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日本住友商事顾问、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接受IFF专访，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状况和国际合作等经济热点，分享了他的诸多观点。此文刊登在今日《大公报》“国际金融论坛（IFF）”专栏。
2013年4月至2020年1月，中尾武彦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2011年至2013年间，中尾先生担任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负责外汇市场、G20和G7进程、东盟和中日韩(10+3)金 融合作以及日本与美国、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双边金融关系。
自1978年加入日本财务省以来，中尾武彦在国际金融、预算、税收政策和金融市场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于2005年至2007 年期间被派驻到日本驻美国华盛顿特区大使馆担任公使。1994年至 1997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发展与审查部门担任顾问。
他以日语和英语出版了数本关于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书籍，并发表过大量相关论文。2022年7月，亚行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亚洲的崛 起:展望及未来》，其中涵盖了他在亚行以及担任财务官期间的经历。他还发起并主编了《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由亚行于2020年1月出版。
IFF：如何评价加息对日本经济发展势头的影响程度？若加息因日圆升值而抑制了出口对日本经济的贡献，日本国内需求是否足以支撑日本经济复苏？
中尾武彦：如今，日圆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已不像往昔那般显著了，因为日本企业在国外已拥有诸多设施。此外，日圆疲软对家庭层面存在负面影响。一方面，进口商品变得更昂贵；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日本人会感觉自身财富缩水，进而导致消费及投资支出减少。这是一种负面的“财富效应”，很多以往经常前往夏威夷、上海或者欧洲旅游的人，或许因费用过高而不再前往。
若日圆升值，人们的感受相对好些。许多日本人不仅因日圆贬值而感觉自身财富缩水，而且对日本经济的未来亦担忧。若日圆反弹，他们或许认为日本经济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潜在问题并不太严重。
另外一个后续发展源自利率调整，因为加息会增加家庭的利息收入。在日本，家庭通常扮演债权人角色，政府则为债务人，日本政府从家庭以及其他经济部门借取大量资金。利率上升，购房者等借款人会感到负担加重，然而养老金领取者以及其他储蓄者则从中受益。总体而言，这是一种积极影响，能够提振人们的情绪。
回归到汇率问题上，日圆价值的变动对于消费者，以及经常从国外收购公司的企业而言，均属于重要信息。若日圆更廉价，意味着收购外国公司将会变得更为昂贵，而外国公司能够更轻松地收购日本公司。
当谈及日圆贬值，人们往往提及出口竞争力，但日圆对于消费者及试图收购其他国家同行的企业来说，同样重要。日圆保持相对强劲且稳定的状态，要优于过度疲软的情形。
IFF：除了财政状况，日本新政府还会面临哪些挑战？
中尾武彦：长期存在的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减少。新政府目前应该考虑能够扭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态势的政策。日本无法彻底恢复到过去的生育率，或者达到2.1的人口更替率。目前这比率大约为1.4。中国如今的出生率也不高，在韩国更是只有0.7左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但其他很多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包括一些欧洲国家。这对经济的影响极大，因为低生育率就意味着老年人口多于年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形成了一种“人口负担”。
IFF：当下中国面临低通胀、低出生率等问题，与日本曾经的经历相似。您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中尾武彦：如今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
在中国，这会给需求端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民众会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同时，房地产开发商也会受到波及，因其房屋销售难度增大。再者，向开发商和购房者发放贷款的银行，可能面临贷款无法收回的困境，地方政府同样会受到冲击，因为以往通过土地出让或使用权出让获取大量收益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与日本的部分相似点。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继续推行主要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并非良策，因为中国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已然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为有效的策略，应当是直面需求不足的挑战，着力促进消费而非注重投资。
中国的消费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强劲，这也和福利及其他相关制度有关。中国应当思考如何构建更为有力的再分配制度，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推动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并且帮助贫困人口逐步成为中等收入消费者。
同时，极为关键的是中国不能陷入通缩螺旋。为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更具扩张性，但这些财政支出的使用方式同样十分重要。倘若依旧如以往那般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不会很高。务必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支撑中产阶级消费，促使贫困人口融入中产阶级行列，防止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
IFF：您如何看待多边机构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减弱的现象？如何增强它们的作用？
中尾武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在过去更具影响力，原因在于当时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多，且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对外界资源依赖程度极高，所以当中国于1978年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时，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日本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推动中国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提升了日本的影响力。
所以我不会说国际组织已经变弱了，而是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如今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十分积极的事情。但大家不应忘记，所有相关方都必须通过像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我希望除了这些机构的传统捐助者和支持者，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应当在管理这些机构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一进程正在推进，世界应当进一步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缺乏美国的支持而运行不畅。
总之，世界应当更加关注国际组织的工作，确保其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国际社会应当为此展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