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余信
本文是简辑文，辑编自笔者原4.5万字的《解读中医余继鸿的生涯（暂名）》全稿文（2024.07）。
一、定位余继鸿：丁的嫡传？门人？早年学生？
因本文发表在公众号《孟河丁氏医讯》上，对于孟河四大家之一和沪上一代名医的丁甘仁先生，笔者可不再作介绍了。对于丁先生通过多种方式，包括最突出的通过现代教育而培养出众多学生这一为中医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内容，今日笔者就“丁的广义的学生”的视角，试图作个梳理，诚望高明指正。
丁先生的“丁的广义的学生”，旧称“丁的弟子”也可以，对其成员的归纳疏理，笔者拟限于自清末起，到1926年夏的七月为止（八月，丁不幸故世；该年七月，丁先生还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学校”）第六届本科毕业生亲颁毕业证书）。上述学生的群体，可以分列他们进入下述的三个“板块”之内，而这三个板块内成员的分野，因多种原因，有可能“窜通”，所以笔者仅概略的划分：
（一）第一板块。丁的直系后代的次子丁仲英、三子丁涵人和长孙丁济万（也涉及到孙辈济华、济民和济南）。先生对他们的培养，从国学和中医基础到以后的随诊、出诊和对处事能力的熏陶等，无不耳提面命地悉心培养，叫“亲炙、庭训”都可以，以达到成为真正的血统传人（嫡传）的目标。其中，丁仲英当年相对年长（1886年生），得到全程栽培直到独立行医与理事；其余两位，相对较为年轻（出生年分别为1901和1904年），“庭训、亲炙”后半段的完成，是经过“学院科班”培训毕业（这就是学生成员“划分的板块” “互窜”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俩在课余仍然会被召回丁长辈的诊所等处，得到额外的提高。至于甘仁先生直接对孙子丁济华、济民和济南的培养，是有过，但主要由丁仲英担任，此处略。
（二）丁的旁系亲属以及被介绍来的，举例有丁倬甫、马寿民、余继鸿、巢儒廷等多人，都基本在民国元年之前已师从甘仁老师了，旧称“门人、入室弟子”也可。其中，据笔者所知，有两位已是中医了，年近三十但又拜师丁先生，一位就是笔者祖父、常熟来的余继鸿（正是本文主写之人），或许另有一位来自湖州名叫蔡济平的，有他师从丁师的资料，但仅为孤证，且只是来自湖州的二手资料（蔡以后很有能力，本文不再涉及）。上述甘仁先生早年的门人（学生），也为襄助先生在日后几项的中医的开创工作，作出不凡的业绩。笔者将他们列入本第二板块，也为区别于以下第三板块之人。
（三）“学校”的学生，即狭义的、当今通常所称的“丁的早年学生”。佼佼者颇不乏人，如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几十位，均毕业于学校的早期高材生。在学习期间，他们中有的还被丁先生特地关照去他处，由其他上海名医私授一、二。他们日后对医疗、中医教育、著述和中医社会活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果代表人物再加上第七届的陈存仁也不为过，陈是甘仁、仲英俩的丁氏高足。
所以，本文以甘仁先生自1910年起收余继鸿为门人的这一角度（第二板块），去解读他的文化养成，解读他的中医、中医教育和编著生涯。
二、余继鸿：从《校史·人物条目》讲起
上海中医药学大学出版社的《名医摇篮》（1998），是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校史（以下简称“《校史》”），十九余万字，考证了学校民国年间的三十余年、对丁甘仁先生与以往的相关史料又考证了百余年，再做详实而系统的阐述，堪称优秀之作。在第三章的“医校初创（1916—1926）”介绍几位早期教员的情况”中，有“余振元”的条目（P.26），无配图，内容为：
“余振元，字继鸿，一号渭经，江苏宜兴人[注1]，时年38岁[注2]。为名医余听鸿之子，少年时毕业于中西学堂师范班，曾任常熟城西小学、公立高小、竞化女校等校教员。从小承袭家学，研读歧黄，后受业于丁甘仁，襄诊七年，尽得其学。任本校医经、本草等课教员。”
该书将余继鸿的条目列出，是对他在学校初创时期付出的最大的肯定；至于这内容中有一二之误，也在所难免。兹将正误［注1］［注2］，附于本章段末尾。
此外，在《孟河医派三百年》（李夏亭、单德成，2010）、《常州历代医家史志》（李夏亭，2021）中，将余继鸿以“余继鸿——民国时期上海名医”的条目列述；又，在《虞山医学流派·医人志》（戴祖铭、熊秀萍、姚建华，2014）中，也有“余继鸿”条目列述。
插图02：余继鸿（振元、渭经、筱鸿，1881.11.06—1927.08.24），书斋名：寿石山房。
余继鸿是名医余听鸿的三子和承业者之一。余听鸿为清末江苏武进孟河医派的重要传人，1882年起寓居常熟。余继鸿1881年11月6日（光绪七年辛巳九月十五日）出生于武进，也是笔者的祖父，他1927年去世。1948年才出生的笔者，从未见过他。他生活在清末到民国的那个大变局的年代，生活在当年中医承受考验、又努力发展的年代，在业务各项上做了许多，包括鼎力协助他的老师丁甘仁办教育、办中医院、创立并积极参与中医团体。他又勤于著述。
笔者在2010年10月的一次中医会议期间，曾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楼绍来教授交流过以上方面，楼绍来教授是撰写《名医摇篮》校史初稿的三主笔之一，对那年代所涉及的，非常熟悉。出于学术，我也坦率地问他，“在《校史》中，出现过四十余处内容，涉及余氏四代的五位，如果我再去撰文，进一步写清楚，意义大不大”？我讲的“余氏五位”是指：余听鸿、余振元、余鸿孙、余鸿仁和余小鸿。其中，余听鸿是笔者的曾祖，他在书中的出现，与丁甘仁先生有关，但不直接涉及到“学校”。其后，民国年间涉及到在校四位“余”的，是笔者的祖父余继鸿（振元），因外人不知，或许误以为余振元是另个一人；余鸿孙和余鸿仁分别是笔者的伯父、父亲；余小鸿是笔者的堂兄。
教授沉吟一下答道，“我是留意到的，但也生疏。今后，你可以好好地梳理一下这四位，在民国年间学校的三十多年中，一校有四个来自余家的，其中三位是教师，协助丁甘仁、丁仲英和丁济万……这不多见”。我道，试试看，我还有一些底气去写的。还说，除了有《校史》的信息之外，我还有我处“得一堂中医档案室”一百五十多年积存的史料。
教授应我之请，也为了鼓励我，当场欣然为档案室题室名，如下：
插图03、04：左：楼绍来教授于2010年11月20日的题档案室名；右：楼教授与笔者2010年10月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被笔者称作“一谔兄”表兄——上海的丁一谔主任，在2024年3月的最近，也来信写道，“……一直想写你祖父余继鸿的一篇文章，准备在公众号中介绍给读者”，又说，“他在丁门与中医专门学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是，在写这篇文章的开始，笔者也估计到：对名医个人即个案的写法，除了必须依据史料以及作一些有据的、合理的解读之外，限于本人水平，读者难免会有不同见解，但那也未必不是坏事。
笔者今日写一个名医的文案，何不可由此来呈现当年中医大局之一斑么？何也不是笔者的写作初心么？我想，这正是楼教授和一谔兄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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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应是武进人。
［注2］应是三十六虚岁任学校的教师。
三、余继鸿：出生武进，在常熟？
（一）出生武进，在常熟
余继鸿，筱鸿，名树仁，字振元、继昌等，号渭经。祖籍江苏宜兴，光绪七年（1881）生于江苏常州府的武进县，是其父母的三子。其父余听鸿（景和，1847—1907），其母余陈氏（1855—1920）。
继鸿刚出生在武进时，他在武进孟河的父亲余听鸿，应友人之请去常熟，治愈了几例急病和重病而医名大振，于是在1882年他就迁居苏州府下属的常熟城里。他是晚清伤寒大家和名医，医德高尚，精内外妇幼喉诸科，屡起沉疴，有“余仙人”之誉。余听鸿作为（武进的）孟河医家的重要传人，又勤于著作，涉及对伤寒和外科等的研究。在生前，已刊行了两部，是《余注伤寒论翼》（1893）和《外证医案汇编》（1894），他的遗著《诊余集（余听鸿医案）》在1918年见刊。他在近代祖国中医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继鸿随父母等全家从武进迁居到常熟城里时，应在襁褓期内，住在大东门内的大步道巷。常熟简称虞，别称琴川，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文化发达；该城离上海、苏州、常州和无锡等地都很近。
继鸿初到常熟时，有着两个哥哥，以后，有了两个妹妹。在他生活在该城的二十八年内，他个人和家人在生活上，发生了几件喜的事或悲的事：1.在1901年，二十周岁的他成了家，妻余王量功，即我的祖母；2.1907年那年，他的大哥余大鸿和他的父亲余听鸿先后病逝于常熟，该年继鸿二十六足岁；3.以后，他的两个妹妹先后出嫁。大妹余祥，嫁武进奔牛的中医张锦鸿，出嫁时间失考；二妹余兰，于1909年嫁上海的中医丁仲英。
继鸿大约在1910年（他二十九岁），举家搬迁去上海老城厢，不住常熟了。
插图05 06 07 08 09：常熟大东门（近年）和清末民初的四位同辈人。来源：左1、2、4人的照片，存本档案室；左3人，取自《校史》？。
继鸿在八岁时和他十岁的二哥幼鸿，已被其父余听鸿督促学习中医基础了，后来兄弟俩均承父业。自此时的1889年直到1907年听鸿去世的十八年里，继鸿受到了父亲在中医方面耳提面命的教诲。
继鸿在约1910年去上海之前，已翻阅并部分熟读了父亲的中医经典和各家学说的多部书籍。
（二）初展才华
——校《余氏宗谱》编撰《海虞寄舫医案》撰录《马氏脉诀》
在余继鸿二十三岁时（1904年），以及这一年之前，他和他二哥余幼鸿一起校订了其父新纂修的《余氏宗谱》，六卷，《余庆录》一卷，均于1904年刊出。这是本档案室存有他首次参校的书籍。
在常熟，他对自己中医功底能做初步锤练的起始，则是在1907年父亲余听鸿故世之后。他和二哥这时除了应诊、除了他本人还有教育任务之外，兄弟俩有了紧迫感——父亲生前所遗的医学遗产还有很多，亟需将它们整理出来——其中继鸿在1907到1909年内完成编撰的两部是：《海虞寄舫医案》上下两本全和《马氏脉诀》（马冠群先生脉诀）》
插图11、12、13：左，继鸿等参校的《余氏宗谱》六卷《余庆录》一卷；中，继鸿编撰的余听鸿遗著《海虞寄舫医案》二卷；右，继鸿撰录的《马氏脉诀》一卷。两原稿本今妥存本档案室。
（三）“我是新派”
祖父在当年说过：“我是新派”。很清楚记得这话的是他的长女、也是余听鸿的长孙女余威丹，她是笔者的大姑母，一位正直的国画家。在她向笔者讲述这句话时，又补充说，她是在幼年时，在常熟老家听到她爸讲那句话的。不但那样，继鸿又声称，“我要跟黄兴！”这也是我大姑母讲给我听的。黄兴是武装反清的革命党大首领，冲冲杀杀出了名。在当年常熟小城知识人士中，即便不知有孙中山，却都知道有黄兴的。待到继鸿的母亲和妻子，以及老家内的其他女眷们明白了黄兴是“革命党”、跟上他干会有掉脑袋危险，全家人大惊失色了一阵。
后来他去常熟的中西学堂师范班求学。以校名顾名思义，办学的宗旨是兼中兼西，是当年对教育的大胆改革，这对成长期的继鸿影响巨大。本文在此处，选出少量若干类型的他读过的课本，以及他课内和课外的阅读用书，以书目的形式举例1，国学，2，中国文学，3，中国社会事务，4，放眼世界的读物，5，中西算学，此外，其他学科的书已散失不少。
以上中西学堂的传统和“新派”的书目，包括拓展眼界和新学问的各类的书，当读者浏览过之后，就可以去品味出，他在人生观初步形成的阶段，那些，是不是确实对他“新派”作派的形成会起到作用？
插图19—28：余继鸿在中西学堂课内外所读之书（举例）。今妥存。
在常熟期间的余继鸿，此时他已在进步知识分子的一个大圈子里了；继鸿当年敢于称自己是“新派”，甚至热血冲动，大言“要跟黄兴”，也是自然的事。那就是当年的他！
时局在变，一旦有机会，他会在他的业务上展示出不一般的才华。机会来了，以后，他真的去了上海。
自此以后，祖父继鸿彻底告别了“荷锄带经[注3]”那种文人为了脱俗而读经的旧式境界，投入到广阔的“中医世界”，那是他新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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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与继鸿同时代的图书学家和学者、常熟人蒋兆文先生，曾赠联予继鸿，内有“锄经”两字。“荷锄”，扛上锄头去耕作，“经”，经典古籍；此为“荷锄带经”。原联为，“德树心田家常种福，香浮学圃人尽锄经”。
四、余继鸿在上海
余继鸿在二十九岁时，他夫妻小家庭搬迁到上海老西门的石皮弄亦仁里1号居住。该宅上下两层，面积较大。据各人的生日表明，在那年去沪时，他小家庭成员有夫妻、男女孩各一，共四人；在以后，又增添了男孩一、女孩二。他在此寓悬壶开了诊。
插图29：约于上世纪民国初，余继鸿在石皮弄寓所的窗前。由常熟寓沪余的好友章文伯摄。章后来就是笔者及兄姐们的外祖父。
（一）去上海、早年上辈人的约定
搬迁甫定和初设诊室，继鸿仅完成了在沪生活的初步展开，他这时最首要的事是跟师求学，去师从孟河迁沪的名医丁甘仁先生（泽周）处以便得到深造。这跟师的事，与曾经的“口头约定”有直接的关系，由他父亲听鸿和丁甘仁先生两人在多年前已经议定。
它有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容。第一个是，听鸿与甘仁定了儿女婚姻的大事，按丁先生在1918年《诊余集·丁甘仁序》中述，“余与君（注：君，指余听鸿）交久，申之以婚姻……”；第二个内容，也来自丁先生上述的《序》：“……君又命子从余游”，白话是，“我的朋友听鸿又指令他的儿子跟我学习，而我答应了。”
余和丁两家家里的事，我们可以先将它置于较为宽阔的背景上去解读。在中医上，听鸿和甘仁同为出自武进孟河。余，在1882年移居常熟并且成名；丁，在1890年移居上海行医，数年后成名；丁在诊务、中医教育及中医团体等活动上，由于顺应时代需要以及依托大都市广阔的经济文化背景，他自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开头，已逐步地走向社会前台，以后，贡献越来越大。而听鸿的儿子继鸿，此时已具备了如本文前面“二、”所述的初步功底，即在文化、中医和人生视野上的初步功底，去上海跟师，又去适应都市的中医情势，为以后有所发挥和贡献，是非常必要的，那些，于个人、于中医，均是好事。
于是，在1909年（宣统元年）冬，丁甘仁践诺，为次子元彦（仲英）与余听鸿次女余兰（以衡）完婚；于是，在第二年，听鸿三子余继鸿迁去上海，师从丁甘仁。口头约定的两事已实现，此时，余听鸿去世已有三年了；从这些事上，也体现出丁甘仁先生一诺千金的品格。
插图30,31：朋友俩。左，余听鸿（景和，1847—1907），实件来源，得一堂藏室；右，丁甘仁（泽周，1866—1926），实件引用来源，丁家。
（二）师从丁甘仁七年（1910—1916年）
1.师从丁甘仁七年：
不管是古代中医弟子、学徒，还是现代的中医学生，他们的学成，还有一个跟师临诊数年的过程，才能算出道；而继鸿作为已是一名中医，也须再次跟师，学无止境啊。继鸿是在1910年起师从丁氏的，在《校史》内称，“……（余继鸿）师从丁甘仁，襄诊七年，尽得其学”。由于他得到过他父亲对伤寒等基础的严格指导，也得到过其父的临诊经验，所以他在师从丁甘仁先生的数年里，对丁氏有什么临证上的特点？他是如何继承孟河医家的“醇正和缓”精神的？这些，继鸿领悟得既快又深，他认识到丁师同样强调六经辨证，在把握处方原则上，注重经方与时方结合，用药以“精、轻、灵、验”为原则，之后方才开出了针对性的处方。
继鸿是跟从丁师的门人之一，旧称为“入室弟子”，并不是指后来在丁等人创办中医专门学校之后、从学校早年毕业的丁等人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毕业时，继鸿届时已是该校早年的教师之一了。
笔者按：他自1910年起，再到1915、1916年时丁甘仁先生让继鸿也参与他全力创办学校和医院的很多事务为止，去合理推算他的“襄诊（丁）七年”的时间，恰巧正是1910到1916年。
2.编校《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
继鸿作为一名“襄诊、侍诊”丁氏的门人，除了学习和帮助诊务之外，还应办理好丁师嘱咐他的其他事务，不一定整日的“侍诊”在侧。那也是丁师对他的又一种培养，指在医务活动能力和对社会视界养成上的培养。
有个实证很说明以上：鉴于继鸿在以往时已有了中医编著的学力和经验，甘仁先生大约在继鸿跟师的第三年即1912年下半年，委派他去校订由丁甘仁领衔（总撰）的中药药方及中成药的一部书了。编撰该《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是因丁氏受浙籍寓沪的中药商钱庠元（立缙）先生之托，经一年余的努力，于民国三年（1914）初刊。它四卷附续集，一函计五册，是很华美的写刻版线装本，选载五百五十余首的药方，选出了自五代直至清代中期各朝钦定的古方以及民间流传或家藏的各类单方秘方。
甘仁先生也在该书的《丁序》中写道，“……嘱门人余生继鸿参考校录，晦明风雨一载始成”。甘仁老师选对了这位有能力的门人。这也是继鸿到上海之后首次的对中医药编著的一次重要的、成功的实践，也可以说，继鸿在常熟原有的编著能力，在上海丁师的教导下，经过努力得到新的提高。
值得指出一点，余继鸿通过对编撰工作，也领会到甘仁老师自有高明之处，那是在承接并完美著成此书的同时，继鸿见识到当年名医和名药商之间的“医、药互济共荣的良性关系”。此后，中医商人钱庠元先生对丁氏等在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出钱出力多所不惜（《校史》语）”，贡献很大。
插图32，33：左，丁甘仁总纂、余继鸿、何莘伯校订的《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1914）；右，该书内有较多的“红印页”举例；本插图，色已呈黑白。
（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早年教员（1916—1921—？）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创办，是上海中医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却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顽强进行着。大背景是：西医西药影响的渐进、北洋政府漠视中医存在、业内外有废中医论在聒噪、业内又有守旧又不思进展的主张……中医中药的前途堪忧。对此，丁甘仁先生为了“昌明医学、保存国粹”，与夏应堂（绍庭）、谢利恒（谢观）等，决心创办中医学校。自1913年开始酝酿，到1915、1916年创建，甘仁先生等先贤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联络社会著名人士，取得支持，如联络社会上包括中药界的支持，补足办学资金，如取得校址和建设校舍等的苦心经营，如设置该校为预科二年和本科三年[注6]的全日制的学制（初始），如，集合起资深的中医教育师资力量（也含在西医和国学上的），选教材和自编教材，又如，一次次的上书各级政府，作行政上的交涉事宜……终于在1916年8月23日，该校开学。它是近代上海第一所比较正规的中医高等学府，以后，随着一批批学员的毕业以及他们对中医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使该校的声名日隆，它就是今日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
笔者简述以上，同样地也可以引出一项解读，即，除了丁、夏、谢三位之外，其他人士也对近代中医教育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学校早年十余名的“早年的教员”中，有余继鸿，他是本文所主述的。
在《校史》的专门一小节中，有着对余继鸿做教员的记述，他至少在1916到1921年担任了建校早期的教员。
在《校史》P.172内，限定了时间段为“建校早期（1916—1921）”这一章段，记载道：“建校早期（1916—1921）的教员有：丁泽周（甘仁）、谢观（利恒）……余振元（继鸿）……等人”。计十三位。
插图37：《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职员表·辛酉年上学期》（1921），照片（局部）。教职员名单（右至左排列）：丁泽周（甘仁），谢观（利恒），余振元（继鸿）……。翻拍照片的来源：常州郑光耀先生于2005年4月赠来。
在这些所有的照片资料中，都有同样的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对丁甘仁和谢观两位肃然起敬，细节是：“丁泽周，总主任；月俸：义务。谢观，校长；月俸：义务”。就是说，丁和谢这两位，在1916到1921年内的每学期，始终义务授课、不收取分毫的报酬。余继鸿的月俸，则是从1916年的十二圆到1921年的二十二圆不等。圆，应指银元（大洋）。
本文还可以补充解读的是，包括余继鸿在内的多数教员们当年的职业生活内容：他们除了白天从教之外，还抓紧兼职广益中医院或者自设的诊所的诊务，包括出诊；在夜间，还伏案到深夜，写讲义、备课、为杂志撰文，或者著作……安排得往往非常紧凑；家庭负担较重者尤显刻苦；遇到时疫猖狂时日夜诊疗在第一线，在旧时代，越是名医，求诊患者更多，也越面临高传染（高风险），医生因此故世的，也偶有所闻，令世人惊惜！他们的业务生涯，是知识人群为中医大业而刻意奉献自己的当年时代的写照。
依托这个历史上的状况，也可以使笔者在本文所述的下文，寻觅到余继鸿更多的资料，解读出距今百年前后他更多的踪迹。
（四）继鸿等校刊成功余听鸿的遗著《诊余集》（1918）
这是一个涉及余继鸿在上海第二次校刊著作的话题（第一次为校订《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1914）之事）。
此处重新提起余幼鸿与继鸿兄弟俩在常熟合作、但未完成的的工作，那是校订其父余听鸿的遗稿《诊余集》。此著有原稿，由余听鸿于1897年开始纂写，未完成。
兄弟俩于1918年的前几年，分别在常熟和上海两地又重拾起此遗著之事。这项工作，属于续撰完工和校订的性质。此事得到在沪的妹夫丁仲英的支持，包括经费上的支持，终于在1918年出版，完成了多年的夙愿。《诊余集》的初版为海虞寄舫版，用余听鸿的书斋名。该著一册不分卷，铅印线装本，列有内外妇幼等诸科的如“关格”、“痿”等九十二个条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版中，被改称为《余听鸿医案》。
题签封面及扉页的，是常熟寓沪的江南名书家、南社社员、也曾是中医的萧蜕（退庵、蜕公）；当年的文学月刊名主编、中医教育家的恽铁樵（树钰）撰写《余听鸿先生家传》置于卷首；薛逸山、郑传芨、丁甘仁、陈德音、郑兆兰、丁仲英作序六篇；余继鸿（振元）作跋一篇。
插图38,39：《诊余集》初版（1918）。原为余听鸿未完成遗著，余幼鸿、继鸿兄弟俩续撰完成，丁仲英、余幼鸿、余继鸿校。萧蜕题签封面及扉页。
丁甘仁的名句就是出自他的《丁序》内，为：“吾吴医学之盛，甲于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此不必远引古事，即证之吾友听鸿余君《诊余集》中而见矣”！
其中的恽铁樵先生，他原为《小说月报》的名主编，恽撰《余听鸿先生家传》之文时，已是中医著述家和教育家了，他对余氏家世、余氏生平和成就的述与评，是“大文笔”人物从第三者的文史角度上的述评，这是十分重要，已跳出了仅由医而论医、或者仅由余氏后人当年视角的局限，值得研读。
《诊余集》刊出后，影响很大，余氏对病案上的诊治，经验丰富又娓娓道来，深受读者的欢迎。初版书刊出后的“第一评述人”，应当属于经方大家、寓沪的汪莲石先生。当恽铁樵先生手持新书兴冲冲地交给他的汪老师之后，不数日汪作批注数十条，并修书一封回复恽（今继鸿的抄件存），在信中汪先生写道，“铁樵先生阁下：承示余（听鸿）前辈医案，究竟从伤寒入门者，自高出时手之上。听鸿先生伤寒颇有功夫，可敬……”
今粗略统计《诊余集》，至今，已重版或合集的有十四种版本或更多。丁仲英和余幼鸿、继鸿兄弟的三位，对校刊和出版《诊余集》的贡献很大，可惜，幼鸿未见到该书1918年的正式出版，他在上一年的农历六月在常熟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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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设置该校为预科二年和本科三年”：指对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首屇学生设置的五年学制（1916—1921）；以后改为四年制本科毕业。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