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寄语：
当前世界面临严峻挑战，地缘经济碎片化加剧，国际合作从未像现在如此紧迫，一个缺乏合作的世界将使全球可持续发展变得更为艰难，其危险程度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在此背景下，《大公报》携手国际金融论坛（IFF），隆重推出“国际金融论坛（IFF）”专栏。专栏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基点，致力于向全球传递深刻见解，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金融解决方案，这标志着《大公报》在践行其社会责任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独立的、非营利、非政府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G20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机构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从创立至今，IFF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500多位全球政要和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联系，建立了全球经济、金融和公共政策领域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实践创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平台，推动金融服务世界，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
后新冠时代全球债务攀升，
财政抉择需智慧平衡
后新冠时代凸显出众多高债务经济体国家面临艰难的财政抉择。金融危机过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IMF2024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着重指出了问题的严峻性，预计到2024年底，全球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93%。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未来三年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不利情况，全球债务与GDP之比在此期间最终或达到115%。
不同的国家面临的情形各异。比如，中国确实有空间与契机在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把控的同时，为地方政府提供短期财政支持，并支持国内消费以促进房地产市场调整。这些观点在IMF 2024年8月针对中国的第四条磋商中均有明确阐述。
然而，很多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都面临着极为严苛的财政政策限制，欧洲国家的情况尤为突出。而此时恰逢这些国家需要通过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生产力，或者为向净零排放转型加以管理的时机。对于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眼下在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尤为迫切。
德拉吉报告以极为严峻的措辞阐述了欧盟所面临的竞争力挑战：
“……欧盟正迈入其近代历史上首个不再有人口增加支撑其增长的阶段。一直到2040年，预计劳动力每年将会减少约200万人。我们则不得不更多地凭借生产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倘若欧盟一直维持从2015年以来的平均生产力增长率，那么到2050年也仅能让GDP维持不变——而此时，欧盟恰好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投资需求，这些需求都得依靠更高的经济增长来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实现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脱碳化目标并提升国防能力，欧洲的投资在GDP的占比需要提升大约5个百分点，达到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与之相比，在1948至1951年期间，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额外投资每年大约只占GDP的1%到2%……”
尽管德拉吉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与融资和财政政策无关，但它强调了欧洲对于共同安全资产和联合投资项目的需求。显然，若无重大的联合公共投资，将难以应对报告中所凸显的挑战。
同样，在英国，在新工党政府首个重要财政政策公告之前，一直存有重大争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现行的债务与GDP财政规则存在对公共投资不利的情况，该规则要求债务比率需要在预测期的第五年有所下降。我和其他经济学家9月份致函给《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强调了这一问题。
在这方面是存在可选方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在今年7月发布了一篇颇具趣味的论文，作者是Hua Chai、Jason Harris和Alexander F. Tieman。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在评估财政可持续性的时候，能否不再仅局限于依靠基于债务与GDP比率的财政规则。
论文提出，采用资产负债表目标，也就是把中长期财政政策定在公共部门净资产目标上，可能是更合适的做法。这样做不会对投资形成抑制，而且最终还有可能降低债务与GDP的比率。
当然，作者也清楚，采取这种锚定方式还是存在问题的。特别是需要针对潜在投资构建完备的事前评估机制，另外，这种方法可能会对那些社会回报高但财务或GDP回报比较低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我所担忧的是可验证性问题，以及如何确保财政当局不会出“自己给自己评分”的状况。这在我之前的博客中提到过。
就英国而言，我极力主张采用一种更为细致的办法，既同时将资产负债表（比如公共部门净资产，或者公共部门净金融负债）和债务与GDP占比当作指标，又要求独立监管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OBR）来评估英国政府是否在施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这种多种指标的方式能够化解许多评论者所着重指出的资产负债表指标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坚信，就如同央行保持独立性有助于解决通胀一样，各国要解决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保证民选政府和负责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独立财政机构之间实现权力分立。当然，这并非易事。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概述了在限制政府财政政策选择上所存在的敏感之处，这种敏感在政治家群体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财政政策是会产生代际效应的，所以在任何长期财政框架里都有理由建立起“制衡机制”。我觉得，这些问题在如今要比20世纪末更为重要，那时我们还没有面临诸如向净零排放转型这类有着长期代际影响的挑战。
作者：安顿·马斯凯特里，IFF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