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建立在个体回忆基础上的文化记忆，口述史以口述者的亲身经历为视角，不仅能够透过个体叙事来呈现其生命历程，亦可超越个体叙事视域，在不同口述者对特定时空记忆的相互交汇与印证中，形成关于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为共同体之维系建构更为深层的意义纽带。马郢“寻宝计划”的开展目的之一，正旨在通过口述史的形式，对马郢村落共同体建设中“大大小小”人物的生命历程进行追溯，在其个体叙事中再现马郢村落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及其变迁，不断铸牢马郢村落共同体繁荣与兴盛的“根”与“魂”。 ——寻宝计划
口述者：袁萍，1959年生，父母是职业农民，打5岁起，她便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农活。1978年经人介绍，和陶有道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两人都是打小便随着父母辈种地，自然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是马郢村一对普通的老人，也是一对传统的职业农民，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自己脚下的土地。随着马郢的发展，这对职业农民，也找到了自己的机遇。
袁萍，陶有道，马郢村中一对普通的老人，他们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自己脚下的土地。
图为 袁萍在红色茶舍留影
1959年出生的袁萍，从五岁起就承担起了放牛赚工分的家庭重担。父母作为职业农民，很难承担起家里六个孩子的开支，作为家中较大的孩子，袁萍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开启了种地供养弟弟妹妹的生涯。但是那个时候的艰苦日子并未因为多了一个劳动力而得到改善，种再多的地也只能是“饿不死人”，想到达到温饱还是存在着差距。那个时候的袁萍，只能中午吃一顿饭，早晚不吃，这样的苦日子过了十几年，到1978年经人介绍，袁萍和陶有道组成新家庭，开始了自己的小日子，后来在包产到户的政策下，生活也逐渐实现了温饱，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陶有道的童年经历和袁萍相差无几，两人都是从小种地，这使得他们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两人共种植六七十亩土地，从一开始的交粮食税到直接向国家交钱再到后来取消粮食征税；农作物也从之前的麦子、油菜轮流播种到水稻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品种也是国家大力推广的杂交稻，由原来的亩产200斤到亩产1000斤，粮食产量实现了质的飞跃；肥料也由以前的农家肥、臭肥变成了化肥、尿素等，这些措施多管齐下，一方面降低了种地的成本，一方面提高了种地的收入。按理来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会大大增加，但是现实却大相径庭。
据袁萍说，在田地到户以后，大家能吃饱了，但是种地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一亩土地的种植成本是一千多，但是收入也只能“赚够吃的”。尤其是袁萍和陶有道不忍心看到土地荒废，在种植自家土地的基础上，又承包了其他人的十几亩土地，而且因为是熟人，土地承包费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便种植了如此多的田地，他们依旧达不到富裕的生活水平。陶有道和袁萍所面临的困境可能也是其他农民目前存在的难题，即种植再多的土地，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想要靠种地大富大贵，是不太可能的。
图为 袁萍和她的新工作
但是陶有道和袁萍所在的马郢村又有自己的优势。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马郢村开发了众多项目，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比如在“马郢计划”下，袁萍家门口的路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袁萍也找到了工作——在村内当保洁，月收入二三千，并可以参与村里分红，得到一笔收入。而且村里还有老年人补贴等政策，保障每一位老人的生活。
图为 袁萍笑意盈盈地站在她美化后的“梦想之路”上
像袁萍和陶有道这样的职业农民在中国还有很多，他们除种地外如何提高自身收入，如何改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保障自身的老年生活？我想“马郢计划”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改善中国职业农民困境的窗口。
