对常用药配置的一斑。
以上右图为：余继鸿所拟的《（沪南广益中医院）看护生诊察病情表》，手稿原件一纸。据此可知，对“病人姓名性别年龄、入院时间、巡诊时间，病人生活、症状”等的记录要素，均已具备，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此外，由《校史·设医院》和《孟河丁氏医讯》（丁一谔主编）提供，学校的同学去该院实习时，须按《临证病情记录表》认真填写询问和病史记录，涵盖了一般问诊十六项，既往史和现病史十八项，十分细到，使实习生通过此表，有利于正确诊察。这是一种严格的临床实习方式，大多数实习生因此能够较快地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初步过渡。
这里再补上余继鸿当年带教工作的一个小插曲，是他带上小学徒去乡下出诊的一个片段，由当年的该小学徒回忆，所称的“小学徒”，是丁仲英先生的次子丁济南（他先由师授后又通过自学，后终成大器），他不是以学校实习生的身份被带教出道的。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回忆道，自己在十三岁左右跟随继鸿舅舅学了一阶段的医，也跟他出诊。那次去的是浦东乡下，当年北伐军还没到上海，乡下人事纷乱，治安很差。师徒俩见天色将晚，欲投宿小镇一旅店，此店地处街尾，内设零落，又门窗旧残豁然失防，不由倒抽冷气，恐有强人出没，两人连夜雇舟回浦西避险……
插图43,44,45：上左：余继鸿书写的沪南广益中医医院笺（局部）；右：含有在“医院”诊治内容的医疗广告；下：沪南北广益中医院的褒匾（继鸿副院长，原件存，但破旧，今按诸要素作不等比例的复制）。以上三种原件均来自常熟得一堂余听鸿中医档案室，今存。
以上“插图45”，是院方褒奖给余继鸿“功侔良相”的一件匾额，又称他为“副院长”，但未注明年月，估计也是那几年内颁予他的。如今笔者还找不到他任此职的资料，推断也可能是对他荣誉性的追认（“副院长”）吧？1927年丁甘仁院长已离世，也许在该时，由时任院领导的夏应堂、丁仲英先生等的首肯而颁予？因为在1927年8月，继鸿不幸因病故世，永别了沪南北广益中医院。同样，在此时，沪上名流王一亭先生为其遗照作题（见下文第“（九）”中的插图），被名人题字于遗照之下，也是继鸿得到哀荣的一种形式。
（六）在学校内的学术和文化活动
“在学校内的学术活动”是指，学校的师生们组织的中医团体，学术讨论的学术活动；他们在校内的活动。据当年学校校址在石皮弄，在校内同时设有沪南广益中医医院的资料，又据秦伯未先生（谦斋）在1924年十月号的《中医杂志》上著文称，上海中医学会的活动、“医学讨论会”的活动，都在作为学校临证实习基地的（沪南）广益医院内进行，因此，以上学校的学会和讨论会的活动，可视作在校内的活动了。据《校史》，这些活动一直进行到1928年年㡳。又据其他中医史，在1929年，该中医学会与市内的另两个中医团体合并，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协会，从这时起以笔者的理解，活动应视作在市内而不在校内了。本文这“（六）”的整个章节，笔者将学会和讨论会的活动范围，限定在“校内”，又将时间段限定在1921年到1927年（余继鸿病故之年）。
本章节“3.”又述的“文化活动”，指余继鸿与校内教员们在文化上的往来。
1.参与发起创办，在上海中医学会（1921—1927故世）
插图46：上海中医学会于1921年11月成立，其中有余继鸿（1921参与和发起创办。图片来源：转自蒋熙德《孟河医学源流论》，蒋之图，又源自丁家。
继鸿作为发起人之一，于1921年7月参与筹办上海中医学会之事。筹办过程上有个细节：第二届有才华的、已进入实习阶段的同学王一仁，联络丁仲英、余继鸿等教师和戴达夫等其他同学，在征得丁甘仁先生同意后，发起成立上述的学会。接着拟定章程、构架组织和征集会员等。经过师生们在教、学的课外的共同努力，同年11月26日，已有会员一百余人的该会开大会宣布成立，丁甘仁先生在大会上作演讲说，成立学会是为了“志切磋磨”学术。大会经选举通过了“工作职员”为：会长丁甘仁，副会长夏应堂，理事长丁仲英，评议长余继鸿，编辑长王一仁，干事长戴达夫，以及书记长和会计共八位师生。
到1928年底，该会会员已达千余人，而且大多数是本校的师生。据资料称，在1921年到1928年年底的期间内，学会会员们在“医学讨论会”的学术交流上，非常活跃。作为评议长的余继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将在下一节的 “2.”中展开；学会又创办了《中医杂志》，在当年有全国的影响。
上海中医学会颇有影响，其各项学术活动的成果表明，在学校创办五年半之后，校领导和校早年的教师们已经和学员英才们携起手来，又创办了这个富有生机的学术社团，探索成功了又一条使得教学相长的途径。其意义又在于学生在毕业后很快成为在临证中医方面的骨干，又在于使得一大批学校早年这类优秀毕业生，以后也成为中医教育上的骨干。他们之中不但有留母校任教的，也有去苏浙沪等地其他几个中医校任教的。学会和学术的活动，在无意中也助力造就了中医教育人材。
2.继鸿与“医学讨论会”（1921—1927故世）
“医学讨论会”曾是学校学生中的一个学术研究小团体，上海中医学会1921年成立后，王一仁、秦伯未等学生提出恢复这个讨论会，提议得到谢利恒、丁仲英、余继鸿等教师的支持，并制订了章程和讨论规则，按《校史》之文称，“讨论内容着重临床，尤其对疑难杂症进行讨论会诊”。学术讨论持续了八年之久，有相当的成果。
余继鸿在此处做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且先引述以下，再从那些背景、场景和讨论之中从而了解到。
——在《校史》内有几处是这样叙述当年的：
“……第一次医学讨论会于（1921年）11月10日召开，共有会员70余人参加，就14个中医学术问题逐一进行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每次活动，会场都人满为患，最多时参加者达80余人，气氛十分热烈”；“……讨论时，先有人提问，再由专人逐题解答，其他人可以补充。每次讨论的问题在几个至十几个不等。题目（病症）都是事先准备好，或由谢（利恒）、曹（颖甫）、丁（仲英）、余（继鸿）等教师将临床所遇的病例为题，或是通过病人来信征询，进行讨论解答。讨论会的记录整理后则陆续刊登在《中医杂志》上……”、“……医学讨论会初定为每月进行1到2次，到后来次数逐渐减少，一共大约活动了80余次，1929年以后讨论会停止活动[注7]”。
——秦伯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当年的，见民国年的《中医杂志》：
“……如1924年12月1日为该院第23次讨论会之期，参加者50余人，余继鸿任评议长主席[注8]，秦伯未充当临时记录员，曹颖甫、傅雍言、郭立名等人就喉科白喉一症如何消退喉中白腐问题提出自己学术见解”。
在这1921年到1927年8月余继鸿故世的这五年半中，继鸿在参与创办、在任学术活动的评议长的期间，起着推动、领导学术活动和深入指导的重要作用。
3.与学校教员的友谊（1916—1927）
在这阶段内，余继鸿与学校教员们的关系和交往等方面有：
他和他的导师——兼学校、医院的领导丁甘仁先生的——密切关系，他与医院和学会的领导兼教员的妹夫丁仲英先生的亲密关系，仅就应诺继鸿之求，他们为余听鸿的遗著《诊余集》作序，并得到“两丁的两《序》”，就足以说明；而且仲英先生为该书作了资助。
在继鸿与学校早年教员的同事情谊的方面，诸如在与郑传芨、曹颖甫（家达）、包识生、丁仲英、丁福保和恽铁樵等等先生的友情方面，我们可以从他们之间充分合作的内容而体会到。他们的充分合作，涉及到在教育上、在对医院内实习学生的带教上和在学术活动的努力上。
今再举一例：于1922年出版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绩录》，收载了七十四位一至六届同学的一百五十三篇论文，由曹颖甫先生编撰，是一本民国早期在学术上有着较重要地位的参考书。其中重要处之一，还有的丁甘仁、余继鸿、曹颖甫等所作的按语；可见，教员们在审编各论文上，在写按语上付出了各自的精力，这书也是教员与学生互相间完美合作的作品。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面档案室现存的资料，可见教员们友情的一斑：
①伤寒名家的曹颖甫先生，曾专门画梅四幅赠予余振元（继鸿），曹先生擅于画梅，他本人品格高尚也似梅；②郑传芨先生应请，欣然为余继鸿刊行的书《诊余集》作《序》；③恽铁樵为该书作《余听鸿先生家传》；郑和恽两位先生均为当年的文笔高手；④恽铁樵先生有一联，为“堪与病家共休戚，定臻绝诣到义轩”。
插图47,48.49,50：左：曹颖甫先生（1868—1937）的《梅》（举例，局部，四幅中的一幅），赠余振元（继鸿）；右：恽铁樵先生（1878—1935）的联。此四幅一件今均存“余听鸿得一堂中医史料档案室”。 曹、恽两照片，均引用自上海中医文献馆。
（七）继鸿与《中医杂志》（1922—1927）
——全国首刊王九峰、马培之的部分医案
当年国内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中医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后到1929年底出版了三十期，在1931年10月改名《国医杂志》复刊后，又出了十四期，1935年停刊。该学术刊物先是由上海中医学会主办，先由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生中的优秀人士王一仁先生任主编，编辑人员先后由杨先橘、秦伯未、何昆如、赵吉浦、严苍山、杨志一和余鸿孙等人担任。1928年主编王一仁因病去职，改由余鸿孙、戴达夫和程门雪等负责编辑工作。
余继鸿从1922年初到1927年上半年的五年半内，作为学校的教师，自然会关注《中医杂志》和他的学生们的编辑工作。经查找，由他参与作按语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绩录》的部分内容；作为校内“医学讨论会”的评议长，他和同事们的学术见解与其他问答的内容，也陆续被刊登在《中医杂志》上。
他在这五年半中，对参与杂志工作的实质性努力，应是他投去两部经他整理好的清代孟河名医家的书稿，以后，部分内容均得以连载在《中医杂志》的各期上，直到他于1927年8月病故之后的年余内，方陆续刊登结束。
以上的“两医案稿”为：王九峰所著旧称的《王九峰医案》，今称《王九峰先生医案》；马培之所著旧称的《马征君医案》，今称《马培之先生医案》）。兹选在当年《中医杂志》上刊登状况的两照片如下：
插图 左：《王九峰医案》，右：《马征君医案》；该两医案的部分内容陆续刊登在《中医杂志》上。请关注此两图的按语，见下文。信息源：网文插图。
以上两图，其中一为《王九峰医案》，王九峰先生（之政，字献廷，1753—1823，有另说1815、1830年），编者署名是“余继鸿录”。《中医杂志》的编者或者供稿者余氏是那样作按语的：
“先生江苏之宝应人（笔者按，主流说是丹徒人），为让清秀才，入学后，攻医，学富心灵，全活甚众，名传大江南北，为医林所推重。方案繁多，兹录其散轶之余，以供同好，并别其门类于下。编者识”。
笔者作简单补充：九峰先生于乾、嘉年间召去京师，授太医院院监，众称王征君。中晚年常去武进行医或会友，在学术上对孟河医学的影响很大，但他从未亲撰过他自己的《医案》。今人常州的时雨苍老先生曾撰文，大意为：王先生的医案在民间有抄本，但内容不一，也未见刊过；时老先生是两次编著重要著作《孟河四家医集》的资深业务领导和主笔之一，时老先生著文认为，“王九峰所作，英华绝代，(孟河)各家秘藏，冠己姓氏……有如……[注9]，辨皆为九峰之作”（见《孟河四家医集》P.1390）。所以，本文将《中医杂志》的刊登，定为首次见刊。
对于上图其中的《马征君医案》，马培之先生（文植，1820—1903），编者署名是“余继鸿校”。余氏是那样作按语的：
“孟河旧产医地，征君马培之先生，杰出于道咸之际，尤推前辈。其方案戞戛独造，自是学有渊源，未获刊行，杏林憾之。余曩于友人案头见之，假归录之，展玩不忍释手，用付医会刊行，公诸同好，纵非全璧，而吉光片羽，有足珍者。继鸿附识”。（笔者按：本节“医会”一词，指上海中医学会，它又以办《中医杂志》为学会活动之一，故云“医会刊行”）。
笔者作简单补充：马培之先生武进孟河人，精内、外、喉科，为孟河医家四位代表人物之一。光绪六年（1880）被荐为慈禧太后治病，故人称“马征君”。著《外科传薪集》《医略存真》等。他著有外科专著，但未亲撰过内妇儿科的《医案》。他从学的弟子甚多，故民间多见马氏内妇儿科医案的抄本，正如前文继鸿的《按》称，“（以往）未获刊行”；所以，《中医杂志》当年刊出的部分《马征君医案》，也应属于全国首刊，离今日已九十五年了。在距今四十年及近二十年之前的两次编纂巨著《孟河四家医集》的时雨苍老先生，著文也毫不讳言地称，“（孟河四家医集所编的《马培之先生医案》，）是按余继鸿、秦伯未、徐衡之[注10]的《马征君医案》以及其它抄本所编成的（见《孟河四家医集》2006版，P.1388）”。
以上两部重要医案的刊出也表明，在那几年里，继鸿的编撰校订工作，迎来了他中医生涯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辛苦和忙乱阶段。若以他在上海内而计，则为第三次。这一次连载，在他不幸故世之后，才陆续得以刊登完成。这《王九峰医案》虽然部分刊出四十余门，《马征君医案》也不全，但均为全国当年首刊。
在“余听鸿得一堂中医档案室”所存的余氏撰录、校订的那两种手稿本，现今保存的状况如何了？见以下书影若干：
插图51,52：继鸿于民国年撰录的两原稿本现状书影；左：《九峰医案》上下，右：《马培之先生医案》。信息源：“余听鸿得一堂中医档案室”，妥存。
以上两种稿本，现均妥藏于“余听鸿得一堂中医档案室”。
（八）社会活动（1922.5—1927）
——对歧视中医的抗争，爱国，和校外文化人交往
1.对歧视中医的抗争
在歧视中医的往年的时代背景中，笔者补充略述清末的国学名人俞樾有“废（中）医”之论，他以洋洋七千字的《废医论》质疑中医，是近代废中医论的第一人。作为此论在民国年代的延伸，持此论的典型者为余云岫，他曾是俞樾的学生，在1916年即留日学医回国的第二年，他也写出废中医的文章。以上两人之论限于学术见解。以上的议论，也促使中医界须内审前代的一切经验，不可抱残守缺，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更要警惕当时有扼杀中医之虞。
果然，在官方行政上，民国元年（1912）伊始的北洋政府的“临时教育会议”开过后未几月，即公布“大学规程”，其中“漏列”了中医教育，引起全国中医界抗议，但政府在以后的十年内屡屡拒抗议于门外。该政府又于1922年5月公布了歧视中医的《医师（士）管理暂行规则》，引起风波。据《校史》，此时在沪上包括上海中医学会等十多个中医团体的一百多位代表在三马路河南路的商界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丁仲英主持，发表演讲的有戴达夫、包识生、张心芜、丁甘仁、余继鸿等”；决议有：“到会团体公呈江苏警视厅及内务部具述理由，务请收回成命”等。余继鸿当时也有演讲内容的记录，憾于没有查到。
2.参加爱国活动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师余继鸿的爱国言行，未能查到。《校史》中仅记载了该校学生响应的简况。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虽《校史》失载了师生们的抗议情况，但是，在笔者处的档案室内，有一纸急急书写而就的“急草件”，或者也叫稿纸留底件，它是由继鸿写的，题名《爱国谈》。开头写道，“自五卅英捕惨杀同胞，凡有血气，莫不愤怒……断指血书者有之……”等。这一纸是想投稿的留底？还是集会用的发言稿留底？待考。
插图：1925年针对上海“五卅惨案”的急草件《爱国谈》（局部），余继鸿书写。今存笔者处的档案室内。
3.和校外文化人交往
余继鸿与南社社员、“江南书家”的萧蜕先生交往甚密。萧先生在寓沪时，代蔡元培先生任（上海）爱国女校代校长，他与继鸿又继续交往，在上海，余继鸿还送长女余威丹去萧的学校攻文科专业兼学国画，以后成为国画家。她出道后，萧校长还予继鸿书信，问及学生余威丹。萧先生也曾有中医诊疗业务，但在沪时谦称已疏于医道。
插图 左：萧蜕在爱国女校的告示；中：萧在1922年，上海；右：与余继鸿书信（局部）。以上均源自得一堂中医档案室。
继鸿与在沪书家杨云公和刘青的交住，兹选两联（限于篇幅，今略去插图）：
清末民国年间海上书家杨云公先生撰联并书写七言赠余继鸿：“洞垣诊治多奇效，堂构诒谋副盛名”，行楷。洞垣：透墙而视，喻医术高超，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堂构：肯堂肯构，喻子承父业。时称“清末民初海上书坛三大家”之一的刘青先生（文玠，号天台山农），集字并书写五言赠继鸿：“勤学以逊志，乐道可延年”，北魏魏体。
此外，浦东著名的国学才子朱天梵先生，精治印和书画，国学教育家，著述等身。他是丁仲英和余继鸿的好友，也是仲英子济民、济南的国文老师，今至少有三件相关当年他的画作存“常熟得一堂”我处的档案。
（九）1927年8月病故，遗记若干
祖父余继鸿的生命在1927年8月24日（民国十六年七月七月廿七日）在上海戛然而止，仅享年四十六岁。他是病故的，但在我兄姐和我堂表兄姐的同辈心目中，祖父的病逝年代属于“很早”，对作为小弟的笔者来说更是“久远前的事”，而笔者的上一代长辈们也不多谈，当年笔者对文史、家史资料上的积累习惯还没建立，也没去多问，所以，只能根据当今认识到的两点和偶然听到的一点来罗列，当年促使祖父早早病故的三要素是：1.劳累一生，体质过于虚弱；2.虚弱身体“挺不过”当年酷暑，也不排除染上时疫不治；3.长期结核病折磨（此说，笔者从长辈处仅听到过一次）。
余继鸿于故世后，沪上书画名家、佛教界、工商界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王一亭先生（王震）题字其遗像如下图：
插图57：遗像，遗像题者：王一亭（王震、白龙山人）；绘像者：墨圜，1926年，炭笔。
对于继鸿祖父百多年前的音容笑貌，可略知三处：一件，为继鸿本人的稿纸（《爱国谈》），两次口述回顾，是笔者的上一辈的（“我是新派”、“与小学徒同去浦东恐遇险，连夜归”），以及他留下的几张旧照，使得我等孙辈尚可稍稍抚及他的以往——热血的一面和亲切的一面，皆有。他似乎也是一位默默将亲情置于心底之人——将已故父亲余听鸿的稍许遗须遗发留下（保存至今），又郑重完成了对父亲医学遗作的编校。除此之外，他在文学、文艺上和诸如家教方面的与个人形象相关的具体素材，所憾大有缺失。但所幸者，以上那些，尚不妨碍对祖父在关键上的复现，如全文所述，他有大量的中医活动史料可循，包括本文之后“附”中对他参校、参编和编撰的著作等的汇总，笔者将他解读成是当年在中医界的一位辛劳耕耘的、一位有成就的孺子牛，他是当年勤奋而富于进取精神的中医人的一员，无愧于中医先辈和时代，也激励着后来人。
余继鸿归葬于常熟兴福的山上。1998年，经亲戚的共同努力，移来祖母余王量功存于上海的衣冠，至此时，成为夫妻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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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1929年以后讨论会停止活动”句，《校史》接着解释道，“而后期的讨论会基本上已没有医校的学生参加，成为中医学会会员的专门活动，出席者也较少”。
［注8］“评议长主席”，误；应“评议长”。
［注9］此处的“……”（省略号），由笔者省略了八位医家名字，为了尊重和避讳。
［注10］时雨苍老先生将余继鸿、秦伯未、徐衡之三人列为编校《马征君医案》，是笔误。应：余编校该书稿并全国首次见刊；引用，《清代名医医话精华》（秦伯未，1929）；引用，《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徐衡之、姚若琴，1933）。
全文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