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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家杰夫（Jef J.vanKuyk）在济南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曾以“教育是一种悖论”的论点作为其演说的开场白。
他说，究竟是要“保护儿童”，还是要“让儿童承担风险，使其变得坚韧独立”；究竟是要“与脆弱的儿童保持亲近”，还是要“与儿童保持距离，培养其管控自己的能力” ……如此悖论，让教师和家长左右不是，难以作为，让学者和社会各方人士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我国义务教育存在诸多悖论，顾明远教授曾提出中国教育的八个悖论。例如，某些地方一方面高喊素质教育，另一方面给学校、教师施加升学率压力；又如，一方面规定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教师又布置了许多家庭活动，甚至需要学生和父母共同完成，使许多父母苦不堪言。与义务教育相比，幼儿园教育存在的悖论并不“逊色”，以下略举数例：一方面要求小学一年级学校教育“零起点”，以便与宽松的幼儿园教育无缝接轨；另一方面小学一年级课程的要求并没有实质性降低，反而因为种种原因有所提升。一方面强调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对教师的教学不加关注，甚至弱化教学；另一方面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教师无一不在幼儿园内对幼儿实施教学，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求教师从儿童的视角去研究其兴趣和需要，并根据研究结果组织、安排和干预幼儿的游戏活动；另一方面教师又不知道如何去做研究，因为幼儿是本读不懂的“书”，其兴趣和需要是内在的，每个幼儿的兴趣和需要都不同并随时间、地点、情景而变化，教师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即使“弄清楚”了，也难以根据研究结果安排和干预幼儿的游戏活动。一方面通过种种方式限制教师和幼儿使用教材；另一方面又难以通过教师自发编制课程解决教育活动实施问题，出现了大量教学错误等超越教育“底线”的严重问题。一方面倡导教师成为研究者，在教育情境中要灵活把握教育时机，随时应对幼儿生成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无法应对研究型教师稀缺、大部分幼儿园教师与研究型教师的水平相差甚远的问题。一方面大力倡导教师自制教玩具，以适应幼儿的兴趣与需要；另一方面却无法保障自制教玩具的安全、卫生和教育价值。一方面鼓励幼儿园教师应具有创新精神，设计与实施跟别人不一样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却无法解决“大部分教师不具备这样能力”的问题，盲目创新不仅会使课程支离破碎，使教师负担过重，还可能导致教育活动与教学目标背道而驰。教师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些悖论。这使得教师“听到的”“想到的”“被要求做的”“自己能够做的”以及“做了以后所得到的”都处于矛盾之中，也让教师陷入无助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使幼儿园教师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了。
所谓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普适化和绝对化。换言之，之所以有悖论，是因为命题或推理中存在着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与表达方式、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存在着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例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与幼儿园教育紧密关联的口号曾被不断引用，又备受争议，形成了一个悖论：究竟“要，还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许多学者一再呼吁，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要将唯一的童年还给孩子，要让孩子快乐地成长。例如，有学者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口号，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千百万家长。”“童年的‘价值’不只是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童年本身也是‘生活’，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童年如果负担太重，不快乐，就失去了人生美好的序曲，对于将来也会有负面影响。”但是，许多家长却不“买账”，还是不厌其烦地、不惜代价地将孩子送到“兴趣班”，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竞争中落在别人的后面。其实，谁也无法认证“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能造福后代。马拉松比赛的队员在起跑线上就绷紧，并不必然决定该队员全程能跑下来，也不确定其是否在后面的赛程中跑得快、是否最后取得胜利。既然如此，那就要看，讲这句话的人究竟为什么要讲它。今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笔者邀请了美国加州教育局的原行政长官Amy（中文名：林锦秀）专门对与会者讲述了什么叫Head Start（被译为“开端计划”或“早开始行动”等）。研究美国早期教育的人是不会不提及Head Start的——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每一任总统无一不支持这个行动计划；直到今天为止，这个项目依然存在，而且受资助的经费越来越多。Head Start就是让穷人的孩子提前开始学习，就是不要让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Head Start的初衷就是美国政府为了“向贫困宣战”，因为美国政治人物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以维护社会稳定。由此，美国政府出资举办幼儿教育机构，让幼儿提早开始学习。所谓的“早期阅读是贫困的杀手”，其意义就是通过让儿童在学前期进行阅读等途径，尽早获得语言能力，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见，一些政治家所想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与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所想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各自面对的对象、诉求的价值都不相同。前者讲的是大道理，后者讲的是小道理。应该看到，学者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在自己关注的范围内发挥影响作用，但是大可不必认定自己坚持的就是真理，而别人认定的就是谬误。也应该看到，政治家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资源及话语权，可以用政策作为杠杆，动员全社会力量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作为局部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各级官员贯彻的是主政者推行的政令，而不是根据学者的偏好而行动。叶澜教授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有一个题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的发言，提出：“基础教育上层决策者不能对中、下层的事管得太具体。”“教育系统内部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别，系统的不同层次有相关性，但不同层次承担的责任相互不可取代。”“基础教育上层决策的主要问题是对属于中、下层的事项管得太具体、太绝对，诸如减负令等，最终往往流于一纸空文。”
对叶澜教授的这些话，笔者的理解是：在教育实践中并没有普适性的真理，相反，存在着许多的悖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各种人员，他们的立场、视角和思维方式都不相同，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他们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对话，而不可单向包办和取代；否则，就会导致“弱势”一方丧失话语权，在行动上无所适从。在幼儿园教育中，相对社会文化，相对主政者，各级行政官员以及学者是中观层面的系统组成部分。他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如若发出的言论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主政者推行的政令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悖，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而今，我国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存在的各种悖论面前感到无可奈何，甚至彷徨不定。在这种境遇下，他们常常盲目跟风，等到发现所做的并不是他们应该做的，或者并非他们能够做的，或者对他们而言恰恰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无奈会加剧。各级行政官员和学者应该理解教师的苦处、难处，更应该懂得，不是只需不断发布政令或者学说就能解决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让幼儿园教师不要面对教育悖论而无所适从，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立场、视角，他们有自己要面对的教育对象，他们要解决的是自己面对的问题。换言之，要少对他们指手画脚。让幼儿园教育更多地回归教育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教育实践。要以教育实践为导向，而不是以某些所谓的“先进理念”为导向。（声明：内容来源于网络，本公众号因教学和研究需要转载或选编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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