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人的应当”：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

“我是一个失败者。”

2024年春，《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繁体版在香港出版。新书发布会前夕，何道峰接受了凤凰网采访。背对着春末的维多利亚港，乍暖还寒，海阔云低，何道峰给自己的半生跌宕下了这样的定论。

其实，从后来人的角度看，何道峰人生不可谓不精彩，他的前半生经历跨越了政府、商业与公益三大部门，每一步都预设式地踩在历史的创意节奏上，并且每段经历都取得过非凡的成绩。

1956年，何道峰出生于云南宣威。在这个以盛产优质火腿而著称的地方，并没有带给他物资富饶的记忆。相反，历史原因而带来的物资匮乏，使饥饿的阴影伴随了他的大半个童年。挨到上学的年纪，在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何道峰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死亡，感受到人类“血腥中的暴力激情”。虽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对劲，但这时何道峰还没有想明白到底是哪里不对劲。比饥饿和死亡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是绝望：对国家前途的绝望，对个人命运的绝望。高中毕业后被群体遣返回乡，“我感觉被抛弃了，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在何道峰被绝望缠绕得越来越紧密时，命运又把他捞了起来。

1976年中国开始酝酿改革开放；1977年邓小平复出，国家恢复高考。何道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4年，拿到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何道峰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成为杜润生“门下弟子”。

经历人生跌宕，启示何道峰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才能让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这些问题成了贯穿何道峰人生思考的最重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希望的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方向，也觉得这个国家很有希望通过经济改革，带动社会、政治改革，从而成为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

在何道峰的记忆中，杜润生领导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个“奇怪的机构”，“在这里，不论职位高低，人人都能以学术探讨的名义把很多真话讲出来，不必担心被人扣帽子或者被打棍子。”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何道峰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农村制度改革，从中央一号文件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记。

彼时，何道峰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绝望都已驱逐得干干净净。在一片平等和自由的氛围中，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谁知，历史在这时忽然踩了急刹车。在80年代末春夏之交“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故事就结束了”。

1992年，何道峰辞去公职，“下海”经商，成立华夏西部投资公司，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投资的商人之一。尽管工作已经从“经天纬地”的宏观政策研究，变成了“具体入微”的经营企业，但何道峰还是很快就适应了角色转变，带领公司在商场上攻城拔地，先后收购了江苏华阳水泥厂、昆明康福制药厂等十几家破产公司，并将之改造为盈利企业。后来收购控股濒临破产退市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在他2016年退出时，公司市值已从3亿升至140多亿。

商业上的成就并未填满何道峰内心的空虚，“心里面总有一些东西放不下”。何道峰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有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还要有横向整合。“这种横向整合就是人与人通过自由意志、自由结社组织起来，去处理社会事务，去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从而走向现代化文明。”

毫无疑问，公益组织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公益组织是把人从家庭和政府组织的维度上抽剥出来，通过依照相同价值观自由结社的方式，去建构横向合作的微观社会组织，目标却是去处理公共事务，建构基于爱与责任的和谐有序的公共空间。

20世纪末，中国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组织也在积极谋求改革以期与国际接轨。1999年，何道峰收到了老领导从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来的邀请，他的热情再次被燃起。何道峰发出了极其特殊的回应：以志愿者身份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秘书长及后来的执行会长，但交换条件是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依据这个条件所签的合同，何道峰走了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把这个官办组织改造成真正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的17年里，在何道峰的带领下，中国扶贫基金会筹款额增长了40倍，在机构治理、项目管理、行业自律、国际援助及小额信贷扶贫等方面，都成为中国慈善行业的领跑者。

当何道峰商业、公益事业蒸蒸日上时，社会大环境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后成功举办之后，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增强，“人的能够”之集体性累积达到了历史新高度，“社会不能画平行线条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横向连接，都被彻底斩断，被垂直整合所取代。”何道峰一直以来试图用唤醒公民意识去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尝试，在历史的车轮面前不堪一击，宣告彻底失败。

“我就像一个在海边堆沙堡的男孩，堆的每一个沙堡看起来都很漂亮，但是没有根基，海浪一打过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2016年，60岁的何道峰正式退休，辞去了所有的社会职务，开启了人生下半程的跌宕与思考。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构建一个让生命更有价值的公共生活？”生命激情已经燃烧殆尽，失败的挫折感折磨得何道峰彻夜难眠，吃很多安眠药也不管用。带着一生跌宕的人生经验，何道峰继续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和神学思想者的著作，一步一步窥见现代化文明的深层内涵与神圣源头。

“这个神圣源头不源于人。” 何道峰认为，再伟大的人也是人，是人就有有限性和有罪性，而只有神圣源头是无限性的，是高于一切存在的存在，而且是慈爱的、公义的与至善的。

而只有从神圣源头生发的自我约制、自我激励、与自我坚定的“人的应当”，才可能使人在物理生命中练就并日益增强的“人的能够”，不至于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失向奔驰，才能在这个疯狂的社会，找到自己生命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逻辑一贯的方向与力量，过上值得过的生活。

十余年思考与准备，两年时间写作笔耕，2019年，何道峰完成了《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书稿。“这本书是我在长期苦恼中挣扎着寻觅内心逻辑自洽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建构这个心灵自洽逻辑所显示出来的一张思维导图。”

“寻找，得寻见；叩门，给开门。” 书写完成，何道峰跳进大海，在风浪中泪流满面。“觉醒”之后，充满感恩，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有罪性，那颗纠结的心找到安放之所，把所有内心的劳苦愁烦都交托给神圣源头，何道峰生命激情又重新被点燃。

“祂让我到这个世界上，必有祂的恩典，必有祂给我的使命。”何道峰充满平和与感恩地表示，希望《人的应当》这本书能成为“垫脚石”，“如果它能启迪人们保持整全性思考和精神信仰，超越‘人的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的应当’，我也就因此而心满意足了。”

第一问：你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的能够、人的应当，应该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

何道峰：“人的能够”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由与成就，也体现为人类群体基于沟通、组织与技术革新而累积的文明成果。“人的应当”则表现为人基于两个神圣来源——人生命的价值、尊严及自由平等的神圣来源，人在社群生活中的公共人格定义与公义标准的神圣来源，实现的自我规约、自我激励、自我坚定。

通俗来讲，“人的能够”是指人的能力，即有能力做什么？“人的应当”更多是人的生命意义与方向，人应当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从而构建体现人生命价值与方向的公共制度与公共生活。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并在动态中建构值得人的生命去经历的公共生活。

“人的能够”是以“我”为中心的，侧重于如何处理“我”的输赢的问题，小的“我”就是个人，组织化后就是一个组织，再大一点，就是一个部落甚至国家。人类通过不断拓展“人的能够”的边界，借助组织化与技术创新，在与其他物种、其他团体或个体的竞争中，要么输，要么赢。输赢交错，就构建了人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很大程度是“人的能够”的历史。“人的应当”侧重于如何去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是对公共价值体系的追寻，是超越了输赢这个维度来考虑问题的。“人的能够”的边界拓展依赖于沟通、组织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人的应当”则只能来源于高于人的维度，必须以神圣源头作为公共标尺。

第二问：为什么“人的应当”必须以神圣源头作为标尺？

何道峰：“人的应当”如果没有神圣源头，那就只剩下“人的能够”维度的输赢法则即丛林法则了。谁把别人打败了，谁就有话语权，就可以奴役他人。有了神圣源头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公共尺度。神圣的第一个字是“神”，神是造物主，是创造人的，因此是超越人的；第二个字是“圣”，圣就是洁净无私，是一种纯然的公共。

以神圣源头作为标尺，用作处理“人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法则，便产生了超越输赢维度的“人的应当”。最起码可以做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我要不要这样对他？再高一点，就像佛陀说的，爱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生命。连动物都不吃，昆虫都不踩死它，对同类就更不用说了。再上升一点，如基督那样，为了他者牺牲自己，爱邻如己，连敌人都可以爱，都可以宽恕。到了这一步，输赢的衡量维度就被超越到“人的应当”，它关乎生命的价值与过去未来的方向。

因此，只有与神圣源头接通，才可能超越输赢。超越了输赢，人的目光才能从“人的能够”跳出来，思考“人的应当”。

第三问：你提出“人的应当”是人类反思的结果。在这部书中，你将人类思想史做了三次大反思的划分，那么，三次大反思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何道峰：我尝试着将人类在3500～1700年前形成的有文字记载的思考与思想，概括为人类第一次大反思。人类第一次大反思重点回答了人的生命从何处来并向何处去，以及应当如何处理自己的此生生命的“人的应当”与“人的能够”相矛盾的种种问题。

人类经历的第二次大反思发生在公元1200－1800年，这次大反思重点解决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等问题。人类通过这一次大反思确定了上帝作为个体人平等自由权的神圣根基与归宿，并由此形成了自由平等公平公义正义这些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公共制度构建原则，从而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透明公正的三大市场竞争制度，即经济、政治与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使人的有限性有罪性与神圣的公义与爱在三大市场竞争制度运行中和解。

当前，“人的能够”在各国新科技棘轮式竞争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其对“人的应当”的腐化效能也前所未见。企图抛离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愈演愈烈，市场垄断与政府权力失控严重破坏经济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极端福利主义对社会动能的破坏导致市场机制日渐低效，民主日益演化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的政治正确暴政，慈善公益脱离神圣的恩典而变为人的自我炫耀，甚至沦为权商勾结的润滑剂。尤其是以AI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狂飙突进，所引发的物质崇拜、超级实用主义与道德滑坡正在侵蚀人类文明的根基，甚至有可能终结人类。人类亟待进行第三次反思。

第四问：你刚刚提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公益三套市场竞争制度，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为什么能与前两者并列？

何道峰：这三套市场竞争制度都是人类第二次大反思的产物，迄今为止依然引领着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人类现代化之路。“经济市场竞争制度”以追求人的财产自由为目的；“政治市场竞争制度”以追求人的平权自由为目的；“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以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为目的。

人如果有了财富的自由，自然也有了支配财富以构建公共空间或帮助弱势的自由，也有支持人们去追求科学、技术与艺术美等公共事务的自由。不同于创造财富的市场行为，社会公益市场需要志愿捐助，只要你的项目有足够的说服力，你就能够得到别人金钱与时间的志愿捐助。从中世纪修道院、大学、医院到后来清教徒FY传播的冒险之旅、地理大发现、考古戡查研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以及科学先驱们进行科学实验的资金，其来源都是志愿赞助者的公益支持。甚至每个社区志愿式自治性的日常治理，都依赖志愿服务和金钱的捐助。因此，我们今天整个现代文明赖以支撑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基础，都是由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奠定基础的。

社会公益是个巨大的市场，慈善则很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只有个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甚至以邻为壑，那么，这样的社会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个社会里，除了要有看得见的物质财富，还要有看不见的人与他者之间的互爱，每个成员之间是相互提携、相互帮助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神圣源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因为深刻信仰神圣源头而恪守普世价值观，才可能去共同构建一个具有良好的公共空间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才值得人的生命去经历。也只有这样的社会公共生活，才是值得人过的。

第五问：三套市场竞争制度都是以争取自由为目的？

何道峰：没错。三套市场竞争制度都是建立在国民的现代性基础上的。如果国民现代性的基石动摇，三大市场竞争制度就会变形，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说起。国民现代性的基础由“自由”“平等”“公平”“公义”“正义”五大基石原则构成。而“自由”则是国民现代性的第一块基石。但是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灾难。因此必须建构公平竞争的三大市场制度去确保自由在公平的界限之内发挥，还得有动态的独立司法来纠偏，以维护正义，修复三大市场竞争制度。最后要有基于神圣源头的公益，来维护SD的公义与爱，使三大市场竞争制度的立法根基不受到侵蚀而被破坏。这样，三大市场竞争制度才可能在时间的流变中和人的过犯中持续下去。

太阳底下无新事。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们一直在干两件过犯之事：一件过犯之事，就是把人和神不可逾越的差别搞模糊，从而开启人间造神之路，最终导致偶像崇拜与人间奴役；另外一件过犯之事，就是把人和动物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搞模糊，搞得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从而开启人间只讲输赢不讲意义的丛林法则之路，最终走到暴力相向，以暴制暴，当然也逃脱不了人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命运之捆绑辖制。

人是SD用他的式样造的，因此自由意志是SD赋予人不同于动物的独特权利，即所谓“天赋人权”。正是基于对神圣源头赋权的信仰，人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平等的自由赋权，人们也才能够去坚守和捍卫平等自由的神圣权利，从根本上斩断人间造神之路，消灭被神化的少数人利用国家名义对多数人的组织化奴役。

第六问：你所说的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公益慈善好像不是一个概念？

何道峰：如若公益只停留在访贫问苦、救灾救急的层次，其实是极为狭窄的慈善概念，等于将公益大象赶入访贫问苦甚至表演做好人好事的死胡同。公益真正的价值是广泛意义上的“用志愿服务的私力介入公共事务的治理”，公益比慈善大得太多太多。从社会意义上说，公益可以帮助人类社群去塑造其国民的现代性；从个体意义上讲，公益可以培育个体公民的志愿精神与公共精神。

公益精神从哪里来呢？公益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对于陌生人的爱与宽恕。人是很难产生长久且纯粹的公益精神的。人只有理顺了与神圣源头的关系，才能看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和有罪性，从而通过对圣洁价值的追求以重新定义自身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籍着神圣源头给予自身之爱的溢出去爱人如己，去除仇恨之魅，在自我的悔改与对他人的宽恕中重建自我生命的意义。这才是公益精神产生的神圣源头活水，永不枯竭。

基于这种公益精神，人们能够通过志愿奉献去自由结社以建立社会自治组织，从而介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事务。这是人类历史在“家庭”和“国家”之外的，“用志愿私力介入公共治理”的社会组织的最重大创新。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基于志愿精神构建的社会自治组织进行横向连接，满含爱与公义的心去寻求社会公共空间的痛点，并予以悉心照料和治理，才给社会带来感动与激励，带来温情与盼望，而不仅仅是冷漠的社会有序。

在社会公益市场竞争制度下，在处理公共事务，传递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事实上是在表达对陌生人的爱，这种爱超越血缘和地缘。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给予者，还是受益者，都因共同朝向神圣源头，找到人的生命超越动物的非凡意义，从而过上值得过的公共生活。

第七问：我们的传统文化能不能产生公益精神？

何道峰：我们国家从文化根源上来讲，只有慈善与同情的基因，没有公益的基因。我们刚刚说了，公益的精神是因着共同的神圣朝向而对陌生人的爱与宽恕，处理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横向关系。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只有朝廷、宗族主导的垂直整合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自治关系是极端缺乏的。比如最著名的范仲淹搞的义仓很伟大，但深究其组织范型与精神内涵，只有范氏族人才能享受此种特殊权利，本质上还是没有超越血缘，本质上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关系。明代晚期以来，随着外国传教士的进入，超越家族血缘的普世性公益慈善组织才逐步萌芽出来。到了后面，受JDJ文明影响，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社区自治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组织才渐次出现。

100多年前，“五四运动”从西方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讨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根树枝，但这两根树枝借以生发的“树干”和其更深层次的信仰“根脉”，我们始终不愿意去面对去触碰，因此我们的认知论，总还是在历史的怪圈中打转。一方面自傲，另一方面自卑。自卑处不能碰，自傲处又不可持续。这究竟是为什么？离开对神圣源头的探究与皈依，不能忍痛面对本质的“真实”，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还要在这种作茧自缚的“信息茧房”中，徘徊彷徨多久？

当下，因着自由意志的横向整合没有了，又回到了政府主导的垂直整合状态。我们的公益放了又收，跌跌宕宕，又退回到了访贫问苦、救灾救急的狭窄慈善胡同中。大家无力去解决广阔范围的社会问题，便任凭那些辽阔原野上的社会痛点雪上加霜地演化，而躲到小慈善的狭窄胡同里自嗨，真正的公益已然不再。令人心悸啊。

第八问：作为普通的个体，怎样才能过上这样值得过的生活？

何道峰：中国有句古话叫，此心安处就是吾乡。可是，此心为何不安？如何才能使此心得安？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是有限而有罪的，承认有限性，便不会张狂地去把天下的责任都扛到自己肩上，从而走向不可能与谎言伪善。承认有罪性，便有面对神圣源头的勇气，生发感恩之心和忏悔之心。对神圣源头谦卑，心便软了，不再虚伪地刚硬。柔软谦卑的心必得安慰，喜乐油然而生。

在柔软谦卑的心境下，你不再无谓地去寻求血缘地缘的社会连接，而是去寻求朝向神圣源头的共情心共理心相连接，你一定会找到新的公共社群，远离那些无谓的争吵、谩骂、贬损与斗争，你的新共同社群的心会因着源源不断的神圣话语所滋养、所感恩、所感动，并去行这个时代最需要也最具有持久意义的公益行动。我断然相信，你已然找到了值得你的生命去过的社会公共生活了。

你会遇到很多跟你一样有这种苦恼和需求的人，大家都与神圣源头连接在一起，形成新的社群。在这个新社群生活，每个人既是独立自由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公共的人，大家通过自治的方式，一起去解决共同的苦恼，满足共同的需求。但是，所有一切的前提是要朝向神圣源头。

人和神圣源头的关系是纵轴，人与他者的关系是横轴。人只有理顺了和神圣源头的关系，才能理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你爱邻如己，不是因为你高尚，你了不起，而是SD给予你的爱太多太大，你的有限性盛不下这样的大爱，它要漫出来流向社会即他者，你只是一个器皿与管道，但作为一个生命主体，你就算是爱邻如己了。

第九问：现在有很多人正处于焦虑当中，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何道峰：人的焦虑根源在“人的能够”，想要掌控世界、掌控生活而不可得。在当下的环境中，很多人的焦虑，既有公共性的焦虑，又有个人性的焦虑。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能够”在从社会的组织化中获得拓展的同时，“人的应当”也受到了组织化的压抑。焦虑也是这种压抑的产物。

人是有限之物，承担不了这么多劳苦愁烦。解脱焦虑最好的办法是去寻找你的神圣源头，把劳苦愁烦的重担卸到祂的肩上，因为祂既然是神的又是圣的，祂的力量肯定大过你的力量，祂的智慧肯定高过你的智慧，祂的道路肯定高过你的道路，祂所有东西肯定都会超越你。就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回首我的一生，我发现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说是我自己做主去做的，而是神圣源头所喜悦我去做的。找到跟神圣源头的连接，让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智慧，让我看到自己的有限性和有罪性，心里便充满了感恩与忏悔，从前的焦虑与痛苦便消失了，被满满的感恩、平安与喜乐所充满。

跌宕是痛苦的，信仰是鲜活的。接通神圣源头之后，在人生的跌宕中，心灵会安宁很多，就不会感觉那么痛苦，那么绝望。再进一步，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生命中过去、现在与永恒未来之间逻辑一贯的方向与力量，从而体悟到生命中的幸福与美满，并最终战胜恶与死亡，就是人应当过的生活，也是“人的应当”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